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速则不达，不如慢一点

1965年初春，国家计委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正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计划。对计划中提出的一些宏伟目标，周恩来感到此事关系重大，需要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指定由负责这项工作的余秋里去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

6月12日，余秋里带领编制组去了杭州。听了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后，毛泽东说道：

“基本建设投资太多，指标也定得过高。五年投资要从1080亿元压缩到800亿—900亿。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留点余地给老百姓。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在探索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期后，中央确定，从1963年起，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样，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到1966年。

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5年调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协调，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率都有所提高。1965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这时正是国家计委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鉴于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制订“三五”计划时，要改变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农业，主要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但6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趋加紧。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认真听取和审阅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毛泽东首先从备战问题考虑，虽说大规模的战略后方（三线）建设已开始，毛泽东指出，三线建设也要压缩，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

毛泽东坚持定计划要留有余地。要留点余地给老百姓，这是个原则问题。特别指出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这里显然毛泽东是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头几年的“大跃进”就是急躁冒进，就是欲速则不达。

从毛泽东审阅“三五”计划的一些意见看，毛泽东这时主张发展是求稳、求慢，发展重点侧重于农业和备战需要；反对计划指标高、速度快、战线长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家计委对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次进行了修改。

“欲速则不达”，这是孔子的警告！大至文化教育和经济计划，小至练习书法和看病吃药，毛泽东都重视这个警告，他很懂“速”与“达”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