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北的茂陵原先只是一片荒原,自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开工修建皇陵以后,这里就日新月异地繁荣起来。陵墓的主人是当今皇上刘彻,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他登基时才十七岁,但从十八岁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一直修了五十二年才派上用场。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项记录几千年一直无人打破,可见千古一帝并非浪得虚名。和平年代,皇陵是天底下最浩大的工程,据说开支为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把全国三分之一的钱都砸在这里,还能不砸出点声响来?皇上是个喜欢轰轰烈烈地闹腾大事的人,大概害怕自己死后太清冷,又下令官员、富豪还有文艺界的明星大腕们迁居于此。由是新城人气飙升,灯红酒绿,很快就成了长安附近著名的富人区。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十三年,茂陵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死于糖尿病,临死前还留下了一篇《封禅书》,为皇上后来兴师动众地封禅泰山、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提供了理论根据,这当然让皇上很高兴。而就在这期间,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后来同样名满天下的另一位大作家正好风尘仆仆地采风归来,正准备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历史似乎有意在茂陵安排了这两位文章高手的交接。这两个人一个叫司马相如,一个叫司马迁。
司马相如名气很大,这固然由于他与卓文君惊世骇俗的爱情,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他汪洋恣肆的才华。他的文章写得好,特别善写辞赋。赋是当时最风行的文体,一篇赋的影响力,往往可以让作者声名鹊起甚至上达天听,此前贾谊的“宣室夜对”和此后左思的“洛阳纸贵”都是由于赋写得好。而当今皇上又特别好这一口,在杀人和玩女人的间隙里,他喜欢摇头晃脑地吟诵辞赋作为激情过后的消遣和自娱,以寻求快感的延时效应。赋者,敷也,就是铺陈,满篇尽是华丽生僻的辞藻,洋洋洒洒地铺陈开去,对偶、排比、连句层层渲染,让你目不暇接。这种文体多用于描写都城、宫宇、园苑和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说到底是给权势者歌功颂德、捧臭脚的东西。睽诸文学史,为权势者歌功颂德,这类作品中“伟大”的比例实在太少,因为伟大的作品多是面向民众且具有悲悯情怀的。但权势者喜欢有人向他献媚,为他歌功颂德。献媚是献媚者的通行证,写那样的作品,作家往往名利双收。司马相如就凭几篇大赋当上了皇帝的文学侍从,并且住进了茂陵的富人区。毋庸置疑,该同志是个文学天才。但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司马迁后来给他作传时,说他“口吃而善著书”。也就是说,他口才不行,但能写。这样的大作家倒也不少,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和沈从文。说起来很有意思,司马相如原来的名字叫司马犬子,这说明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不然不会取“犬子”这样土得掉渣的名字。他最早的文学自觉是给自己改名为“相如”,这名字不错,不光文气,还有几分软软的奶油味——他本来就是个吃软饭的嘛,甚好!
但软饭也不是好吃的,你不仅要仰承鼻息,善于揣摩皇上的喜好,还要在艺术上有两把刷子。赋那种东西尽管华而不实、虚张声势,但要做到妙笔生花,在题材、立意和文笔上让人眼睛一亮也不容易,那是需要有几分才情的,至少也要有几分聪明气。司马相如当然不缺少才情和聪明气,要不然皇帝手下有那么多文学侍从,袞袞诸公,竞相献媚,为什么只有他独领风骚呢?还不是因为人家活儿干得好?你看他的《上林赋》《大人赋》和《子虚赋》,那真是翠华摇摇、仪态万方啊!平心而论,司马相如还说不上厚颜无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因为他老丈人给了他一大笔财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再加上糖尿病缠身,对升官发财就看得比较淡,有时甚至还敢说几句别人不敢说的话,例如劝皇上打猎要适可而止之类。在御用文人中,他还是有底线的。
司马迁也住在茂陵,他父亲是朝廷的太史令,这是个小官,俸禄很少,在茂陵那种地方,他们家只能算是穷人。对于一个天资聪颖且志存高远的少年来说,这种生存境遇只会是一种激励。父亲是史官,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史学熏陶。二十岁后他又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游历四方,一步一个脚印地阅读广袤的帝国版图,全方位地感知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风俗人情。人们常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现在,司马迁已经为写作一部旷代史书做好了准备。而且就在他游历归来不久,他又接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太史令闲曹冷灶、清汤寡水,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进入皇家图书馆,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查什么档案就查什么档案。对于一个有志于史学的写作者和思想者来说,有了这个“唯一”就足够了。
一切都为一部史学巨著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这部被称为《史记》的巨著也许不会完全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它当然会很丰厚,有文采,体例也别出心裁,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总体品格远远高出历代的那些史书,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很可能不会有现在那种长风烈火般的激情和精神高度。
就差那么一点,或者一点点。
上苍似乎很在意这一点点,一定要用作者个人惨痛的悲剧来成全一部巨著的完美。
天汉年间,司马迁因李陵冤案被祸,在死刑与宫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比死刑更加惨痛也更为耻辱的刑罚。司马迁不是怕死,而是由于心系《史记》,这部书是属于他的,但又远远大于他个人的生命、痛苦和屈辱。正是这种对史学的苦恋情怀,让他活了下来。但刑余之人,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在《报任安书》中,他用了一个不大多见很可能是自己生造的词——狂惑,内心的痛苦和矛盾足以让人疯狂。然而痛苦恰恰又是一种更深刻的生命,在痛苦的重压下,他完成了一次悲壮的涅槃,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男性,却多了一个男人。知耻而后勇,他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下笔时,他用不着再看皇帝的脸色。他不是在历史的大地上亦步亦趋地爬行,而是出神入化,雄视千古,天马行空,快意恩仇。在他的笔下,除去对历史真相的深度揭示,对历史细节的精微把握,对历史人物的冷峻逼视,以及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繁复丰茂,还有一种精神性的光芒,给人以灵魂的震撼与战栗。那是对专制王权的鞭挞,对正义和良知的呼唤,对自由意志和尊严的渴求。不懂得屈辱就无法理解自由,谁说他大势已去?一颗苦难的灵魂,当他因屈辱而雄起时是多么强健阳刚!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诞生了。
司马迁是皇家的太史令,这是一个体制内的职务。严格地说,他和司马相如一样,也是文学侍臣。但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职业性的奴颜和婢膝,他对皇权有一种宁静的藐视,他的心灵是自由的,煌煌五十二万字的《史记》就源于那颗自由的心灵。仅仅这一点,就让他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而崭露峥嵘。如果说司马相如只是一只撅起屁股、卖弄唯美的孔雀,那么司马迁就是一只傲视苍穹、自由飞翔的雄鹰。司马相如也许可以称得上优秀,但司马迁却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领域,优秀者可以有很多,伟大者却总是凤毛麟角。
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有一个叫吴佩孚的军阀,因为是秀才出身,又写得几首歪诗,便处处以儒将自诩。他的孚威上将军行辕有一副自撰联,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当然是借古人上位,自吹自擂,没有什么说头。但有一点我们却又不得不说,即,同样是以文章名世,“两司马”的分量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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