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世界报》

多年来，《世界报》为普通人说话常使它招致当权者嫉恨。1908年，普利策更是惹得这个国家的头号公民、即将卸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盛怒。《世界报》曾批评罗斯福在巴拿马革命问题上撒谎，并尖锐地指出花4 000万美元买下新巴拿马运河公司可能使总统和某些与他有默契的人中饱私囊。罗斯福的反应迅速而激烈。他试图让纽约联邦检察官以诽谤罪起诉，还正告国会：“不能以普通公民的名义起诉普利策先生，应该由政府当局起诉。”几周过去，有关方面的法律行动还没有动静。有消息称，纽约地方检察官威廉·T. 杰罗姆极有可能以违反州法律的名义逮捕这位发行人。杰罗姆对普利策并不感冒，当然乐见后者身陷囹圄。但4周过去，杰罗姆仍按兵不动。

1909年1月中旬的某天早上，科布像往常一样9点到达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向查平报到，执行主编约翰·坦南特拦住他，让他立刻到会议室去。科布进去时，塞茨、怀特和梅利都已到了。

“科布先生，”塞茨说，“我们听说你是州检察官杰罗姆的好友，是吗？”

“哦，先生，”科布回答，“还不至于那么亲近。”

科布和杰罗姆结识于报道著名的肖案。那时科布几乎住在法庭，而杰罗姆恰恰是该案的起诉人。实际上，杰罗姆为科布提供了许多法庭之外的有用信息，二人互相欣赏。得知了两人的关系后，报社的“三人执政小组”希望科布通过和杰罗姆的交情搞清楚检察官的意图。

“直说了吧，”塞茨说，“我们已精疲力竭、无计可施。我们每个人——我们和律师们以及其他代表——能想到的资源都用上了，但收效甚微。这几乎是生死之战。普利策先生处于非常沮丧、疲惫的状态，他的健康状况很可能就此恶化——极端恶化。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能指望你吗——可以立刻行动吗？”

科布同意马上行动。他被告知如有需要可让任何一位同事帮忙，且可不计代价。科布郑重地谢绝了帮助，离开会议室，跳上电车直奔刑事法院大楼。他在伯丁酒馆找到杰罗姆，一个法律界和新闻界人士常去的地方。里面没什么人，因为还早，但杰罗姆已在那儿喝酒了。科布打算不兜圈子，直奔主题，他问杰罗姆有什么打算。“还是查平第一个教我怎么用这一招的。”科布说。1906年夏，一位前警察被控涉嫌受贿。科布在他被押往新新监狱的前一天被派去采访。“要叫他开口就要把握他的心理，”查平向科布建议，“不要跟他兜圈子。他一翻白眼就先发制人，告诉他如果愿意和盘托出我们将如实报道。我想他愿意就范。”果然不出查平所料，科布此后在无计可施时也常用这一招。这招也不会让人难堪，因为科布说话有肯塔基慢吞吞拖长音调的口音，以及乡下人直话直说的魅力。

在结束鸡尾酒采访后，科布又跳上电车回到世界报大楼，赶在两小时内回到会议室。让“三人执政小组”惊讶的是，科布反馈杰罗姆并没有起诉普利策的打算。科布立刻打电话到普利策家，把好消息告诉了老板的私人秘书诺曼·思韦茨。

“科布，”思韦茨说，“普利策先生就在旁边。他让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感激……同时普利策先生非常想知道，这个让人高兴的结果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的？”

“嗯，过程是这样的……”科布于是将他如何搭电车去刑事法院大楼以及如何直截了当问杰罗姆的过程复述了一遍。

“好吧，该死的！”当思韦茨把科布的解释告诉普利策时，后者高声说道。科布交了两张要报销的电车车票，共10美分，就回本地新闻部工作了。

不过，罗斯福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一项联邦起诉正在酝酿中。混乱中，普利策离开美国整整一年。但和往常一样，距离不是问题，他继续远程遥控下属，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掌控他们。2月还未结束，查平已晋升为《世界报》本市新闻主编。“查平在晚报本市新闻主编任上干得非常成功。”其后也担任《世界报》本市新闻主编的詹姆士·巴瑞特说，“普利策认为这些极有才能的人没有理由不在晨报如鱼得水，他不知道本市新闻主编是不能被复制的——至少原则上不能。”

