庄子“绝圣弃知”

庄周先生继承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构建的救世社会模式竟然有“绝圣弃知”的主张。他在《庄子》外篇《胠箧》中侃侃而谈：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俪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庄子》这段议论的大意是，所以，灭绝圣人摒弃智慧，大盗就能中止；弃掷玉器毁坏珠宝，小的盗贼就会消失；焚烧符记破毁玺印，百姓就会朴实浑厚；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会没有争斗；尽毁天下的圣人之法，才可以对老百姓议论道德。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们原有的智巧。因此说：“最大的智巧就好像是笨拙一样。”削除曾参、史蝤的忠孝，钳住杨朱、墨翟善辩的嘴巴，摒弃仁义，天下人的德行方才能混同而齐一。人人都保有原本的视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毁坏；人人都保有原本的听觉，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忧患；人人都保有原本的智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迷惑；人人都保有原本的禀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邪恶。那曾参、史蝤、杨朱、墨翟、师旷、工倕和离朱，都外露并炫耀自己的德行，而且用来迷乱天下之人，这就是圣治之法没有用处的原因。

“绝圣弃知”节选《庄子·胠箧》篇。文章旨在宣扬老子“绝圣弃智”的思想。圣人为什么要灭绝？智慧为什么要摒弃？作者开篇即用事物类比法进行了深刻的论辩。他以箧（箱）、囊（袋）、匮（柜）喻天下国家，以摄缄滕（扎紧绳索）、固扃谲（加固门闩和锁钥）喻圣智之法，又以巨盗“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背着柜子、举着箱子、扛着袋子而逃）喻田成子之流不但盗取了国家，连“圣智之法”也一并偷窃了去。以小喻大，深刻地揭示和抨击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黑暗现实。

庄子认为：既然是圣人的过失导致了大盗的出现，那么要根除大盗，莫若绝弃圣人；既然是统治者推崇心智导致了天下大乱，那么要平治天下，莫若绝弃智慧。所以，庄子主张“绝圣弃智”。

“绝圣”所指的圣人，即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治天下之术的设计者。

“弃知（智）”的知，指人后天发展起来的心智，例如曾参、史蝤的品行，杨朱、墨翟的理论，师旷、离朱的聪明，工倕的技巧，等等。在庄子看来，人后天发展起来的心智，是支离破碎的“小智”，而人的自然心智看起来似乎比后天发展起来的心智愚钝，但出自天然，是完美无缺的，故谓之“大智”。

庄子是说有智慧的人，智慧不可外露。有智慧的人，要超越智慧才行。

“绝圣弃知”，就是绝弃治天下之术的设计者，绝弃人后天发展起来的心智或智慧。庄子的这一主张，是他们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庄子提出这一主张的根据是，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异化了。人们千辛万苦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非但没有带来幸福和自由，反倒异化为戴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

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智慧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也使文明社会产生无量的罪恶，那么智慧要如何使用，值得人类自省。

人类在认识和利用大自然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从结绳记事到发明文字，人类在哲学、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化水平得到了充分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水平虽然普遍提高了，但群体意识相对降低了。现代文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但人们却没有相应地开放自己的心灵。这一切都是困扰人类的难题。当然解决这些难题不能采用庄子的“绝圣弃知”，不能因噎废食。出路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更要重视改造社会，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保持人和自然界的和谐。

对于旧世界，庄子和老子一样，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庄子进一步以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对旧的统治者也是充满了愤激之情，以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然而庄周在思想方面，发展了老子消极的一面，把过去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都看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主张“绝圣弃智”回到“愚而朴”的蒙昧时代去。这是他思想消极的一面。

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其中不少批注是他发挥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处针对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境”的构想，即是联系《庄子》“绝圣弃智”思想来评说。

《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泡尔生认为消除了一切罪恶，所谓善行也就同时湮没了。因为没有了恶，也就没有善。那么，人类历史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了。

毛泽东读至此，发挥自己的见解批注道：“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青年毛泽东认为这种纯粹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之说，是不存在的，除非仙境。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所谓“大同之说”，是儒家所宣扬的一种社会理想。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泡尔生在文中接着描述道：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这段描述是作者对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境”的构想，它与儒家所宣扬的大同之说的社会理想，如出一辙，颇为相似。

青年毛泽东读到这些新颖的观点，跟中国传统思想作对比，自然联想到老庄的说教，他在批注中写道：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

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5页）

这里提到的“绝圣弃智”，是老庄并提，也就是庄子继承和宣扬老子的这个思想。在庄子面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社会现实，面对“仁义”成为窃国的帮凶、“礼法”成为治民的工具，无奈之下，只好眷恋起老子“小国寡民”的自由平等的原始社会，希望返璞归真，回归人类原始状态，没有争斗，没有罪恶的大同社会。当然，这种“大同之境”实际上是倒退，“徒为”而已，是行不通的。

青年毛泽东此时（1917—1918）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以所学，对老庄“绝圣弃智”的社会理想持批判态度，认为孔子的“大同社会”、老子庄子的“绝圣弃智”以及陶渊明的“世外桃源”，都不过“徒为理想之社会”“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这为他以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确确立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实在是最好的思想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