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战争是敌我高强度劳苦竞争。谁能保持旺盛的精力，谁能保持旺盛的体力，谁能保持旺盛的智力，谁就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任何一位高明的指挥员，都懂得要使己方精神饱满，精力充沛，要使敌方精神不振，精力贫乏。

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著作中写道：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08页）

毛泽东使用了源自《孙子兵法》的成语“以逸待劳”。

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每次敌军“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毛泽东指挥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牵引敌军在根据地的崇山峻岭水网泥沼里打圈子，在红军和民众坚壁清野袭扰游击中忍饥挨饿、惊恐万状，“围剿”军吃足了根据地的苦楚，敌我“强弱的对比”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时，强大的敌军变得“兵力疲劳，士气沮丧”，弱小的红军“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精神振奋，士气旺盛。

毛泽东引用“以佚（逸）待劳”这条孙子兵法成语，目的是为了清算反“围剿”战争中军事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路线，以阐明正确的积极的“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左”倾领导者指挥作战，不懂得用兵的一些基本道理，盲目强调死打硬拼的“消耗战”，僵化于不顾装备低劣而被动挨打的阵地战，愚昧于部队得不到休整的疲劳战。

自古至今，兵学家都懂得“以逸待劳”是部队的养精蓄锐，是提高战斗力。《十一家注孙子》中，各家注“以逸待劳”，都着重于理解和阐述这个军事思想。如杜佑注曰：“以我之闲佚，待彼之疲劳……此理人力者也。”梅尧臣注曰：“无困竭人力以自弊。”王皙注曰：“以余制不足，善治力也。”张预注曰：“佚以待劳……此所谓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逸者，是治己之力；劳者，是困人之力。此四人都注意到“以逸待劳”与保持己力、消损敌力的作用。

在毛泽东所指挥的无数次战役战斗中，十分注意部队的休整休息，“以逸待劳”几乎成为一条铁则，千方百计实行之。查阅毛泽东那数以千计的作战电报，许多次都告诫各级指挥员利用两次作战的间隙休整部队，即使在险象环生最为紧张的反“围剿”战争和万里长征路上，一旦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也都是想办法隐蔽自己，让部队险中求安，闹中取静，休整数日，以利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