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子路和冉有不一样

《论语·先进篇》第二十二章：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冉有和公西华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前542—前480年），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春秋末期鲁国之卞（今山东泗水县东）人。冉有（前522—？），姓冉名求，字子有，亦称冉子，鲁国人。公西华（前509—？），姓公西，名赤，字子华，亦称公西华，鲁国人。

本章大意是：

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怎么能听到就随便去做呢？”

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听到就去做。”

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就去做吗，您回答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就去做吗，您说听到了就去做。我有些被弄糊涂了，冒昧地来请教。”

孔子说：“冉求做事往往退缩不前，所以我鼓励他大胆去做；仲由好勇过人，所以我要抑制他慎重做事。”

本章记述了孔子在教学活动中，善于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施行教育，也就是所谓“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进行教学。“由也兼人”，由，指仲由，即子路。兼人，兼有两个人的胆量。是说子路遇事鲁莽，所以当他提出“闻斯行诸”，孔子就用抑制的办法“退之”，说有父兄在，怎么能立即去做呢？而冉有提出同一问题时，因冉有平时遇事退缩，孔子就用鼓励的方法“进之”，说“听到了就立即去做”。对于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回答，这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的生动体现，对今天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同样，孔子在答复别人“问仁”“问孝”“问政”“问学”时，常常因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形，做出不同的回答。如《论语·为政》篇记载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四人“问孝”，孔子的回答因人各不相同。宋朝程子注释说：“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孔子对不同的人提出的同一“问孝”问题，都予以不同的解答，这种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反映了孔子对认识和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教育有深远影响。

毛泽东对孔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方法十分赞赏。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作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孔子办学有弟子三千，诚如毛泽东所说，“程度不齐是事实”，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

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办法。即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进行教育。

孔子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的教学。这点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受其影响，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学校的教学方法时，他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教员要根据学生的要求来教学。这是坚持以受教育者为本位，是教育工作中应当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毛泽东所讲的这点，正是中国的教育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端。即中国的教育是以教育者为本位的，即以教师等施教者为中心，教师讲课的好坏是以同行听课的效果来判断的，教学的内容则主要是以施教者认为是否有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一个教学方法，即他主张“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也可以看作七分学三分教，教学相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当好先生，首先要先当学生。作为一个老师，除了书本知识课堂教学之外，还要求做到深入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做他们的朋友，了解他们的性格和要求，了解他们的历史，以及各自的特长和弱项，从而按照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教诲。孔子就是很了解他的学生的，他对子路和冉有两位学生的性格、思想、做派就了如指掌。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谈到教育工作问题时，是十分注意因材施教的，他一向反对“八股式”的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方法。现代教学提倡尊重学生个性。不可否认，现在许多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尊重学生个性，使学生成为无个性的机械人。因此，毛泽东对“因材施教”的看法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