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的追求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开始大鸣大放大辩论，礼堂里挂起了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当时社会开始混乱，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为了保护实验设备，这年秋天和初冬，我每天晚上都在仪器室睡觉。

“大串联”开始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想出去看看。但是，教师中有“资格”出去的人不多。我到11月16日才出去串联，我只希望到北京。我有幸再次见到毛主席，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没有想到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我在北京上学4年，每年至少有两次机会见到毛主席。每年的“五一”和“十一”，我都是天安门前的“标兵”，离城楼较近，上面的领导我都能清楚地看到。

1968年初，我被批斗了。

我心里盘算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只有两年余，受这点委屈也无所谓，那时我也只有35岁，今后的路还很长。然而，学校不上课，多数人闲着，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抓阶级斗争、闹革命。许多人闲着，但心里并不安宁，尤其是全区都处于“挖肃”时期。“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8年的后半年全区都搞挖“新内人党”运动，只要斗争需要，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怀疑是新内人党徒。然而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1969年中央“5·22”批示，把“新内人党”否定了，随之而来的是平反、落实政策、上访等等。学校又瘫痪了。对于我来说，总算松了一口气，再也听不到高音喇叭骂我的声音了。尽管学校还有“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群专指挥部”等等。但这些与大家无关，纯属虚设，徒有其名。从这时起我也逐渐有了点工作，我是学校的电工。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为学校安装彩灯是“文革”以来我的第一项工作。1970年初，工宣队突然通知我，让我去附小任课，当时我担任五（1）、五（2）班算术和六（1）、六（2）班英语老师。而伊盟师范复课是在1971年的冬天。当时招了中师15、16、17三个班。这些学生都是经过农村几年的劳动，大多是高中毕业生，经贫下中农推荐上来的。

重新登上讲台，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然而一种新的忧虑又产生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学校教育已经面目全非了。复课使教师重返讲台，稍微抬起点头，但是“臭老九”这顶帽子仍然萦绕在脑海中，很难重振当年教坛的雄威，每一个教师都在回味自己辛酸的经历，思绪万千。课堂的气氛已不像昔日那样自在、活跃，今天师范的教室里坐着的学生已经不是那十六七岁的孩子，而是有实践经验长了胡须的“老儿童”。他们有的已当了爸爸和妈妈，有的当过生产队长、大小队会计，甚至还有父母同上师范。在课堂上要先念“语录”，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念的课本越来越薄，基础文化课的门类实行“关、停、并、转”，物理、化学合并成一门叫“工业基础”，三本厚书变成一本薄薄的书，系统的理论变成支离破碎的东西。老师无法讲清楚，学生听得目瞪口呆。学生大量的时间用于劳动、生产实践和抓“纲”，读书没有时间，也不给学生那么多时间进行学习。因为人们认为“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越反动。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办学校呢?”教师们不能不开始思考。老师们厌恶这样的教学模式，但是也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地教，然而心里反复推敲着：

“读书无用，为什么还要读呢?”

“书读多了为什么会反动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读了很多的书，造了旧社会的反，没有他们的努力，亿万劳动者怎么能找到掌握自己命运的真理和武器呢?

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不也是读了前人许多的书，加上他们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才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吗?

多少个夜晚，我沉思过：这样教学生，只能使他们成为识字的蠢人。教师怎么能违心去愚弄学生呢?多少个夜晚，我在琢磨着，怎么冲破当今这种思想的束缚，为学生寻求一条求知的康庄大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力所能及的是，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来恢复知识的本来面目，加强科普宣传，扩大他们的眼界。当然，这样做，要付出我预想不到的代价和承受极大的风险。这些我都置之度外，我反复思量，我才40岁，有充沛的精力，有足够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于是我下决心冒险吧!

