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大诗人为什么诞生在“蛮荒”之地

《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是《陈风·株林》，这是写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导致陈灵公被夏姬之子夏南（夏征舒）所杀，这件事发生在周定王八年（前599）。从这年距离屈原诞生（约前340），中间相隔近300年，在中国诗坛上这段时间一片空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时值春秋（前770—前476）后期到战国（前475—前221）后期，这时的士人忙于到处鼓舌游说，百家争鸣，无心顾及诗歌创作。当时周王室衰微，无力派采诗官去各地采风，各诸侯国则忙于你争我夺，一心称霸称雄，无心派人在国内采风。总之，当时文士只热衷发表政治见解，发表治国方略，无心写诗；民间即使有歌谣也无人采集，终归湮没无闻。

战国时，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已成为政治制度较完善的军事大国，而东方的齐国经济发达，威王、宣王又优礼聘请各国的贤士学者，当时的著名学者聚集于齐国，居于稷下城，各派学者在此著书讲学，形成了著名的百家争鸣，齐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其他中原各国也各有优势。而楚国则处于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当时不仅中原各国把楚国看作蛮夷之国，就是楚国国君自己也承认是蛮夷之国，楚武王三十五年曾对随人说：“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可是中国的第一位大诗人，不出在齐国，不出在秦国，也不出在中原其他四国，偏偏出在这“蛮夷”之邦楚国，这是什么原因？

先说楚国以外的六国出不了大诗人的原因。首先，当时六国的士人热衷于到处游说，一旦主张被哪一国的国君采用，就可位列上卿，施展才能，实现主张。他们治国的主张，无非是王道、霸道，仁政、法治，后期还有合纵连横。他们热衷于争鸣，但争论的内容都离不开对治国的主张与基本的世界观。当时的“显学”是儒、墨、法，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世界观各不相同，但对诗歌不重视则是一致的，儒家虽然学《诗经》，但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写诗，没有把《诗经》当文学作品来读，而是为了从中揣摩为政之道。其次，“显学”的门徒，为人处世都很实际，不允许有想象与幻想，“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诗歌偏偏需要奇突的想象，要有神话世界。再说当时的“显学”都主张克制自己，抑制人性，要求合乎礼合乎法，而诗歌恰恰需要高扬人性，具有鲜明的个性，因为只有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诗才具有震慑读者心灵的魅力。人性受到压制，个性的泯灭，必然带来了诗的泯灭。另外，《诗》在这时已被奉为经典，是儒家“六经”之首，被用于神圣的宗教祭祀，还用作特殊的言谈交往工具，“不学诗何以言”，特别是在外交场合，说话时都要引几句诗，为自己的意见找有力的根据，同时也显示自己的水平。《诗》成了真理的依据、道德的楷模，成为从政的规范、生活的指南、士人学习的教科书，唯独忽略了它的文学性。既然是“经典”，那就十分神圣，至高无上，无人可以企及，当时的人们都只有引用的资格，没有创作的权利。因此两百多年来，不见有新诗出现。由于这种种原因，在楚国以外的六国产生不了诗，更产生不了大诗人。

再说楚国的情况。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江、汉流域一带是各种族杂处之地，由于各种族间的文明程度不同，而且民风民情与文化都与黄河流域迥异，因此被黄河流域的各部落视为异类，以“蛮夷”目之。然而在西周初年，芈姓氏族崛起，周成王时，其后人熊绎受封于楚蛮，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始立为国。一代代筚路蓝缕，辟土开疆，至春秋时，已兼并了长江流域中部的许多邦国。熊通自立为武王，势力向中原扩展，开濮地，与中原抗衡。其子文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已相当强盛，“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楚庄王时，已不甘心独霸南方，他窥视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曾陈兵周郊，问鼎于周室。至战国时，楚国东灭吴越，西抵汉中，成为在战国诸雄中，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当时的国力而论，楚国也有统一全国的可能，但最后却为秦所灭。楚亡后，楚国民心不服，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后来楚地的反秦起义最终推翻了秦王朝，项羽、刘邦都是楚地起义军的首领。汉王朝建立，可以说是楚人的胜利，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融汇，形成了“汉族”。

楚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各族杂处，由多种文化相互影响，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江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生存条件优于北方。当时楚国的居民，被北方人称为“蛮夷”，没有北方那种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也没有严格的礼教，因此对人性压制较少。楚地的宗教习俗也与中原不同，是“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巫文化发达，有很多超现实的想象，神可以具有人性，人神可以往来，还可以恋爱，给楚文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各部族的融会，也给楚文化增添了活力。同时，楚文化也吸收了中原文化。这构成了楚文化在人性上较少受到压制，较为宽松自由，能够拥有极为广阔的想象天地；在文化上，既有楚地本土各部族的相互交融，又有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多种文化互相影响，以至融合而形成楚文化，因此更显得丰富多彩。我想正是这种种原因，才致使先秦时中国诗的高峰——中国的第一位大诗人出现在被中原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

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楚国人，是楚王的同姓贵族。楚武王的一个儿子名瑕封在屈地，称屈瑕，其后代子孙便以屈为氏。另外还有景氏、昭氏。屈、景、昭为楚国三大家族，合称为“三户”或“三闾”。楚国设三闾大夫，管理王族，据说屈原曾任此职。据《史记》记载，屈原年轻时，颇得怀王信任，官至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成为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

当时，楚国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危机四伏。在屈原看来，这种政治危机是由于楚国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造成的，他们对内争权夺利，唯利是图，求索不厌，贪图享乐，不求进取，排挤正人，任用宵小；对外则屈服于强秦，苟且偷安。因此，楚国政治日益败坏，国势日渐衰微。屈原一心要革新楚国政治，使楚国强盛起来，能够完成统一六国的使命。

后有上官大夫妒忌他，在怀王面前进谗，“王怒而疏平”。在外交上，怀王受秦使张仪之骗，破坏了屈原奉行的联齐抗秦政策，与齐绝交，从此孤立无援，深受秦国欺压，结果怀王受诱骗入秦，死在秦国。怀王入秦后，其子顷襄王继位，任命他的弟弟亲秦派子兰为令尹（相当于宰相）。第七年，竟与秦国联姻，以求苟安。屈原对此持反对态度，并斥责子兰对其父怀王屈辱而死于秦国负有责任。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流放屈原。

关于屈原的流放问题，有人说前后流放过两次，即怀王时一次、顷襄王时一次。但据《史记》记载，怀王听了上官大夫的谗言后，“王怒而疏平”，只是疏远不信任屈原，并未流放。在顷襄王时，由于上官大夫的进谗，“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屈原被疏被迁，原因有二：一则是楚国统治者腐败无能，得过且过，不图革新；二则是屈原的政治主张与当局不合，而屈原又生性耿直，缺少迂回周旋、从容应付的能力。凡是个性很强、诗人气质浓的人，必然要造成与环境的矛盾，互不相容。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功的诗人往往是失败的政治家，政治上的失败却造就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无不如此，李煜更是这样。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其中《怀沙》还全文引录。《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25篇，但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辑录的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共11篇）、《天问》、《九章》（共9篇）、《远游》、《卜居》、《渔父》，把《哀郢》、《怀沙》归入《九章》中，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宋朱熹《楚辞集注》从王逸。现代研究者多数认为《招魂》应遵从《史记》，为屈原作品，先师胡小石先生对此曾进行多方论证。《远游》、《卜居》、《渔父》3篇，现代的多数研究者认为非屈原之作。

《楚辞》是中国诗的另一个源头，跟《诗经》并无继承关系。当然，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屈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诗经》的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