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斯河镇的夏天

闷热的夏日午后，河水清冽。河岸边雪杉浓密，不过仍有一小块可以沐浴阳光。更妙的是，这个小水潭在密林深处难以到达，大人小孩都不来。对于上世纪50年代时十几岁的那一代汤姆斯河镇人，这个隐蔽的小池塘是夏日生活中一个共享的秘密，他们带着女朋友，偷拿着香烟啤酒来到这里。乔治·伍利回忆说：“我们管那叫黑潭。”他在镇上长大，但对连排栅栏对面的河上游只有模糊的认识。“我们差不多是在汽巴公司的废水里游泳，但大家全然不知。”

唐·贝内特也在河里游泳。他和伍利是高中好友（伍利是贝内特婚礼上的迎宾员），但后来两人疏远了，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蔓延全镇的戏剧性事件中，他们俩分别在对立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伍利喜欢科学，1964年去了化工厂工作，一干三十二年。贝内特喜欢写作，成了报社记者，为当地媒体效力，时间还要更长。贝内特回忆：“我们都在那里游泳，不在乎那个味道。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知道那里头有些不好的东西。那里在工厂下游，离厂子向河里排污的位置不足三分之一英里，所以都没怎么稀释。我们还是在那里游泳，就是在那里。我们都还小。”

三年之后，1962年夏天，二十岁的乔治·伍利心血来潮回到黑潭怀旧和避暑。湖和他记忆中的全不一样了，湖水深黑臭气熏天。硬着头皮，他小游了一会，咽了两口水，味道糟透了。水面上，他眼看着紫色的泡沫粘在身上。

再也没有人去黑潭游泳了。

汤姆斯河镇一开始扩张就没有停过。1950年到1960年间多佛小镇（汤姆斯河早期的名字）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一万七千人，而欧申县的人口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到十万零八千人。60年代增长得更快，当时欧申县是全美国增长最快的县之一，整个汤姆斯河镇看上去永远是在建状态。汽巴缓慢的扩张也在其中添砖加瓦。1955年，公司在辛辛那提的两个盟友嘉基公司和山德士公司从汽巴公司手中购买了少量汤姆斯河厂的股份。在这个密林深处的微型城市里，三家公司一起谋划着大事件，他们将公司重塑为“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公司”。^[1]因为还原染料需求小，工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点不景气，但到五十年代后期，它开足马力开始了大扩张。1959年时，这家员工将近五百人的化工厂早已是县上最大的私人雇主。

1955年花园州^[2]大道的落成终结了这个地区自1812年——飓风封锁克兰伯里入海口瘫痪了汤姆斯河的海上贸易——后开始的封闭状态。历时八年，包括了一百七十二英里精心设计的路面的大型高速公路计划对经济大有益处。^[3]花园州大道的落成大大缩小了从各个大城市到汤姆斯河的时间。在这个镇子多年的沉睡中，大部分时候它到纽约的时间需要不止一天，公路建成后时间缩短到不足两小时。周日游客们沿着高速公路来到欧申县的海滨，于是房地产价格飞涨。每年夏天去巴尼加特半岛和长滩岛的游客从几千人变成了十万多。一些人一路开向海岸，在沿途的镇上找可以年租的房子，包括汤姆斯河。卖鸡蛋的把地卖给了开发商，地价飞涨。镇子的性格开始变化。一波一波的人来到这里，汤姆斯河渐渐不再是那个家家互相了解，人人各安其位的地方。新区里的居民在这里没有根基，聚在一起只是因为相信镇子的地产升值很快，健康的形象一定是有保证，不管发生什么。

对于那些有幸在化工厂找到工作的人们，那是黄金时代。工厂疯狂招人，1961年员工数到了一千，而且还在上升。薪水很好：熟练的仪器操作工差不多值每小时三美元。约翰·塔尔迪1960年二十岁的时候进了公司，因为他给面试的人展示了他用毕达哥拉斯定理计算直角三角形边长。他的周薪是七十八美元，作为一个没有大专学历的初级实验员，这个价钱在欧申县闻所未闻。塔尔迪高兴极了，他回忆说：“在1960年，你要是住在附近，那可真是个该去的地方。”他在那里的餐厅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比他晚一周进厂），在工厂工作三十六年，直到厂子关闭。在一个房价上涨的水平超过很多蓝领工人支付能力的地方，工厂的工作是通往成功的稳妥道路。约翰·塔尔迪、乔治·伍利和成千上万的工人将对工厂报之以坚定不移的忠心，不管发生什么。

