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儒法两家的建立社会秩序方案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可二者也在巩固封建秩序方面走向融合，作用互补。毛泽东为《读通鉴论》作批语，也关注到儒法互补。

据司马迁《资治通鉴》记载：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招纳文士，辩论儒、佛义蕴，议定“五礼”，合著《通史》。又汇通佛、儒、道三教，创立“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皆源于佛教，并附属于佛教。因此主张尊儒崇佛，三教并用。他还早晚去寺庙拜谒、讲经、吃素，甚至三次舍身出家到东泰寺当和尚，骗取臣民同情，群臣花钱重金才把他赎回。在政治上，梁武帝任意扩充文武班子，纵容宗室权臣贪污聚敛胡作非为，以严刑苛法镇压民众。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贿赂，欺罔视听，远近愤疾，但因善于阿谀，仍被信任重用达三十五年之久。后来，侯景起兵发动叛乱，就是以清除朱异为借口的。梁武帝智穷力竭，困饿而死。

对于《资治通鉴》上述记载，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从佛道与法家关系的角度展开评论，他说：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王夫之研究佛家、道家与法家的关系，认为历史上标榜以佛老之学治天下者，其实际作派仍是申不害、商鞅、韩非等“刑名之学”之所为。他形象地比喻说：“佛老”与“申韩”的关系，犹如“鼙鼓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佞佛虚静无事的君王无计可施之时，只能依靠“法”来“督责天下”，以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王夫之强调“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君主只有重用酷吏，才能心不操而自逸。所以王夫之的结论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

王夫之的思想也并非“异军突起”，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

早在西汉时期，孝文帝刘恒表面上推崇道家的“清静无为”，实际上却喜欢法家的“刑名之言”，并任命研习“刑名之术”的晁错为太子家令。

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就把老庄和申韩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只是那时佛教还未传入中国，故还不可能“佛老”（即佛道）并称。

毛泽东读了王夫之的这段评论，受“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一语的启发，提笔进一步批注道：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王夫之讲佛老（佛家、道家）与法家的关系，毛泽东则讲孔孟（儒家）与法家的关系。“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显然是毛泽东对王夫之观点的发挥，“亦必”二字证明了他的批语与王夫之评论用语的递进关系。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提倡佛老之术，还是尊崇孔孟之道，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之说，佛老、孔孟与申韩之间，有时形式上对立，其实是殊途同归，兼容互补。

更长远地看历史，更广泛地看问题，毛泽东“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这个结论，也是他阅读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思想史时，概括的一条治国治世规律，这是一句包含众多历史内容又非常深刻的话。

前引毛泽东所说“儒非徒柔也”，儒家亦有刚烈的一面。

拿儒学的开创者孔子本人来说，齐国人就评论“孔子为政必霸”！（《史记·孔子世家》）如果孔子真的当政起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孔子杀少正卯、坠三都，已见端倪。孔子之后，董仲舒首劝汉武帝杀骨肉大臣，王阳明、曾国藩皆用严厉的手段对待农民起义军，都说明中国历史上当政的儒生，其所作所为与平生学术旨趣颇有差异。在封建社会，仁恕之道不可不讲，但当政者要成就一番事业，不出以法家手段自然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之基调，实乃阳儒阴法，王霸并用。两汉以降，人主即假崇儒之名，又取法家术治之道，行专制之实。“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语），上下皆以申韩之法为衡，法治之学大行其道。

孟子曾经力倡尊王贱霸扬儒抑法，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孟子·梁惠王上》）。宣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认为“管仲以其君霸”，“不足为与”（《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这一观点得到朱熹的全面继承与发挥，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实行的是王道政治，社会充满光明，而“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实行的是霸道政治，社会一片黑暗。南宋学者陈亮激烈反对朱说，认为它“不能使人心服”。指出如“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驾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三代至汉唐之历史则“成一大空阙”，“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又甲辰秋书》）认为霸者亦是“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之力量，其功绩足以与王者事业相匹配。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霸道“固本于王道”，王道中亦夹杂霸道，因此应“王霸并用”。陈亮实质上也否定了孟子的尊王贱霸说。

从总体上说，孔孟、佛老与申韩之学是兼容互补同舟共济的。对于世道人心之关注，对于治乱兴废之补益，对于封建秩序之巩固，其作用可谓殊途同归。佛、儒、道、法之间的壁垒并不像后起学者说的那么分明，在归于“治”这一点上，许多见解不谋而合，那些不合的地方又在对立中补充着。法家的治术虽然切于事情，但是孔孟、佛老行仁用柔那一套与之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支撑社会平衡合理，这比单纯用李斯、韩非、秦始皇那一套急、暴、专、滥的主张公正而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