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与《孟子》经

（品读史之二）

随着时光的流逝，孟子的知识也在不断增进。为了加深对儒学的理解，他决定离开学宫，直接向孔门求教。孟子大约在十五六岁时去鲁国。“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即接受了子思弟子的教育，系统地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子思为一代大儒，孔子之孙。名叫孔伋，又名子思，已去世。如今他的学生在曲阜城南讲学，孟子登门拜访，便入子思一系的儒学之门，开始接受更系统的儒家教育。故后人以“思孟”并称，除这种师承关系外，从思想倾向看，孟子与子思确实有诸多的相近之处。

不过，孟子虽然受学于子思之门，但其志向并不仅仅是做子思的再传弟子，而是进一步上承孔子，他以自学的方式继承了发展了孔子思想。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在《孟子》一书中，引述和赞美孔子的言论几乎随处可见。他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效法孔子。尽管由于时代的前后悬隔，孟子未能直接亲炙孔子，但却始终以孔子的“私淑”后学自居。孟子自己曾经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

学业的长进，使孟子名声大震，他周游列国，聚众讲学，推行为政之道，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并有了立功立言的观念。他一生著书七篇，编为《孟子》一书。

毛泽东何时开始读《孟子》一书呢？

他到孟子的出生地是在1920年，那时他已是27岁的年轻人。毛泽东读《孟子》一书，时间要比这早得多，要往前推20年。

早年，约1900年前后，毛泽东七八岁的时候，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附近南岸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时，开始读的是《三字经》，而后是《论语》《孟子》。后转到关公桥等私塾就读，继续攻读“四书五经”。少年毛泽东在韶山，先后念了六年私塾，后来他概括为“学了六年孔夫子”。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还追忆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背得，可是不懂。”

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五经”，是指《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

1913年夏，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翌年春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中，曾记录有关《孟子》的话：

《孟子》经

睊睊胥谗，睊睊，侧目貌。

流连荒亡，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苛，可也，苛矣富人。

思戢用光，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国家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4页）

上述内容，见《孟子·梁惠王下》。

我国旧时书籍的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此处的“经”字，及《讲堂录》后面“子”，“集”字，明显表示毛泽东或其老师把《孟子》归入经类。

《孟子》一书，在汉代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更下令将《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传》《榖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这可能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

毛泽东在记录《孟子》原文的同时，还带有注释。如“睊睊胥谗”句，毛泽东注释，睊睊，侧目貌。即因愤恨而侧目相视的样子。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做人和治学的随感，读书札记，内容十分庞杂。这一部分，原件并没有标明具体时间，经考证，大约作于1913年10月至12月期间。

毛泽东还在《讲堂录》中记录了《孟子·梁惠王下》摘句并注：

干戈戚扬。戚，斧。扬，钺也。

残贼，贼仁者谓之贼，责义者谓之残。

镒，二十两也。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6页）

这段摘录中，除“责义者谓之残”句中，“责”，《孟子》原文为“贼”。其他均与《孟子》原文相同。

由此可见，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熟读“四书五经”，对《论语》《孟子》这些儒学经典，更是耳熟能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深深地融入青少年毛泽东的血液中。从他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期留下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1917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刊物上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在《伦理学原理》一书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如“良能”“良知”“尽心”“知性”以及“养吾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尽管毛泽东对这些经书不感兴趣，但由于他能背诵如流，这使他受益匪浅，并使他对历史遗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有增无减，到老不衰。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文化遗产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是延安时期的作品，还是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对于孔子、孟子，不论是褒，是贬，是扬，是抑，这种对先贤的倾慕情结，都让他一生难以释怀。即便是日后成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新中国的领袖，当他外出视察工作时，邻近圣人的发祥地，也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迈进这昔日的邹鲁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