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见过《读孙子杂记》

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于1919年5月，在《国故》期刊第三期上，发表了《读孙子杂记》的长篇学术论文。该文按《孙子》十三篇的顺序，选择《孙子》原文六十余句，逐一校勘注释。文中引证古代典籍甚多，尤以先秦古籍和兵家著作为最。《读孙子杂记》写作期间，正逢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前后。毛泽东是否了解此事，已无从知道。论文发表后，应该说毛泽东有读到它的机会和条件，其理由是：

毛泽东在1919年5月前后，与易培基交往甚多，过从甚密。二人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担任湖南一师本科一部三年级八班的国文教员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前文已经提到，袁仲谦曾在1913年年底上国文课时，讲授过魏源的《孙子集注序》；而新来的国文课老师三年后发表了《读孙子杂记》，这种文化氛围难说对毛泽东没有影响。1919年4月，毛泽东任修业小学的历史课教员。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易培基老师的论文恰巧登在5月份出版的第三期《国故》上。毛泽东与易培基并肩投入爱国运动，5月27日的湖南“学联”成立大会，以后的学生罢课和教师罢教，6月7日省教育会的罢课快电，7月9日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11月16日湖南学联发出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宣言……两人并肩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从结识至1924年易培基经毛泽东等人推荐为孙中山元帅府高级顾问，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二人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他们是师生，是文友，也是朋友。易培基研究《孙子兵法》，写作和发表《读孙子杂记》，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还有一个背景情况值得注意。易培基的前任校长孔昭绶，主张学生要学点军事，在校内组织了“学生志愿军”，编为一个营两个连，毛泽东任一连上士（即连长）。“学生志愿军”除在课内学习军事常识外，还在课外进行军训，学习基本的军事技能。学校制定的“学生志愿军”宗旨是：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这是否是促使国文老师易培基撰写《读孙子杂记》的背景和动因呢？如果易毛师生在一起“研究军事学术”，难道他们不讨论这篇刚刚写作、发表的重头“军事学术”文章吗？须知，易培基的杂记，在民国初年的“孙子学”论文中，可谓凤毛麟角之作。直到今天，仍然有其学术地位和价值。

结论还是那句话：毛泽东有见到《读孙子杂记》的机会和条件。我们只能依据“已知”做些合理的推论推测，录以备考。目前，还只能说它是接触《孙子》的线索。确定的结论，还有待于新材料新证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