我给师范一个理化专业（23）班（1972—1973）教化学时，根据高中化学课本，精选材料，自编了一本6万余字的讲义，教材系统、连贯、好理解，使学生在1年里学完过去在高中阶段需要学习2年的基础知识。1973年，学校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一个培养初中理化教师的专业（25）班。他们基础较好，根据培养目标，只学一点高中化学显然不够，所学至少要层次略高一点，范围要略宽一点。于是我编写了一本16万字的讲义，讲义不仅包括原高中化学教材内容，选入不少大学普通化学教材内容，还增加了较系统的《小化肥生产》实习教材内容。

我是学物理的，教化学并不在行，编写的讲义也不尽完善，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正处于“批林批孔”、大批封资修的时期，“左”的思潮升级，经过多年的荒芜，学生们厌恶大批判，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然而书店里却找不到自然学科方面的任何参考书，只有我独此一家。所以，学生们坦率地对我说：“老师，你就按这种‘修正主义’方法给我们教吧，我们不会出卖你!”我的一本讲义，在学生面前展现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世界，他们越学越起劲。

1973年，正值哥白尼诞生500周年，全世界、全国都在纪念他。我乘此机会在全校办起了一个大型科普刊物《自然科学》，第一期是纪念哥白尼专号。“文化大革命”7年，学生们的知识变得很贫乏。他们第一次听到哥白尼的名字，更不知道近代科学是怎样诞生的。许多学生拿到《自然科学》第一期后，反复朗诵着封面上写着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句名言：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开始了自然科学之从神学中的解放。我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宣传哥白尼，对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我立足于宣传科学，使学生懂得要战胜邪恶，必须有知识。哥白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文艺复兴时代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从中受到启发。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大事。然而，那时学校已经没有学生，他们或在农村插队或回乡劳动，并不了解中国当代科技的发展。因此，我决定出一期人造卫星专刊，以后又办成天文知识专刊。每出一期，我都会举办一次科普讲座。通过讲座，我希望能唤起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从1972年至1976年的5年时间里，我总共编写了近50万字的教学讲义和科普资料。

当时我最伤脑筋的，一是把劳动放到不恰当的位置；二是形形色色的批判会。学校虽然复了课，学生却没有时间读书，大量的教学时间被侵占，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上自习。因此，我必须随时捕捉教学机会，这就需要我随时备好课，编好讲义并印刷就绪。1975年5月，我随30班同学来达拉特旗白泥井七分子大队劳动，我随身带着资料、钢板和蜡纸，边劳动边挤时间编写讲义。同学们为了照顾我，尽量减轻我的劳动，让我备课。那时，同学们都感到上师范很不容易，应该充分利用时间读点书，希望学有所得。所以对我是非常支持的，学生对老师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使师生真正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患难之交。

早在1965年我创办《火箭报》时，由于我不会刻写蜡纸，总要请学生帮忙刻，工作起来很不顺手，弊端很多。不久，我给师训6班和5班讲授“小学算术教法”，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前任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听不懂，反响很大。如果我照老样子教，肯定教学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必须改进工作方式，改变教学方法。但是，如果按课本讲，方法就很难改进。于是我根据大纲精神，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刻教材，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对课本进行“稀释”，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听懂看懂，学有所得。这样一改进，学生学起来既不感到抽象又很轻松，还能指导他们今后的教学。

在我们这个偏远落后的地区，常常会碰到类似的许多困难，许多教材不能照搬使用，需要做一番“稀释”加工后才能使用。在“十年动乱”后期恢复招生后，生源很差，更需要这样做了。尽管那时“左”的思潮泛滥，但在那混乱的年头，广大同学的支持保证了我的教学按我自行设计的要求顺利地完成。

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是我找到了改进教学方式的新途径。过去，我讲得再好，留给同学的东西并不多，也许讲完后大部分知识都被遗忘了。现在通过自编教材，对教材可做许多微观调整，该“稀释”的地方“稀释”，该加图解的地方加图解，提高了教材的可读性，深度和广度也不一样了。凡我讲过的都可留给同学一份讲义慢慢地去思考，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这是课堂教学在时空上的延伸，这对于偏远而文化落后的地区尤为重要。许多同学在使用这些讲义时，他们的弟妹也从中受益。对于学生，最大的安慰自然是知识给予他们的愉快。

还在大学四年级时，我首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在农村劳动锻炼时，我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十余年过去了，杳无音信。直到1971年冬，我第三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此以后，我每年递交一次申请书。

“人家不理你，写也白写。”有老师坦率地劝我。

“那就表个心愿吧!”我也坦诚地回答他。我心里明白，在“文革”中，像我这样的人入党是很难的，但我写申请的目的不在于此，我只希望组织上保存好我的全部申请书，这样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