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个句号

杨少衡

副市长从楼上纵身跃下，其背后的原因可以任由我们猜测：他自杀之前做过什么？遇到过什么？是谁给了他这样做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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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鞋厂火灾发生于星期日午夜过后，1时35分左右。大火起于鞋厂厂区西侧库房，迅速波及与之相邻的车间主楼，值班人员发现时，整排库房已经陷入大火，主楼这边火龙正逐层上蹿，迅速卷到六楼。巨大的火舌从门窗吐出，整个厂区浓烟滚滚，到处是毕毕剥剥的燃烧声。当时刮北风，强劲而干燥的气流与烈焰彼此相助，呼啸席卷，生吞活剥，火光映红夜空，高温灼人，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化学物品燃烧的刺鼻气味，伴以惊恐万状的惨叫和呼救，景象异常吓人。

这场大火被发现时已势不可挡，无法控制。市消防支队接警后紧急出动消防车，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眼看着大火吞没了两幢建筑，到处都在燃烧，惨剧已经酿就。午夜两点左右，十几位负责官员陆续到达火场时，大火还在戏弄消防车的高压水龙，猛烈的火焰忽闪跳跃，玩儿似的与高压水柱共舞，水柱冲过来时火焰退开低落，水柱一转再冲天而起，大楼里可以燃烧的东西都被点燃，只待烧成灰烬。

匆匆到场的负责官员来自市直各相关管理部门和鞋厂所属开发区管委会，为首的是副市长朱龙辉。朱龙辉在市政府里分管安全，这种时候这里不能没有他，就像杀人犯罪现场不能没有刑警一样。熊熊大火边一批人迅速围拢过来，朱龙辉忧心忡忡，站在马达轰隆轰隆响的消防车旁，大声喊着，向安办主任张斌问了两个问题。

“火里还有人吗？”

“可能不少！”

“到底多少？”

“有四五十！”

朱龙辉转头看火场，脸上表情异常痛苦。忽然间他一个踉跄，身子向前扑倒。身边几人吓了一大跳，回过神伸手去拉时已经晚了，朱龙辉当着众人的面重重摔倒于地。

几个官员不约而同，一起大叫:“救护车！救护车！”

朱龙辉人事不省，成为当晚火灾的第一个伤员被送进医院。院方紧急组织医生会诊，断定为突发脑溢血，病情凶险。

这一场大火，以及朱龙辉紧急中突然发病，堪称悲剧，时下网络语言叫“杯具”。该“杯具”竟然给了谢一鸣一个意外的转机。

大火发生之际谢一鸣毫不知晓，他在300公里之外省城一处僻静宾馆里，悄无声息地参加一个课题调研活动。那一天谢一鸣的课目是自学，作课题准备，主管人员给了几本相关公文汇编让谢一鸣研读、消化。该任务相对比较宽松。类似调研活动通常直奔主题，力求迅速突破，参与者不可能轻松，谢一鸣心里很有数。

当晚11时谢一鸣按时休息，躺在床上消化自学心得。谢一鸣所住宾馆套房有内外两间，他住的里间卧室家具摆设，表面上看与通常宾馆无异，实际却大有不同，房间里所有尖锐、坚硬物品都做过处理，任何可能被用于异途的绳索、缆线均被收起，窗外装了铁栏，窗户紧闭，无法打开也无法越过。套房内间与外间本来隔着一道门，此刻门已经被卸掉，内外相通，外间摆了两张床，由谢一鸣的两位陪同人员使用。这两位是本课题工作人员，他们负有监管责任，谢一鸣的一举一动，包括他在深夜里的翻身都在他们的密切监控之下。

这里其实是在办案，所谓“课题调研”只是谢一鸣自己的说法。

前天傍晚，从省里下到本市的办案人员对谢一鸣宣布上级决定，要谢随他们连夜前往省城，“协助调查”。办案人员刚要宣布出发，谢一鸣的手机忽然响了，他习惯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眼屏幕，按下接听键，身边几个办案人员一起发声:“是谁？”