就算巴瑞特所说的原则有例外，对任何在《世界报》和《世界晚报》工作过的人来说，两份报纸的确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普利策一直将《世界报》看作“老大”（相对而言《世界晚报》是“老二”）。这也是世界报大楼里人们的共识。“我们晨报的人认为，晚报和星期天报到目前为止还是附属品。”据巴瑞特回忆，“老大”的内容、版式、工作节奏和氛围都和“老二”格格不入。当《世界晚报》以疯狂的节奏试图收集所有最新消息以出版大量号外时，《世界报》却能奢侈地花一整晚对白天的新闻事件进行细细打磨。

“普利策的想法是给予查平管人管事的绝对权力，就算跟电讯新闻主编和执行总编的权力有所冲突也不在意。”巴瑞特说。查平充分行使了他的新职权，并很快按自己的想法重塑晨报本地新闻部。首先，取消日班和夜班本地新闻编辑的分工，代之以日班和夜班助手。如果某人是本地新闻编辑，那么他必须兼顾日班和夜班。其次，取消作家们按见报版面大小计酬的规定，直接给他认可的作家开工资。第三，大规模招聘新人。他的目的不是要一个庞大的员工群体，而是如同他在世界晚报一样，打造一支小而团结的精干队伍。“我宁愿要15个周薪在70至80美元的高素质人才，也不要40个周薪在40到50美元的员工。”查平告诉普利策。此外，他还乐意聘用周薪在15至20美元的新手给高薪记者当助手，并亲自调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组织、有活力、有凝聚力、有团队精神的队伍。”但查平发现他的“改革”受阻，不像在世界晚报那样顺利。其他报纸的记者不愿跳槽过来，他写信给普利策：“因为他们知道我只是暂时管晨报，且很快就要回晚报。一旦我离开，任何一个我招来的明星都要走人。”一收到这张便条，思韦茨就在“暂时”一词下做了记号，并在空白处记下普利策的回应。

“我希望你将想法坦诚相告，”第二天普利策在给查平的回信中说，“我一直都相信没有什么能让你永远离开晚报，否则我早就让你来晨报了。你愿留在晨报吗？这里的成就感和平台无疑更大。”

对纽约任何一位新闻主编而言，如果有人让他当《世界报》本市新闻主编，他可能毫不犹豫。坐上这个位置意味着在新闻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这份报纸的日发行量和影响力都无与伦比。但如普利策所料，查平属于另一个路子的记者，或者如查平自称的那样，他是另一个路子的报人。查平已掌管《世界晚报》11年，比报纸历史的半数时间还长，“我对晚报的感情超过其他任何东西，除了我妻子”。

“您希望我坦诚地说出我的想法，”查平在回复中说，“一切如下。”

“我愿留在晨报吗？如果可选择——除非您将我的工资翻倍，否则我不会考虑！”查平谨慎地说出他的理由。首先，世界晚报拥有全由查平挑选的员工组成的和谐团队。“大家很团结。这里没有政治，没有争吵，没有嫉妒，没有黑手党［1］。”其次，他的下属比任何一家报纸的员工都要忠诚。“即使我让他们连续工作24小时也没有人会偷懒，还会感谢我。”第三，他们是晚报界最好的记者和作家。“我希望有生之年都跟他们在一起。”

早前，普利策让查平掌管“老大”时，查平将此理解为命令。“我知道您为一盘散沙的晨报而忧虑，您认为我能将它带上正途，所以我高兴地来了，而且只要您希望如此我会一直留在这里。”查平已为普利策卖命18年，声称乐意为其效劳。但如果要他执掌“老大”，查平有他的条件。“如果要我留在晨报，我希望对记者和编辑有绝对的控制权，就像我会绝对服从和听命于您任命的社论部负责人一样。”后者是查平手上的王牌，因为普利策非常倚重查平的老朋友西摩。“如果他执掌社论部，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您满意为止，如果您希望的话。尽管这意味着我要牺牲一定的家庭生活和过去15年来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查平希望有控制权的要求立刻遭到报社部分元老的反对，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力将受到削弱。凯莱布·范·汉姆告诉普利策，他不同意将编辑们置于本地新闻部管辖之下。“你继续管理所有员工。”普利策回复。但他以不耐烦的语气补充说：“作为执行总编的你（而不是查平）将对报纸负责，尽管我希望你能充分认同查平的价值和能量。”范·汉姆迅速向老板保证他认同查平的能力，这么做只是避免将过多责任放在本市新闻主编身上。“说到对本地新闻编辑们的改变，我要强调我非常欣赏查平先生的无穷精力，”范·汉姆告诉普利策，“但如果他每天超负荷工作，对他自己和对报纸来说不见得是好事。”