发工资并不是这家工厂唯一的向周围社会散发财富的手段。工厂总经理是兴建医院的幕后推手，这场运动历经九年最终建起了欧申县第一医院。1961年，在花园州大道旁，沿着从工厂出来的37号公路，社区医疗中心在一块精选的地段开张了。第二年，公司买下市区附近老奶牛场里的一块破旧的九洞公共高尔夫球场，建了新俱乐部和游泳池，汤姆斯河乡间俱乐部重新开张，它的六十七英亩土地很快成了镇上商业和政治精英们的私人游乐场。公司总裁们把持着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欧申县童子军委员会、商会，还有汤姆斯河快艇俱乐部，他们是当地共和党的可靠捐款人（偶尔也捐给民主党）。人人都说，公司的高级总裁们对镇上的事务参与得很深，就算他们基本不在镇上。很多高级经理来自瑞士，他们的德国口音和高学历（很多有化学博士学位）很显眼。

尽管在汤姆斯河镇如此顺风顺水，汽巴公司还是遇到了麻烦。自1947年以来，公司一直在距费城西北三十英里的宾夕法尼亚州金伯顿生产环氧树脂和黏合剂。工厂在一个山顶，而山谷里有个村子。汽巴排的所有东西都会流下山，冲进为金伯顿提供饮用水的河里，但公司依然故我地挖了一堆没有防渗膜的漏斗式排污池来倒废物。^[4]到1957年，山上有八个污水池。同年，当地水务公司的工程师在山底的河中检测到了苯酚和盐，这是树脂生产过程中的两种主要污染物。汽巴公司面临着污染供水的指控，他们于是许诺为村子挖一个远离污染河流的新水井。这是足以逃脱官司了，却不能安抚金伯顿的居民，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同时，在辛辛那提，自1920年以来就由汽巴、嘉基、山德士共同经营的这两家工厂钱赚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城市的新管理者们要求工厂的污水在进入公共污水系统或俄亥俄河之前必须先经过处理。

1958年汽巴公司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关闭这三家工厂（辛辛那提的两家和金伯顿的一家），将这部分业务转到和当地的关系更友好，也有更多场地倒废料的地方去。新命名的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把“辛辛那提”去掉了）不再只生产还原染料。

汤姆斯河新的招牌产品将是偶氮染料，这类染料的化学血统可追溯至一百年前威廉·珀金的苯胺紫的第一个竞争者——品红。偶氮染料不如还原染料耐久，但颜色更鲜亮，种类也更多，而且生产成本低。相比于合成还原染料所需的七步甚至更多的反应步骤，偶氮染料只用四步。它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非常流行了，已经在辛辛那提生产了几十年。现在生产线挪到了汤姆斯河，就在还原染料厂房北面的一片建筑中。

1960年偶氮装置落成，其中包括四栋生产厂房、两个实验室和两个巨大的仓库。和还原染料不同，偶氮染料生产需要光气，这是一种无色有芳香气味的蒸气，接触可以致死，是一战期间使用过的最致命的气体（由德国人首先使用，协约国后来也开始使用）。这种气体太危险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后来为它专门建了一个独立的、碉堡式的建筑，有加固的混凝土墙壁，内有特殊的钢制容器，容量一吨，钢壁有四分之一英寸厚。那地方没有工人愿意去，尤其是参加过一战的老辈。它附近还有一个小建筑用来储存生产偶氮染料的另一种原料——对二氨基联苯——一种在辛辛那提化工厂制造过大麻烦的致癌物，不过汤姆斯河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这个。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第二个新建筑群在还原染料车间的东面，也一样危险。同在1960年，公司建了一个大车间——108号楼——加一个大仓库来生产和储存一组全新的产品：树脂、增白剂、不溶性色素，以及各种特殊化学品，大部分都是之前在金伯顿生产的。除生产给织物上色的还原和偶氮染料之外，这里现在开始生产给其他材质上色的产品，包括塑料、纸张、地毯、皮革、食物，甚至洗涤剂等，还有强力黏合剂和防护涂层。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需要大量使用易挥发性溶剂，特别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还有更可怕的环氧氯丙烷。最后这一味有着四重危险：易燃、对眼和肺刺激性极强、皮肤接触可灼伤、致癌性。^[5]1961年至1965年间汤姆斯河化工厂在它生产蒽醌的车间旁边的一个小建筑里生产环氧氯丙烷供自己使用，蒽醌车间是1957年建成的，这种生产活性染料的重要原料太易燃了又有致癌性——尽管它的致癌性当时还没人知道。^[6]

