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纣之恶，未有如此之甚也

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鲁笳四个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10天之前，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这三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谈到商纣王，毛泽东说：

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像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坏人。太过分了。连孟夫子也为他抱不平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如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陶鲁笳：《毛泽东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论语》原文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引《论语》内容，虽然与原文在字面上略有出入，但大体意思是相同的。

其中“桀纣之恶”句，桀指夏桀，夏朝的亡国之君。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认为，夏桀王、商纣王都是暴君，皆暴虐无道，因为他们均是亡国之主。所谓“武王伐纣”，几乎成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代名词。是大快人心，没有谁会替商纣王说好话的。毛泽东则认为：“桀纣之恶，未有如此之甚也”，桀王、纣王虽然可恶，但还没有像传说的那么厉害。

显然，毛泽东这里借用《论语》的话，在为商纣王翻案。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他实事求是地评价商纣王说：纣王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到纣王头上了。似乎他什么好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善辩，能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

毛泽东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问题，一贯主张一分为二的观点。这里他既指出纣王的缺点，同时也肯定纣王的优点。接着毛泽东列举史实来说明纣王的“能武能文”。他说：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几次对东夷用兵，得了些胜利，但没有打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侵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尚武重文，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又说，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交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毛泽东所说纣王用兵东夷，打了大胜仗，并“经营东南”有功，明显是受郭沫若考证的影响，其论断基本上与郭沫若是一致的。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里写道：“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郭沫若还说，商朝亡国，周武王出兵而来，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又称朝歌）之战中，“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把殷纣王当成“混世魔王”，“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

毛泽东总结纣王亡国的教训时说，一是对周文王、周武王完全丧失了警惕性。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走了。纣王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绝境。一是纣王不会做俘虏工作，把大量战俘集中于京城附近；当周武王率领的大军距商都70里的地方，商王才得到消息，开始讨论应敌的对策。这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得把大量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战俘纷纷起义，掉转矛头，配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遂登鹿台自焚而死。纣王宁死不降，亦不失英雄气概。

这次，毛泽东是借《论语》中子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的话，作为重新评价商纣王的切入点。又在郭沫若考证材料的基础上，对商纣王做出比较客观的全新的评价，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思想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