1909年3月17日，普利策悄悄进城，到位于73街的世界报大楼短暂停留。查平见到普利策。人们通常以为被接见者会战战兢兢，实际上，和“安第斯”面对面，对世界报的员工来说是种荣耀。自从世界报大楼建成后，普利策总共才莅临过办公室3次。查平和普利策的交流主要通过信件，近年则主要通过电话。查平和普利策时间最长的相处是4年前他在伦敦度假时，他曾和普利策共进早餐。如同和普利策共进早餐的许多人一样，他被要求为普利策读报。当查平打开一叠管家拿来的报纸时，普利策点了根雪茄准备听新闻。查平读了几分钟后，普利策打断他，问他的雪茄是否还点着。他一边问查平，一边往查平的脸上喷出一团呛鼻的烟雾。“我曾无数次想起那个场景，也试着抽烟时闭上眼睛，体会一位盲者不能看到他的雪茄是否还点着是种什么感觉，”查平说，“我看到盲者享受雪茄的样子，但并不信以为真。”

会面当天，普利策看起来心不在焉。他渴望回到他的游艇自由号上重获宁静和自由。纽约有他操不完的心：大陪审团即将碰头决定是否以诽谤政府罪起诉他；儿子乔还是不让他省心；报社内部不和谐的声音有可能对报纸不利，尤其是还要应对来自赫斯特的无时无刻的竞争压力。普利策和查平讨论了在查平离开期间其助手代管《世界晚报》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在普利策改变主意或查平想回“老二”前，查平应一直待在“老大”。只要他担任“老大”的本市新闻主编，就有绝对的控制权，且只向范·汉姆一人负责。如果他和范·汉姆的意见出现分歧，他可以求助于西摩。查平承诺在雇用新人方面将更加谨慎，因普利策一直认为报纸是需要盈利的；查平还承诺做财务决策时和怀特商议。最后，查平承诺一旦觉得可行将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

查平在《世界报》的努力开始奏效。《世界报》记者、普利策的心腹塞缪尔·威廉姆斯向老板报告称，晨报在新闻报道方面有起色，比别的报纸搞到了更多独家。这得益于查平的功劳。事实的确如此。有多年重大新闻报道经验的查平给“老大”以巨大促进。例如，查平某天晚上加入了记者的一线采访。离零点还有5分钟时，内莉打电话来，说毗邻广场饭店的一座7层公寓楼着火了，她听见女士和孩子们的尖叫。这时查平已动身回家。当他到达饭店时，看到了消防车和几百号围观者。包括内莉在内的广场饭店所有住客都带着贵重细软聚集到饭店外。饭店被浓烟笼罩，咖啡厅里医生在照顾21名伤者。查平立刻找到两位在场记者，和他们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直到他们开始写稿。“我们做了篇大突发，可以发两栏或两栏半，有名字、细节和采访。”他说。数小时后，当他睡了一小觉醒来后，去酒店报刊亭查看他参与的报道。当他发现只有最早的版本在售时发火了，立刻要求报社销毁这个版本，并将后续版本火速送到酒店。

尽管查平费尽心思鼓励士气，巴瑞特的预言还是不幸言中。查平在晨报的努力最终折戟。“毫无疑问，他在某种程度上墨守了晚报的某些成规，这让他在适应晨报这一新领域上不得不花更多时间。但他会做到的，且已经在做了，我相信。”西摩告诉普利策。查平在两方面遇阻：现有的记者不愿改变工作方式，此外，守旧的高管们比如范·汉姆感到了威胁。被认为是查平的坚定支持者的西摩对此心知肚明。“有好几周，查平因下属跟他对着干而一筹莫展，但这样的情绪已过去。有人因不听指挥而被开除，如果是我，也会像他一样处理。”西摩报告说，“留下来的员工是心甘情愿的，加上他只是暂管本地新闻部的传言不攻自破，查平会做得更好。”最后，西摩建议普利策将查平留在晨报。

整个夏天，西摩、范·汉姆和塞茨都给远在欧洲的普利策报告“晨报办公室一派和谐”。他们都向普利策强调这一点，反倒暴露了报社内部逐渐增加的不和谐因素。普利策公开表示他意识到他的计划失败了。他写信给儿子拉尔夫，承认可能赋予了查平太多权力。“查平和范·汉姆之间的摩擦应该由委员会来解决。”他说，他在德国给秘书做了交代，“他们二人要长久地和平共处似乎不可能，查平愿意长久地待在晨报似乎也不可能。”