汤姆斯河化工厂经营的初期，在那里工作的大部分人，即便是那些从辛辛那提调过来的人，对他们接触的化学品的危险性只有模糊的认识。女人们也是一样，她们中很多在临近的办公建筑中做秘书工作，对那些浓烈的味道习以为常。雷·塔尔迪在1962年跟着哥哥约翰·塔尔迪进厂之前在当地的A＆P超市做理货员，当时他哥已经在工厂工作了两年。雷和他哥哥一样在工厂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杰姬·塔尔迪1971年辞职回家照顾孩子，这之前她穿坏了很多双尼龙长袜。每个在空气中充满溶剂和酸性气体的生产车间工作的秘书，她的长袜都可能会在腿上溶化掉。杰姬·塔尔迪回忆说：“你最好就穿着这样的袜子，你要是跟哪个老板抱怨一下，他们会让你把买新袜子的发票交上去，然后说‘有工作就万幸吧’。我看没人交过发票。起初我们什么也不懂，在60年代，你说点啥会被头儿们狠狠挖苦的。他们有时候说，‘你以为这是哪里？冰激凌工厂？’”

塔尔迪兄弟和伍利都在化工厂的实验室工作，而不是生产车间，所以有机会看到工厂全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哪里有危险。102号楼，还原染料的主生产车间“阴暗空旷的车间里全是苯、氯苯这样的溶剂，那里是工作场地中最差的，路过都够呛”。雷·塔尔迪这样说。爆炸的风险始终存在：1960年12月22日，102号楼第二层上一个装了八千磅焦油、染料和硝基苯混合物的增压釜爆了，炸穿楼板掉到了第一层，震碎了几十片玻璃，铁块被甩得到处都是，最远的有四十英尺。工人们“到处找掩体，有的只能平趴在地上”。^[7]乔治·伍利特别担心的是树脂和特殊化学品合成车间。“有些从108号楼出来的东西很糟糕：环氧氯丙烷、环氧乙烷，还有甲苯和二甲苯，环氧氯丙烷比别的更要命。”光气也是个威胁。甚至实验室都是危险的地方，技术员们接触的是他们基本一无所知的化合物。60年代初的一天，约翰·塔尔迪曾意外地被硫酸二甲酯淋到。这是一种硫酸衍生物，后来被认定为可疑致癌物。工头让他去找护士，护士告诉他回家洗澡。之后，剃胡子打肥皂的时候，他发现整个脸都出血疼痛。之后不久他决定加入工会，随后他弟弟和伍利也加入了。

燃烧、爆炸、泄漏、溶化的袜子，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恐怖背后，还潜伏着一些更黑暗的东西。伍利说：“甚至早在60年代，人们就在谈论在工厂工作的人得癌症的事情。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当时就有。”很多是从辛辛那提和金伯顿调来的老工人们，他们暴露在这个环境中几十年了。少部分还很年轻，比如杰姬·塔尔迪，她在二十六岁的时候被确诊为乳腺癌，当时她已经辞职在家带了四年孩子了。又过了二十年，人们才开始尝试调查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癌症发病率是否高于正常水平。在迅猛发展的60年代，没人愿意想这些，当时公司和整个社会都在像阳光下的蟹子草^[8]一样增生。让经理们和员工们了解火灾或泄露的风险是一回事，让他们知道仅仅闻闻工厂的空气就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长期健康风险，就是另一回事了。伍利说：“他们更在意短期的安全性，谁被烧了，谁被炸了……对于日复一日地暴露在有毒烟雾中就不太关心。只要你不是死在岗位上，他们就无所谓。”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和伯纳迪诺·拉马齐尼开创了职业病学，提出了未来环境健康研究将遵循的基础，那么是后人们将他们不规范的观测变成了系统的科学。第一个做这些的是一位有着好听的名字的医生——珀西瓦尔·波特，他在公共场合总是戴着扑了粉的假发，是个赶时髦的小矮个。他因18世纪中期为伦敦的上流社会做手术而成名，同时又是一位改革者，发展了新的手术设备和服装，还改善了很多疾病的疗法，从疝气、脊柱损伤，到颅骨骨折。对于相当于合法屠宰的传统手术程序，他有着深深的怀疑。1756年四十三岁时波特从马上坠落摔折了脚踝。他坚持躺在冰冷的地上几个小时，指导别人用马车车门和轿子杆搭造了一个简易担架。这样波特发明了一个安全的送医方式，从而避免了遭受当时标准的治疗方案——截肢。^[9]

