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原 典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意 译

孔子说：“统治者自身正直，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自然会执行；统治者自身行为不正，即使发号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季康子担忧盗窃盛行，便向孔子求教治理的办法。孔子回答说：“假如你自己不贪图财利，那么即使你进行奖励，也不会有人去做偷窃之事。”

处 世 智 慧

鲁国闹盗贼，执政大夫季康子找到孔子，请教对付盗贼的办法。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您自己不贪图钱财，就是奖赏盗窃行为，也没人去当盗贼。

不久，季康子又找到孔子讨论为政问题。他问：“假如我通过杀掉那些不讲道义的家伙来端正社会风气，您认为如何？”孔子摇摇头，说：“您治理国家，为什么一定非用杀人的办法呢？您有心为善，百姓就会跟着做好事。执政者的言行举止就像是风，老百姓的表现就像是草，风吹过来，草一定顺着倒下去。”

上述两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自身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民众也会走上正道；统治者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照着做。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儒家一向提倡先修身再治国，要管理好别人，先端正自己。

宋代名臣包拯，一生为官清廉、大公无私，被老百姓称为“包青天”。但是宋朝不像现在的法制社会，虽有监督机制却形同虚设，官场上的蝇营狗苟之事层出不穷。加上中国有重礼仪和重人情的传统，所以官场上的礼尚往来极其平常。

但包公严于律己，从不收受人情礼物。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公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州，端砚享誉天下，文人墨客视为至宝，朝廷列为“贡品”。到任后，他听砚工反映，往年州县官吏，往往在贡砚之外加征端砚，用来贿赂朝廷权贵。广大砚工不堪重负，有苦难言。包公决心兴利除弊。他严令各地州县官吏收“贡砚”时不准加码，违者严惩不贷。包公以身作则，在任期间不曾用过一台端砚，离任时老百姓为表示感谢，偷偷在船头放一砚，包公发现之后将其送回。

包拯不仅不收受老百姓和求他办事者的礼物，还以身作则开官场廉政新风，这也是他铁面无私的保证，他不收礼，所以不循任何人的私情。据史书记载，他60岁生日时，皇上念其为朝廷出力，日夜操劳，要为他做寿，作为臣子的他只好遵命，但他吩咐儿子包贵概不收礼。可没想到第一份贺礼就是皇上送的，这下包贵不知所措，皇礼不敢不收，父命又不能违背。万般无奈，只好请皇宫的太监写明送礼理由，太监当即作诗一首：“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礼不通。”包公看后也当即回写一首：“铁面无私丹心忠，为官最怕叨念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最后还是没有收下皇礼。皇上看到包拯的回诗，感慨万端，遂将其宣读于文武百官，一时官场风气大变，皇亲国戚不敢再胡作非为，贪赃枉法者也再不敢猖獗。

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一种管理模式能否有效运行，与管理者本身的言行有很大关系。管理者以身作则，员工自然心悦诚服，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都会增加。

金鱼缸一般都是透明的玻璃器皿，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一目了然地观察到玻璃缸中金鱼的活动情况。“金鱼缸”式管理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透明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是日本最佳电器株式会社社长北田光男精心创造的。

北田光男建立这个管理方式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求从总经理到每位员工，人人注重节俭而操守清廉。他认为管理一个企业就像喂金鱼缸里的鱼一样，要注意量的把握，一次不能喂太多，不然金鱼不能消化。二是增加企业管理的透明度，重点放在公开各级经营管理者的金钱收入上。企业领导者的收入和费用报销都以各种公开方式向职员展示，职工对企业领导者的开销进行监督。

北田光男作为公司管理者，以身作则，从不揩公司的油。他每星期和其他员工一样工作6天，周日也很少出去玩。他自己的娱乐，每年只有一次，即利用年假陪妻子到世界各地旅行，但是一切费用绝不用公款，全部自费。北田光男曾经公开说过：“员工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当老板的人，一举一动，员工们都看在眼里。你如果用公司的钱花天酒地，员工知道后，就一定会瞧不起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要求他们努力工作、操守清廉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这种鱼缸式的透明管理制度，对企业的管理者也是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职员可以从这个透明的鱼缸中看到经营管理者的开销，使得管理者不敢假公济私，同时职员对经营管理者的开销做到心中有数，也能使得他们对公司的管理更加信赖，同时也促使他们更好地为公司积极服务。

所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上不尊，下边自然容易乱套。想要下属、群众行正道，为上者必先作出表率，上行下效，即使管理者不天天号召，下边人自然也会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