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突不得黔”

毛泽东首次拿墨子说事，是1939年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再次引墨子说事，则是在1957年全党整风当中。这次，毛泽东把墨子、孔子等人作为古人“好大喜功”的例证举了出来。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总是告诫全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要大意轻敌，不要腐化堕落，不要丧失斗志。

在延安整风时期，他看到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此文对警惕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保持革命斗志十分重要，立即印发，作为整风必读文件。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了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被概括为“两个务必”的光荣传统。

在进入北京时，他又提醒自己和全党，防止胜利冲昏头脑，“决不当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他小心谨慎，强调向苏联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出来后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经过专门班子研究后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认为工业每年增长20%、农业每年增长7%的速度过高过快。建议工业每年增长14%～15%为宜，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注意克服冒进情绪、局部观点和依赖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毛泽东不满足，决心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希望比苏联搞得好一些、快一些。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行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较快完成，党内也逐渐滋生骄傲情绪和主观主义作风。

1957年上半年全党整风时，党外人士曾尖锐批评共产党有骄傲自满情绪。张奚若指出：这种骄傲自满情绪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批评说：共产党“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罗隆基则说：1956年以来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冒进。

对这些逆耳之言，毛泽东不仅没有认为是“忠言”“良药”，以此引起自己的警惕、自戒，反而视为右派言论，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多次批驳。

195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好大喜功”，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毛泽东在论证“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观点时，举出大禹、孔子和墨子三人的例子，而墨子好大喜功的表现是“突不得黔”。1939年，毛泽东是同时点到禹、孔、墨三人，这次又是同时点到这三位古人。

墨子“突不得黔”这话，出自成语典故“孔席墨突”。孔，指孔丘；席，座席。墨，指墨翟；突，灶突，即烟囱。意思是说孔子、墨子周游列国，奔走道路，四处游说，诸侯莫用，所居座席未暖，灶突未黑，即已离去投奔他处。形容忙于世事，各处奔波，急于事功。语本汉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惶惶，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淮南子·修务训》则载称：“孔子无黔突，墨于无暖席。”孔墨事迹颠倒错位。唐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说法与班固同。

“突不得黔”是形容墨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到一处连烟囱也不及熏黑，不能久留，就急忙奔下一站。

毛泽东反驳“好大喜功”批评的这些话，抽象地讲，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虽然不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却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头脑发热的结果是走向反面，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损失。这是沉痛的教训！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在胜利面前，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未能吸取斯大林的这一教训。他过于自信了，不谨慎了，总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他本人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党内外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却在1957年前后就有所觉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胜利之时召开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为毛泽东代拟的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

“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在八大的讲坛上发出的这一番话应当说是很及时的，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但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真理虽然在一般的党员和群众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真理在取得伟大胜利之时的意义。

“成绩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虽然能认识到成绩具有两重性，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成绩带来的消极作用。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是他发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错误运动的重要思想原因。

把墨子“突不得黔”解释为“急功近利”，虽然不能说是曲解墨子，但是用墨子“突不得黔”证明不接受“好大喜功”批评则显然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把“好大喜功”分为两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与“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同时承认“主观主义也是有的”，那么就应该冷静地分析一下，自己的“好大喜功”是哪一种，不可轻易肯定是“正确的”一种，结果真的成了“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自信成了盲目的自信，功也被过取而代之。

不过，这不妨碍墨子在毛泽东的思想视野里，还是一位忙忙碌碌急于事功的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