尽管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波特有着生于贫困的社会良知。幼年丧父，他是靠资助人完成的医学学业。他后来为贫困学生提供住宿，治病无分贫富，以此回报社会。（他的病人中有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画家托马斯·庚斯博罗。）作为始建于1123年的圣巴塞洛缪医院的主任医师，波特对伦敦扫烟囱孩子可怕的工作环境深感担忧。他后来写道：“这些人的命运看起来格外艰难：他们幼年期就频繁遭受残忍虐待，挨冻受饿；他们被推进狭窄的，有时还冒着热气的烟囱，在那里被挫伤、烫伤，甚至窒息；等到了青春期，他们很可能得上最麻烦的疾病，那是痛苦而致命的。”^[10]

1666年的大火毁掉伦敦大部分城区之后，重建的烟囱烟道狭窄，转角紧凑，角度很小。烟道太狭窄——有时最大只有9×14英寸——只有四到七岁大的小男孩钻得进去（在国会下禁令之前）。^[11]经常是贪婪的老板驱使着饥饿的孤儿上去，他们自己却站在地上为这个罪恶的行业辩护说脏烟囱容易引发火灾。清理烟道很痛苦，“爬烟囱的孩子”被挫伤或窒息并不少见。衣物会增大被困的风险，所以英国的清扫工经常是光着身子进去，在那些砖砌的迷宫里缓慢蠕动，把膝和肘蹭得通红。^[12]他们在充满烟尘、地狱般的黑暗里工作，还经常要带着砂浆和抹子，填砖缝，铲烟泥。因为孩子们很少洗澡——有时一年才洗一次——烟灰就粘在身上，深入每一处摩擦的缝隙。

但是，比噩梦般的工作环境更令珀西瓦尔·波特恐惧的，是烟囱工在青春期开始出现的麻烦、痛苦而致命的疾病：阴囊癌或睾丸癌。波特具体是在何时，以何种方法确定了疾病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治疗的癌症患者和他们之前的扫烟囱职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无从得知，他大量的著作中并未详述这一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确认之前究竟医治了多少例阴囊肿瘤。但那无疑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第一个证明污染诱发癌症的医学记录。波特并不是第一个准确地推断了癌症病因的人，例如拉马齐尼就在1700年猜对了，修女因为不生育，患乳腺癌的概率更高，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13]但珀西瓦尔·波特将推测变成对病例谨慎的观察与记录，和详细的治疗过程。

当波特1775年最终在一篇论文中得出他的结论时——这篇论文开篇便向拉马齐尼致敬——他对病因表示了一点怀疑：“在这些人身上的这种病看上去来自煤烟在阴囊皱纹（皮肤褶皱）中的沉积。”三十三年后，詹姆士·厄尔在为他这位岳父撰写的传记中说得就更明确了：“此类癌症，波特先生如此精确地进行了描述，似乎是由煤烟的某种特殊的刺激性造成的。这些东西和某些人皮肤上分泌的物质混合发酵，皮肤分泌物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它们原本的性质被诱变了。”^[14]换句话说，煤烟中的某些东西，或是某些与煤烟有关的东西，能够致癌；某些特定的人，他身上的东西，或是与他有关的东西，使他更易染病。

