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周氏兄弟·钱锺书

谢泳先生有一篇文章讲钱锺书为什么不谈论鲁迅，文章写得很长，引用了很多资料，却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即钱基博发表在《光华半月刊》（第四期）上的写给钱锺书的两封信《谕儿锺书札两通》。其中一封信，钱基博明确警告儿子：“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他明告儿子不要向胡适、徐志摩学习，胡适、徐志摩都是迎合时流之人，不是真才实学之人。

钱基博笔下的胡适、徐志摩，其实正好代表着新派人物中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在钱基博眼中，不是值得儿子效法的对象。周氏兄弟虽然是章太炎的弟子，却并不是传承章太炎学问的人，在当时，也属于新派人物，因此，在钱基博意中，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效仿他们。

说起来，钱氏父子都是老派的学者，钱锺书在出国留学前就一直写作旧体诗，交往的人物很多都是东南高师、无锡国专的人物，他受的影响也都来自老派学者方面的，如柳诒徵、唐文治、陈石遗、冒鹤亭、陈柱等。钱锺书作为一位学者，主要著作也用文言完成，他的留学，目前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学术寻找可以比较印证阐发的材料和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钱锺书的学术（诗论《谈艺录》和经史子集研究《管锥编》）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扩展和深入，是打破地域打通世界的学术，不过，他的出发点还是中国的传统。他留学英法与其说是为了学问，不如说是打开了眼界，掌握了更多的工具（语言）。

胡适却不是这样。胡适留学，其实是学会了研究学术的新方法，运用到后来的“整理国故”中，就让国人耳目一新了。胡适是懂得一点西方民主精神的，这是因为他的虚心好学、接触广泛，而钱锺书感兴趣的就只是学术和文学，在西方民主政治方面并无多少研究。

再来看看周氏兄弟，这两位其实是封建士大夫的延续，如李慈铭的后身。他们也去留学，却并不关心什么政治体制，他们留学日本的时间较早，时代思潮是反满，张民族大义。虽然周二娶了日本妻子，他们在日本接触的人却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这点也与黄遵宪、郁达夫等诗人不同。兄弟两人的性格，虽然周二表面显得稍微平和点，两人的内心却都是刻而不宽容的。周二的关注多在文化，所以他主要是个文化学者；周大呢，识人，有思想，却不是现代的思想。他们与陈西滢的争论，更多是一逞刀笔之快，与杨荫榆之争，更多是不喜欢这个老处女的行政。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口舌之争、派系之争而已。却因此得罪了无锡人，钱锺书就是无锡人，且是杨荫榆的侄女婿，又是旧派文学家的嫡派子弟，对周氏兄弟怎么会有好感？

钱锺书也是个尖刻的人，在私下议论中一定可以和鲁迅的尖刻媲美，只是当时鲁迅被抬得很高，他不想站出来成为大家瞩目的反周人物罢了。不过，钱锺书也从不放过可以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一言半语，点到而已。在钱锺书眼中，知堂的文学论是浅陋的（见《新月》的书评）、粗放的，甚至可笑的，不过，他对鲁迅却尚不敢这么说，因为鲁迅还是高明的，只是内心不服膺。不服膺的原因有家庭影响，有自身傲慢，有无锡与绍兴的恩怨，有旧学传统，有更广博的文化视野，也有相同的性格！

与鲁迅和钱锺书相比，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就相对要低一个层次，因为他不能深入。在学术方面，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胡适性格开明宽厚，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这些均为鲁、钱不及，却也为鲁、钱所不屑。

因此，钱锺书不评论鲁迅是很正常的，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术体系，钱对鲁迅不怎么感兴趣，且有先入为主的恶感，后来，鲁迅这种尊崇的地位，也使得钱锺书绕道而行。即使钱锺书要评论鲁迅，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就像鲁迅也不会对钱基博生出好感，即使要评论钱基博，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记得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就曾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表示过一点不屑。（鲁迅这样说：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

鲁迅在谈到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时，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武器库的比喻，觉得胡适不怎么坦荡，有机心。鲁迅看人稳准狠，胡适此人懂得待价而沽，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末会成为蒋介石眼中可以竞选总统的一员。试想，胡适如果是个单纯的学者的话，他会成为蒋介石眼中一只棋子么？当胡适的一只眼在关心学术的时候，另一只眼却在关心政坛，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局面，非胡适可以大展宏图，因此他也算不得志。

我们谈论人的关系时，要注意人物之间本质的不同（学术圈）和本质的同（人性）。民国学界人物，有很多独立的圈子，他们谈论别人，可能只有自己圈子里的人才不带情绪，才更铢两悉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