谢一鸣这才意识到情况不一样了，这时候当乖乖收起手机，他居然还要好胜，捂住手机强调事情重要：电话是朱龙辉副市长打来的，有一件工作上的事情。

办案人员还没吭声，谢一鸣就接了电话。

几小时前朱龙辉曾经跟谢一鸣联系过，有要事商量，两人约定明天一早在谢的办公室见面。此刻朱龙辉来电话讲的还是这件事：刚接通知，书记明天上午八点半找他，他跟谢一鸣商量把两人见面的时间提前，“早点儿上班，七点半在办公室见面可好？”

谢一鸣说:“不凑巧，我这里也碰到事情了。”

一听说谢一鸣马上要动身前往省城，朱龙辉非常诧异:“什么事这么突然？”

谢一鸣能说什么？给带走了？弄进去了？“协助调查”？

“有一个重大课题调研”，谢一鸣道，“突然通知。回头细说。”

所谓“课题调研”由此而来。本次重大课题的调研对谢一鸣其实并不突然，他有心理准备，所以面对办案人员未显惊讶。谢一鸣为人沉稳，表情不多，人却比较自负，很注意脸面，急切之中，拿“课题调研”替自己掩饰，颇符合其个性。

当时包括谢一鸣自己，没有谁料想到本次“调研”日程于他短暂得异乎寻常，只用了一天多时间，“自学”刚刚开始，尚未进入正题，情况突变，课题中止。

那天午饭后，办案组一位负责人通知谢一鸣收拾自身物品离开。

谢一鸣问:“没事了？”

当然不是。这里在办一起重大案件，进来的人都有原因，没有掌握足够情况，不会把谢一鸣从市里带到这里“协助调查”。由于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经上级研究决定，允许谢一鸣先回去应急，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没有了。

“该是什么还是什么，该怎么办还会怎么办。”负责人警告。

“怎么办都一样。”谢一鸣表示，“我没事。”

“你肯定？”

他很肯定，他不会有事。像他这样的人不多。

“我们记住你这些话了。”负责人说。

他们把谢一鸣的手机退还给他，根据办案规定，这部手机在一开始即封存上交。参加类似“调研”活动不可能带太多个人物品，不必如何收拾，公文包一抓就差不多了。谢一鸣以最快的速度匆匆撤退，离开房间，他的轿车已经在宾馆停车场等候。

司机小王上午10点钟接到出车通知，要求立刻赶到省城这个宾馆接人，于下午3点半前把谢一鸣送回本市。一路上小王试着给谢一鸣打过几次电话，都打不通。

谢一鸣不作解释，只问:“市里出什么大事了？”

“开发区烧死了30多个，朱龙辉副市长变成了植物人”，小王报告，“主任交代我向你报告，他们也会给你打电话。”

谢一鸣这才知道亿利鞋厂的一把大火和朱龙辉的不幸。从时间上推算，事情发生在他被带离的当晚，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

谢一鸣问司机:“还听到什么消息？”

小王说:“大火吓人啊。”

“除了大火还有什么？说我怎么了？”

小王支支吾吾:“有，有一点儿。瞎说嘛。”

“当然是瞎说。”

如今这种事情能瞒住谁？谢一鸣副市长忽然销声匿迹，手机关机，无从联络，秘书不知，司机不晓，如此异乎寻常，到底怎么回事？不会超过半小时，相关消息立刻就会传遍大院内外，马上会有知情者报出确切消息，人们会知道是省里的办案人员把他带走了。干什么去？“课题调研”吗？扯淡，他肯定是出事了。

所幸转眼间他又回来了。

此刻需要赶紧联络，尽快搞清情况，但是谢一鸣只把手机打开，守株待兔。

几分钟后，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小刘，市委书记柳英的秘书。

“谢副市长吗？”电话里的声音有一丝欣喜，可能是因为终于打通。

“我是。”

“柳书记跟您说话。”

柳英在电话里什么都不问，显然她什么都清楚，包括谢一鸣已经坐上轿车离开宾馆。她只问了一句:“情况听说了吧？”

“驾驶员说了一点儿。”

“不要耽搁，赶紧回市里。”

柳英可能担心谢一鸣不往回走，留在省城别有动作。忽然从“课题调研”现场脱出，谢一鸣有理由抓住机会为自己紧急跑动，设法谋求转机，不能坐以待毙。

谢一鸣发问:“要我做什么呢？”