在这些探索性的语句中，珀西瓦尔·波特的女婿为未来两个世纪的有机（碳基）化合物致癌性研究打下了基础。煤烟囊括了相当多的煤、石油、木材不完全燃烧后剩余的有害物质。有机化学还要再经历两百年时间才能将煤烟或其他焚烧副产品的成分一一分离。他们未来会先将这些成分分成大类，如“煤焦油”和“煤烟”，然后分成一个个族，“胺”、“酚”或者“多环芳烃”，最后分成一个个群，蒽醌、联苯胺或者苯并（a）芘。大部分科学家将为了创造新的人造碳氢化合物而进行上述工作，人造碳氢化合物始于染料，后来有药物、塑料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用途。但少数特立独行的研究人员会接过帕拉塞尔苏斯和波特发出的战书，尝试更加艰苦的工作：去识别那些令某些人造化学品对其使用者异常危险的“特殊的刺激性”。

建厂初年，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管理者们很容易忽视或是轻视工厂对地下水和河流的污染。但随着工厂的扩张，不能再回避这些令人不快的现实了。工厂用水量如此之大，污水池有时都会溢出，没溢流的时候大量的污水也在渗入地下水中，因为大部分池子都没有防渗膜。一些工厂使用的最危险的化合物，比如砷酸，本应与污水分开存放，有时却会被直接倒入污水渠中，公司管这叫误操作。^[15]污水处理系统并未达到要求的设计标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州政府会提高标准。^[16]

更大的麻烦是，汽巴开工刚两天似乎就已经污染了给自己的供水。1954年初夏，员工们抱怨饮水器取来的水难喝，有味。几周后，公司新雇的排污总监莫里斯·史密斯查到了原因。史密斯是罗格斯大学教授威廉·鲁道夫的学生，他导师曾作为汽巴公司的顾问设计了污水池系统。史密斯是第一个意识到他导师的设计有问题的人。1954年秋，他发现化学品从未铺防渗膜的污水池下渗出污染了一个给工厂提供淡水的水井。^[17]水井深一百英尺，在最近的污水池以北八百五十英尺处——液体废弃物通过高渗透土壤扩散的速度令人惊讶。到1956年，史密斯确认化学羽流已经从排污池向各个方向扩散了两千多英尺，包括河流的方向。^[18]两年后，公司请来的咨询公司确认，所有的污水池都在渗漏；原本用来阻挡渗漏的沥青防渗层已经“因污水的腐蚀性变得千疮百孔”。^[19]最麻烦的是，检测了公司土地最东面的井之后证明，污染物的羽流已经传到公司土地之外，向东南方正在快速发展的橡树岭踟蹰前进了。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正在将它供水的干管扩展到那里，但橡树岭的一些人家仍在从自家后院的浅水井打水。

公司开张刚七年，两平方英里的土地就已经明显盛不下它海量的废水了。必须得做些改变，特别是在汽巴公司1958年关闭了辛辛那提和金伯顿的工厂将其业务都转到汤姆斯河之后。如果公司连生产蒽醌还原染料的那些废物都处理不了，它又怎么可能解决工厂更名为汤姆斯河化工公司后新增的偶氮染料、环氧树脂，还有其他特殊化学产品产生的更多废物呢。生产偶氮染料的废水酸度高，有明显的颜色；树脂合成会给废水引入很多有毒物质，这些不能隐藏也不能忽视。

公司本可以承担起这个挑战，重新设计流程减少污染总量，或者建一个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装置而非仅仅简单处置。美国氰胺公司，汽巴的一个竞争对手，1958年的时候就给它邦德布鲁克的工厂建了一个活性污泥法处理设备。新工厂可以处理各种有毒污染物，不单单是固体废弃物。^[20]汽巴公司早在1955年的时候就考虑过建一个类似设备。^[21]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建筑成本昂贵，仅仅给现有的所有污水池铺上沥青的防渗膜就要花费十万美元，全厂还要停业三周。^[22]

在两个罗格斯大学卫生工程师（威廉·鲁道夫当时已经退休搬回家乡荷兰了）的帮助下，汤姆斯河化工厂想了个便宜的办法。公司给它原来的储污池里又加了第二层衬底，然后在厂区东边又挖了一组没做防渗的污水池，这些池子就在汤姆斯河附近。和老处理池不同的是，这五个新的污水池渗出的化合物不会危及公司现有的水井，它们离了半英里远。相反，渗出的污染会直接进入邻近的河里。^[23]新的污水池选址河边颇具讽刺意味，它们就邻近当初作为环境业绩而大加宣传的“鱼塘”，而鱼塘从1952年建好后就没放过鱼，因为大家怀疑没什么能活在那里面。现在，鱼塘被推平扩大，变成了一个盛放基本未经处理的污水的池子。州卫生部门和1952年的时候一样坚持了建高效处理设备的要求。但州政府没管这些，他们随意地批准了公司的计划，说它与通行的工业标准一致，给予了新的许可。

