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资，机务段的领导层人人有份，调整出那么多人，百分比摊到余下的人身上，利益均沾。我的组织问题已经解决。照理，应当一身轻快，但我总是轻松不起来。“筹改办”的工作仍是务虚。外地考察回来后向党委汇报。老潘催我拿出机务段“筹改”初稿，强调要敢于突破，说：“‘责权利’必须分明，步子不怕迈得大，打破大锅饭必须拉开收入上的差距。”他私下对我说：“看到吗？一个小小的‘阳光’模具厂，管理井井有条，效益好得很。我们这么大的国企摊子，不能输给这样入不了流的小厂。”言下之意是老子不能输给儿子。党委就开会，会上，有人说：“差距太大导致两极分化，会被说成搞资本主义。”老潘说：“怕什么？资本主义好东西多得很，甚至可爱，当然要借鉴。”吓得有人想捂耳朵。老潘跟着补充：“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出更好的东西，要搞得更可爱。”众人这才放心。
又是“责权利”，又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家比拼，要理清思路并不容易。回家，王娆仍在外地演出，正好一人清静，冲包即食面，夹两条辣椒萝卜，对付晚餐后，躺倒沙发读近期的领导讲话和理论文章。
门锁转动，王娆一身疲惫进屋，气冲冲。要吃的，没有；要喝水，仅有的开水冲了即食面，就拉长脸。我赶紧点火烧水，她嚷：“没吃的？”我赶紧出门买吃的，被叫住：“胃寒，心慌。”我折回头烧水，她又吵：“想饿死人？都几点了。”好不容易等到水滚，为她沏好茶，递过；又骂：“我在外面累死累活，你在家里享清闲，蜜糖现在也没弄到，要如何办？”
究竟要如何办，我不知道，还要起草“体改”方案，只好拿个盆子出门，为她买碗面条，送到她手上。她吃一口，哇地吐出来，又哭：“谁叫你加上芫荽，满碗都是蟑螂气，怎么吃？”怎么吃？筷子夹。吃不了，拉倒。哪有这么难缠的。没理会她，任她一边嘤嘤哭骂，说“你做的好事”。我做什么好事了？
急着起草方案。我在这边“责权利”、 “拉开差距”；她在那边乒乒乓乓，开柜拉抽屉卷衣物塞旅行袋。她猛地摔门，走了。我甚至感到轻松。
……我领会到，所谓的体制改革，主要是管理层同被管理层之间“责权利”的博弈，老潘所说的“拉大差距”，就是让头头们的待遇远远高于众人的待遇，这就是众人担心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一旦老潘的思路搬上方案，见诸文字，岂不是犯众怒？我得谨慎，再谨慎：各岗位人员的基本待遇是多少，奖励多少，权重如何订？利润如何提留？思路一旦数字化，就必须有支撑数字的理论……绞尽脑汁。
有敲门声，不会是王娆，她有钥匙。开门，是眯子同桂叔子。桂叔子如火燎屁股，急得吐词不清：“砍树，‘牛卵泡’又会卵毛精光，架子下手狠。”问起，架子背地使坏，古峰乡刮起砍树风，砍下的碗口粗的树都往外运。“活熊取胆”听到消息连夜找桂叔子，表示山成了和尚头养不得熊，不想再租赁。
“砍光了？”我问。“剃了半边脑壳。白天无声息，晚上动刀动锯。”桂叔子说。接近天黑，事不宜迟，我开车，同眯子、桂叔子赶古峰。
架子屋场竟又是热闹，杂木一堆堆，有人在劈枝删叶，还有人坐着吧烟，身边摆放斧头和大锯。见我们来势凶，架子当即道歉，说是照顾不周，演出泼汤，怠慢了嫂夫人。
又是怎么回事？
没理会演出泼水还是泼汤，质问：砍树是哪个的主意。恐吓他，已上报林业局，马上查办，有他的好看。架子见我脾气来真了，马上让到里屋说话，说是山林只是承包，山上的树木仍属集体。对付这号人只能软硬兼施，就搬政策，又是“责权利”说得他哑口无言。屋里议事，屋场上的人耐不住，有人朝里屋探头探脑，说天已黑，问什么时候去“牛卵泡”。架子朝来人大骂。屋里，眯子当和事佬，说若能保护这片山林，“牛卵泡”的租赁上，算他一份干股。他即刻问：有多少？眯子告诉他：五千。他马上冲屋场喊：都给老子滚回去！哪个再动“牛卵泡”一根毫毛，锤扁他的卵泡。众人赶紧收拾工具一哄而散，庆幸自己的卵泡还完整，不扁。
跟着架子说起演出泼汤一事，倒是弄得我脸面发烧。
“嫂夫人的‘骗钱’歌舞队找我联系，我也作了安排，只是门票两块，众人嫌贵。”
是了，原来王娆找到他联系“翩跹”歌舞队的演出。“贵什么贵？在长沙，票价五块。”眯子告诉他。“跳‘丰收舞’，男人不看，换草裙子舞，女人说，又露肚脐又现肉，丑死人。”
“后来呢？”我问。
“后来嫂夫人戴个斗笠上台，跳什么日本舞，下面又喊‘天上没落蛆，斗笠帽子戴得低’，有人就朝她掷泥团。气得她哇哇哭。”
原来如此。王娆啊王娆，你何必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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