鞋厂火灾情况严重，朱龙辉生命垂危，一时没有其他人顶上，市里几位领导碰头，考虑再三，经研究并报告上级，要求先召回谢一鸣，接手负责处理这件事。由于情况比较特殊，上级同意作为特例安排。

“你有什么意见？”她问。

此刻谢一鸣选择余地不大，明摆着。安全事件处理一向烫手，不是什么好差事，但是如果他不想马上掉头回宾馆去继续参加“课题调研”，他就不能推托。

谢一鸣表示可以接手，不过需要明确。处理类似重大安全事件他有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几个声音说话，不能大家都来插手。如果交给他，那么权限范围内由他负责，他说了算，需要报告、研究的重大事项除外。惯例如此。

“这是以示负责。”他强调。

“按惯例吧。”柳英说，“时间很紧，争取快点儿，直接到现场。”

谢一鸣的轿车直接出城，进了高速公路入口后，他拿手机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当天下午谢氏通信记录中唯一的主叫电话，联系的半径最远，里通外国。

他挂美国，波士顿。由于时区不同，此刻大洋彼岸为午夜之后，正常情况下是人类熟睡时分。对方显然不处于正常状况，电话一挂就通，声音急切，是个女声。

“哎呀！急死我了！”对方叫道。

“急什么。没事。”

“电话一个又一个啊。”

“不要听，都是瞎话。”

显然谢一鸣参加“课题调研”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不到两天，已经跨越大洋，远赴美国。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果然不错。对方之焦急溢于言表，谢一鸣却不能在电话里多说，只以“瞎话”进行否认，不作具体解释。

他在电话里问起一件事:“臭丸怎么样？在美国都好吧？”

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张口结舌:“臭丸？”

谢一鸣没让她发问，当即打断她:“你盯紧他，美国不好玩，不要惹事。”

他把电话关了。虽然含糊隐晦，关键信息已经发出，对方想一想自会清楚。此刻不能在电话里讲明白，以谢一鸣的情况分析，这部手机恐怕已经涉案，被办案人员监听，参加“课题调研”协助调查了。但是本电话无把柄，通话的女人虽在美国，她问题不大，不是小二小三，是谢一鸣的合法原配，她在美国陪读，跟女儿在一块儿。

除了“里通外国”，当天下午谢一鸣的手机没怎么花钱，因为接听免费。一路上电话不断，汇报情况的，打听消息的，婉转致意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轿车在铃声相伴中奋勇前进，两个多小时后，下午三点半谢一鸣准时到位。

此刻已经过了一天多时间，火场依然烟气扑鼻，处处焦黑，一片狼藉。现场处于封锁中，警察、消防队员和急救人员清理了大楼各层焦土灰烬和楼周地带，一共发现了35具死难者遗体，其中有31人烧死于大楼内，无一例外均为焦尸，惨不忍睹，面目全非，没有一具尚可辨认。另有4位死难人员为跳窗逃生时摔死的，虽非焦尸，却头破颈断，浑身是血，异常吓人。所有死难者遗骸均用被单包裹，运至附近一个仓库暂存，等待善后处置。除死难者外，另有12名幸存伤员，这些人在火起后反应迅速，于大火封锁通道前分别从所住四楼、五楼跳窗逃生，有幸逃过大火和落地冲撞，却都摔成重伤，其中两位生命垂危。全体伤员都已送医院抢救。本次火灾生命损失惨重，以死亡人数计，为本年度本市之最，其惨烈迅速惊动了各方。

谢一鸣到达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一批重要人物，为首的是本省省长和分管安全的副省长，以及省上相关部门几大员。他们分别于昨日上午、下午和晚间陆续到达本市，已经分别视察过火灾现场，现在再次聚拢于此，等待国家安办一位副主任及所率工作组。工作组一行奉国务院领导之命专程从北京前来，由机场赶赴事故现场。市委书记柳英陪同省长提早来到现场等候，她看到谢一鸣进来，抬手示意谢一鸣站到对面迎候队列里去。对面一行成排，都是本市大小相关官员。

十几分钟后，国家安办工作组一行到达。

其后按惯例进行了现场视察与汇报。大火现场触目惊心，视察和汇报过程气氛沉重。紧接着国家安办和省领导动身前往医院看望、慰问伤员，柳英等地方主要领导陪同。谢一鸣留在现场，召集相关部门官员，接手具体事务。