1959年沿河的新污水池建成，基本上所有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液体废弃物都进了四面楚歌的汤姆斯河。这样，工厂旁这条蜿蜒的小河基本上成了“一个简易容器，用来盛放我们生产过程产生的化学废物”，1961年公司的一份简报如此直白地说。^[24]公司想办法保全了自己的供水，但比以往更多的化学污染直奔到了下游霍利大街河边的水井，那里为全镇公众提供着饮用水。这对汤姆斯河化工厂是个不错的安排，对汤姆斯河镇却不是。

废水只是公司污染问题中最显眼的。建厂初期固体废弃物和烟气的排放还都是相对较小的问题，到1960年公司开始生产偶氮染料、环氧树脂和神秘的特殊化学品时，它们突然成了大麻烦。废物还是那几类：蒸馏后的黏性残余、未参与反应的板结固体、浸满溶剂的滤饼、掺杂着废物的白垩土。但不再是每天几桶，现在每班岗上就能装满几十个五十五加仑的大桶。偶氮染料生产过程不像还原染料那么浪费，但生产一磅产品也会产生半磅滤饼三分之二加仑母液（一种浓缩过的溶液残留）。^[25]又出现了两种新污泥。^[26]

这些污泥和五十五加仑的大桶们都得有个去处，汤姆斯河化工厂又一次选择了最便宜的方法：露天井。这次，公司管理人员不能再号称自己不知道环境后果了。1960年他们已经知道，公司向无防渗膜的污水池中排放的废液已经毁了自己的好几口水井，他们也知道，在地下，污染物的羽流正向各个方向扩散。在其他地方，类似的事故已经促使陶氏、孟山都和杜邦公司尝试新的污染处理方案，并异位转移高毒废弃物，而不是全部弃置到自己场地上的露天井中。^[27]但这些没有出现在汤姆斯河。在1977年被强制执行前，汤姆斯河化工厂没有建造现代化的铺设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

公司没有费力去给新来的垃圾挖个新坑，而是利用原来发生了渗漏的处理池，自从污水改道去了河边的新污水池之后，那里已经干了。现在，偶氮染料的污泥和108号楼里的一桶桶废物被推到浅坑里倒掉。为了节约空间，填埋前工人们用推土机把废物压实。这个滚轮破碎的程序延长了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它一直工作到1977年；但也使得废物中的化学物质更快地渗入潜水层——和当初这个坑还是处理池时液体废弃物的渗漏一样。

在上世纪60年代，作为实验室助理，约翰·塔尔迪、雷·塔尔迪和乔治·伍利常去垃圾填埋点，通常是拖着五加仑的罐子，装满了烈性溶剂或者是“母液”残留物。他们的目的地是坑的南岸，那里有几个圆柱形混凝土管子——或者说竖管——被嵌在新浇筑的混凝土路面中。这些竖管（工人们叫它们“脏桶”）直通地下，也就是说，不管往里面倒的是什么，都会直接进入砂土层。每天至少一次，实验室的人要负重去那里一趟。在1970年这个业务终止之前，以这种方式排放掉的未经稀释的化学品在十二万加仑以上。

雷·塔尔迪回忆说：“我们会把那些罐子弄到那里去，把里面的东西倒进去，然后我的工作是把里面的有机溶剂烧掉。”他会用火柴燃着一片纸，扔进竖管中。但大部分时候废物里水太多点不着，“这种时候，你走就好了，因为它反正很快就渗进地底下了”。

工厂的其他地方，还有其他化合物被烧掉，量大得多。新建成的那部分工厂不单排放污水和固废，还在污染空气。工厂在生产了多年单一产品还原染料之后，这是一大变化。还原染料生产中的重要原料——爆炸性溶剂——太危险了，不能以焚烧的方式处理残余废弃物。但现在，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一下子丰富了，其中有的用的溶剂不多。所以，新建的108号楼上有一个大烟囱，偶氮染料车间上面也有个小的。经验丰富的工人往天上瞄一眼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几个烟囱冒着不同颜色的烟。偶氮合成车间的黄烟是在进行溴化反应。108号楼的红棕色烟雾是在进行树脂硝化。