1909年秋天，用巴瑞特的话说，普利策终于“绝望地”放弃继续将查平留在“老大”的想法。但他想得很周到，尽量让变动以一种不伤害查平的方式进行。西摩也同意进行调整，此时查平正因劳累过度告了假，在广场饭店休养。“您关于查平回晚报的决定应在他休假回来后执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非常明智，既不会让他觉得受辱，也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11月时他写信给普利策。他对《世界报》的改变已经完成，而且“他的健康问题最近才被注意到”，西摩称：“我怀疑他是否能继续承受目前的过度劳累状态。”于是，在执掌“老大”9个月后，查平回到世界晚报。

1910年的新闻多数跟纽约新市长威廉·J．盖纳有关。尽管盖纳以诚实的改革者著称，但身为前记者和前天主教兄弟团成员的他在竞选时得到坦慕尼协会［2］的支持，该协会是贪腐的民主党的政治机器。让坦慕尼派支持者失望的是，盖纳在执政期间一直致力于改革。他的就职典礼成为城中话题。盖纳首次造访市政厅，是从布鲁克林的家中一路步行而来。他的处事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他任人唯贤的作风也为记者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新闻素材。

8月6日，在盖纳动身去欧洲度假前，查平派记者去他布鲁克林的家中采访。查平认为在家中采访比在码头匆匆采访效果要好。记者采访完后回到报社，查平又指示他跟着市长去霍博肯码头，并在那儿与《世界报》摄影记者威廉·沃内克会合。哪知沃内克迟到了，等他到码头时，其他摄影师已拍摄完毕离开。他仍架起相机拍了几张市长和助手话别的照片。等他装好最后一卷胶卷，一位对现状不满的政府雇员举枪对准盖纳的脑袋。第一枪打偏了，不甘心的刺客又补了两枪，其中一枪打中盖纳的颈部。就在刺客动手时，沃内克一直在拍摄，恰好拍到了这可怕的一幕。他冲回世界报，将坏消息告诉本地新闻部，看到盖纳倒在“大比尔”爱德华兹怀中的图片时，本地新闻部的记者编辑都惊呆了。“太棒了，”查平说，“看——他浑身是血！还是独家！”

盖纳被抢救过来保住了性命，但医生们无法从他体内取出子弹。3年后他突然死于并发症。不同于死于1901年的麦金莱总统，这一次黄色小报无可指摘。那名刺客是严肃大报《纽约时报》的粉丝。［3］

1911年10月29日，周日，普利策正在他的游艇上，游艇停泊在南加州查尔斯顿海面。前一晚他睡得很糟，凌晨3点就叫醒秘书阿莱恩·爱尔兰，让后者替他读报。晚些时候，当老板惬意地睡着后，爱尔兰、思韦茨和另一个船员一起吃午饭。突然，管家从大厅前门进来说：“普利策先生去世了。”

普利策的遗体被送回纽约。11月1日，查平和普利策的其他300名下属、数百名政客、金融家及其他达官显贵挤满位于第五大道和53街之间的圣托马斯主教堂。教堂外，参加葬礼的2 000多人一度造成交通堵塞。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普利策的员工。由于许多人数年未见，重逢的欢欣与教堂内阴沉的葬礼形成反差。当唱诗班唱起“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住”时，《世界报》和《圣路易斯快邮报》的印刷机停止印报。灯光全部熄灭。电报和电话线被暂时掐断，两份报纸的员工集体默哀5分钟。

那天下午，一批主编护送普利策的家人和灵柩乘坐专列来到位于布朗克斯的伍德朗墓园，黄昏前普利策被安葬于此。他长眠在女儿路西丽·艾玛·普利策的墓旁，她于1898年去世。普利策躺在棺木内，放于胸前的右手紧握着一份《世界报》。那根铁手杖不见了。今后它要靠儿子们——在圣路易斯的乔和在纽约的拉尔夫——来继承。但多数人都明了，情况和以前不可能一样了。“我看着他们将他的遗体葬入坟墓，”查平说，“我的灵魂好像也随他一起被埋葬。”

译注：

［1］黑手党，指幕后告密者。

［2］ 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于1789年在美国建立，最初是全国性爱国慈善团体，后来成为纽约的政治机构。19世纪该协会曾因卷入操控选举丑闻而备受争议。1934年该协会垮台。新闻媒体首次揭露美国政治腐败就由曝光该协会巨额贪污案开始。

［3］ 1901年9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新闻报》，上面刊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人们认为正是《新闻报》这种煽动性的文章间接导致了总统的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