市安办主任张斌向谢一鸣报告:“‘点’已经踩好了。”

张斌所谓“踩点”指的是确定临时工作机构的办公地点。重大事故发生后通常要设立应急处理现场指挥部，抽调相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办公地点通常设于事故现场附近。张斌他们找的地点在鞋厂相邻村庄，临时借用了一个村部，为一幢三层独立楼房，楼下有院子、围墙，外边有晒场，停车很方便，楼里有厨房。

谢一鸣问:“房间多吗？”

“足够。”张斌说，“已经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立刻集中。”

尽管涉及部门较多，安办的动员效率很高，他们有经验也有预案，轻车熟路。谢一鸣对张斌提出的人员名单没多补充，只强调一条，鉴于本次事故的严重性，有必要请纪委和公安部门增派力量。

“他们的事少不了。”谢一鸣说。

“我马上联系。”

“把那几个人先管起来。”谢一鸣交代。

管住谁呢？鞋厂老板和管理负责人员。出了重大恶性事件，一把大火，30几条人命，企业脱不了干系。事情发生时已经通知企业相关人员到场处理善后，谢一鸣下令将他们立刻集中到“点”应急，由警察负责控制，以协助调查。

“咱们自己的人不要忘了”，谢一鸣问，“现在先动哪一个？”

他问的是动哪个当地负责官员。烧毁的鞋厂位于市区南郊，十多年前这一带被辟为经济开发区，成立管委会负责管理，鞋厂是开发区地盘上的企业，出了事自然唯管委会是问。谢一鸣在现场安排布置工作之际，管委会一位姓陈的副主任就陪在他身旁。主任刚才也在，此刻随上级领导去医院看伤员了。

谢一鸣问那位陈副主任:“我记得你不管安全。”

对方回答:“我管财务，管安全的林副去香港招商还没回来。”

谢一鸣下令该副主任先进“点”，其他人再说。不许拖延，现在马上回去收拾洗漱用品，于晚饭前到村部报到，从当晚起，未经批准不得离开。

那人一时口吃:“谢，谢市长这是……”

“这是‘课题调研’，协助调查。”

谢一鸣沉着脸，问在场各位，除了这场大火，是不是还听到一个关于他本人的消息？谢副市长出事了，是不是？在这里他要负责任地说明一下：几天前上级派员把他带到省城，不是什么“课题调研”，实为协助调查。现在他没事了，受命回来处理这场大火，全权负责，肩负重任。虽然他没事，这里却有事，他要请相关人员也来“课题调研”一下，协助调查，看看哪个有事哪个没事。出了这么大的灾难，地方官员逃不脱领导责任，现场有不少异常迹象，估计查下去情况特别严重，失职渎职恐怕还是小问题。30几条人命不能一把火白白烧掉，死者与生者都要讨个公道，不狠狠打掉几顶官帽子哪里可以。如果火灾发生在半年多前，他自己头上这顶官帽子首先要被打落。眼下情况不一样，他个人的帽子没有问题，打别人帽子他决不手软。

这时来了一个电话，是柳英。

“周副省长来了，我在省长这边走不开”，柳英交代，“请谢副接一下。”

“领导什么时间到？”

“马上。我让程市长也赶过去。”

十几分钟后，周副省长来到火灾现场。

周副省长叫周长安，是当天驾临现场的第三位省领导。周在省政府管工业，开发区和民营企业都在他分管范围内，因此专程赶来关心。他不具体分管安全，事故善后与调查工作不直接过问，所以未与省长他们同行，也不参与陪同国务院安办的领导，自己另行赶到现场视察。这场鞋厂大火让周副省长如此重视，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他是本市前任市委书记，荣升到省里才一年多。

市长程洪跟周长安同时到达。

周长安一见谢一鸣就拉下脸来:“怎么搞的？一把大火！”

谢一鸣不吭声。程洪在一旁装腔:“省长火大了，躲远点儿！”

“我不躲。”谢一鸣回答。

程洪转头对周长安笑:“其实省长不能怪他，他没放火，分管也不归他。”

“那么怪你？”

程洪嘿嘿:“我当然也有责任。”

安办主任向周长安汇报情况。程洪悄悄伸手，在谢一鸣胳膊上用力捏了一下。

“你老弟怎么样？”程洪低声问。

市长在表示关切，因为“课题调研”。

谢一鸣一以贯之:“我没事。”