住在工厂周边，橡树岭或其他地方的人们读不懂烟雾信号，但他们能看得到，也能闻得到。几乎从新厂房落成起，就开始有人抱怨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恶臭，而且看得到有色烟雾的时候抱怨的人更多。自公司来到汤姆斯河镇以来，这是第一次受到负面的关注，而管理人员的反应不是限制污染，而是把污染弄得不那么显眼。他们没有增设昂贵的污染控制设备，只是调整了全天的生产进度，这样大部分时候有色的烟雾只会在晚上出现了。1967年进厂并最终成为厂子生产主管的瑞士化学家豪尔赫·温克勒这样解释：“考虑到污染的可见性，最好尽可能地在晚上进行这些反应。”

但并不是什么都能遮掩。上世纪60年代汤姆斯河化工厂产生的化学废弃物种类太多，数量太大，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所以，当乔治·伍利1962年回到密林深处他年少时经常消夏的水塘去怀旧戏水时，仅仅时隔三年，水质已如此之差。河水看着不一样了，闻着不一样了，因为它已经变了。1962年工厂向河里排放的废水比1959年多了一倍，主要是偶氮染料废水。偶氮染料是水溶性的，轻易就能给流速缓慢的河流染上颜色，和它给丝质衬衫或羊毛外套染色一样。

染色的河水是早期尚不清晰的指纹。这些最初的迹象——河水、污染的水井、有色的烟雾和难闻的气味——使得一些人，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和汤姆斯河化工厂的职工们，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对工厂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个强硬的工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以多种方式重塑了小镇，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开始后悔了。

【注释】

[1]三家瑞士重要染料生产商在辛辛那提和汤姆斯河的合作为后来一系列的合并拉开了帷幕。汤姆斯河化工厂最初由汽巴公司建造，早年间的正式称谓是汽巴有限公司汤姆斯河分厂。1955年嘉基和山德士购买了少量股权后工厂更名为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公司（这个名字在汤姆斯河镇很少有人提到，大家还是叫它汤姆斯河化工厂，有时就叫“汽巴”，因为汽巴始终持有绝对股权）。1959年，当合资企业最终关闭了辛辛那提的两家工厂后，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成为正式称谓。1971年的那个汽巴和嘉基两家公司合并时它又将变为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厂。最终，1996年山德士并入汽巴嘉基时，三家瑞士重要的染料生产商合并为诺华（Novartis）。次年诺华将汽巴嘉基染料与化工业务转为汽巴精化有限公司，2009年该公司被巴斯夫收购，标志着汽巴公司从创始人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在巴塞尔开展染料合成业务起的一百五十年历史正式终结。

[2]花园州是新泽西州的别称——译者。

[3]欧申县的全能的马西斯家族是花园州大道工程的受益人之一，他们和州政府签了一笔大单，得到工程中一部分价值不止三亿元的债券。

[4]本章中关于金伯顿污染的简单记录的来源是美国环保局的文件和对普渡大学环境工程名誉教授詹姆士·E·埃策尔的采访，他曾在1957年和1958年以私人顾问的名义调查了那里。

[5]尽管上世纪50年代时环氧氯丙烷对肺部和皮肤的急性毒性已为人熟知，但官方未考虑过它的致癌性。直到1976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的一项评估发现，实验大鼠在吸入该物质后形成了鼻癌。到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工厂工人的研究，已经有一些非决定性的证据证明环氧氯丙烷可致人类呼吸系统肿瘤。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现将其列为可能致癌物。

[6]尽管蒽醌一直被怀疑有致癌性，2004年之前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将其认定为致癌物。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2004年的报告中称，通过给大鼠喂食掺有蒽醌的饲料，他们发现了它对大鼠肝脏“明确的”致癌能力。报告同时发现了它对其他器官的非癌性损伤和可能的类激素效应。

[7]J．Hohl，“Final Report on Explosion in Building 102 on December 22，1960”，January 30，1961，1—5．

[8]肿瘤因形态与螃蟹类似而得名cancer，与巨蟹座是同一个单词。——译者

[9]John A．Ross，“Percivall Pott 1714—1788”，Paraplegia 24：5（October 1986）：287—292．

[10]珀西瓦尔·波特1755年出版的著作《外科学观察：白内障、鼻息肉、阴囊癌、不同种疝气、脚面脚趾坏死》中有一章论及“烟囱工癌症”，这部分只有七百二十五个单词的短文非常著名。本书摘录自波特的女婿詹姆士·厄尔撰写的《珀西瓦尔·波特的外科成就》，该书1808年在伦敦出版。

[11]多亏珀西瓦尔·波特“烟囱工癌症”中的描述激起的民愤，1778年英国国会限制只有较大的孩子能从事该行业，在1845年又将其全部禁止。

[12]更多伦敦18、19世纪烟囱工的境遇，以及珀西瓦尔·波特如何将睾丸癌确定为烟囱工的职业病，可以阅读H·A·沃尔德伦的“阴囊癌简史”，《英国工业医学杂志》，40：4（1983.9）：390—401。以及迈耶·M·麦利库的“珀西瓦尔·波特，1713—1788”，《泌尿学》，4：6（1975，12）：745—749。

[13]现在认为，不生育或生育年龄较晚的妇女患乳腺癌的概率会有轻微上升，因为她们一生中接触到雌激素的总量略高。

[14]Chirurgical Works of Percivall Pott，180—181．

[15]1962年5月9日莫里斯·史密斯的记录里描述了一次事故排放，七天前，三千磅含砷废水被排入污水系统，初级处理池的p H值骤增，公司试图“防止进入汤姆斯河的砷酸超过一定数量，否则将造成鱼类死亡”。

[16]1962年5月14日，埃默里克·瓦科尼在给工厂经理莫里斯·史密斯的日志中说，“以现有的处理设备，我们达不到本州的标准”。

[17]莫里斯·史密斯1954年7月14日在给他的主管的日志中描述了工厂饮用水出现味道的事情。井水污染的记录见于他同年9月27日的日志。

[18]莫里斯·史密斯在给他上司的一系列忧心忡忡的日志中明确指出了公司水井和邻近区域受到的威胁。他在1956年8月14日题为“废水排放池渗漏”的日志中说：“高渗漏的废水排放池，加上从深井持续高压泵水，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全部深井的污染。同时，还很可能造成东部及东南部他人地产的地下水污染。”

[19]咨询公司的报告“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厂周边地下水现状”完成于1959年2月。这份由总部在纽约的地下水咨询公司LBG （Leggette，Brashears＆Graham）完成的报告并未向公众发布。多年后，汽巴嘉基公司将这份三十六页的报告移交给了美国环保局，作者得以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得了复印件。

[20]此处作者对活性污泥法的原理理解似有误差，这种处理工艺是利用富含微生物的活性污泥处理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而非处理固体废弃物。——译者

[21]O．B．Grant，“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Toms River Waste Disposal Facilities”，August 31，1955，3．

[22]“Seepage from Waste Disposal Basins”，2．

[23]“汤姆斯河工厂扩建中污染处置工艺设计原则”第5页。1959年LBG公司出具的报告中同样明确地提出了污水池重新选址的目的。报告第27页指出：“如对污水池重新选址，则应邻近汤姆斯河，以便污水池的外渗能尽快经河排走，以防污染迁移到工厂用井或邻近土地。”

[24]1961年春，公司简讯TRC color的一期中对莫里斯·史密斯的介绍里这样开头：“汤姆斯河是一个简易的容器，用来盛放生产过程产生的化学废弃物。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邻居，我们公司不能用有害的废物糟蹋河水。污水入河前必须经过处理，去除可能的有害成分。负责此类程序的，就是莫里斯·史密斯。”

[25]David C．Bomberger and Robert L．Boughton，Wastes From Manufacture of Dyes and Pigments，Volume 1 Azo Dyes and Pigments（SRI International，1984，under contract to the U．S．Environmental Prtection Agency），34．

[26]新的偶氮污泥一个是氧化铁污泥，另一个是石灰石和硫酸混合后形成的硫酸钙污泥。

[27]“Creating a Toxic Landscape：Chemical Waste Disposal Policy and Practice：1900—1960”，1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