周长安忽然转过头逼问谢一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谢一鸣说:“不敢惊动领导。”

周长安训斥:“死要清高。”

2

几年前，谢一鸣在下边县里当书记，号称第一把手，一方诸侯，管着一块地盘。有一天县领导开会，县长在会场上请示，说贺老板从上海来，谈渔港的事情，谢一鸣书记能不能见见他？

谢一鸣说:“你先顶住。”

“人家想见书记。”

谢一鸣笑笑:“你跟他说，谢书记太牛了，不见。”

县长也笑:“妈的，这个贺老板跟谢书记一样牛，非见不可。”

“他算老几？”

“人家是贺老大。”

贺老板确实又称贺老大，本名叫贺权，来自上海，是本县籍在外的一个知名大款。贺老板老家在本县沿海一个小渔村，他打算在家乡海边投资建设一个中型渔港，该项目牵涉大笔资金，需要报国家和省相关部门批准。贺老板自称筹措资金不成问题，报批也有门路，只要地方上支持，项目就能办成。他给地方上开出的条件主要是土地，渔港加上附属的开发区域，至少得给他一千亩，地价要特别优惠。

贺老板老家所在的县东北部沿海缺水，以荒坡石岸为主，地不值钱，通过兴建渔港带动荒僻地带开发是一件好事，因此该项目一经提出就受到谢一鸣特别注意。谢一鸣请县长亲自抓这个项目，他自己也盯着项目进展。项目接洽过程中情况忽然有变：市委书记周长安给谢一鸣打来一个电话，了解相关事项。项目八字尚无一撇，居然惊动市主要领导，因为用地量比较大，投资商比较特别，领导听到了一些反映。

“不要捡到筐里的都是菜”，周长安问，“你们对这个贺老板有多少了解？”

谢一鸣承认:“知道有点儿实力，背景倒不清楚。”

“听说这个人外号贺老大，到底是什么老大？”

周长安指令谢一鸣注意了解贺老板的底细，项目看准了再定。

谢一鸣即布置相关部门查了一下，果然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位贺老板颇有些传奇经历，出生成长于小渔村，在本县读完初中，考入省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被招到上海一家远洋轮船公司当货轮水手，行船过海，走南闯北，数年后下船进公司当管理人员。不久辞职，下海经商，自己办公司，从集装箱维修业务开始，一步步扩展到港口机械进出口，企业越做越大，实力逐渐雄厚。贺老板有三兄弟，他排行老大，为人豪爽，性格强悍，敢想敢为，说一不二。贺老板当水手时曾因聚众斗殴被拘留，经商初期曾被警察抓过，涉嫌诈骗，后来无罪释放。这个人做生意很大胆，碰上事情敢出头，交道广、办法多，人称红道黑道都通，三教九流都有人，特别擅长跟官员打交道。因此他的“贺老大”之名带有很强的江湖味，不仅因为贺家兄弟排行。有人评价他是一大能人，也有人骂他是海上一霸，褒贬不一。

多年来贺老板主要在上海发展，在自己老家曾经修过一条水泥路，捐建过一个医务所，搞过一个小码头，都是小打小闹。这一回他准备搞大的，提出建渔港，要一千亩地，胃口很开阔。项目洽谈之初，谢一鸣跟这位贺老板见过一面，礼节性会见，而后就由县长与贺老板在前台洽商，谢一鸣握着最后决定权置身幕后。待到市委书记周长安提醒，进一步了解贺老板的背景之后，谢一鸣与该项目拉开距离。贺老板几次从上海来，提出要见谢一鸣，直接面谈，谢一鸣就是不见，弄得贺老板公开表示不满，说这个谢书记怎么啦？很牛啊，多大的官，要那么大的架子吗？

谢一鸣不予理会:“现在他知道了，官不在大，在牛。”

那年春天，市委书记周长安去北京开会，从首都给谢一鸣打来一个电话，指令他隔天到北京，有重要事情。周长安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相当儒雅，行事却非常干脆，强于掌控，把个县委书记临时召到身边，哪怕远去北京，对他只是一句话而已，毋须说明理由。但是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发号施令，北京的这件事不会小，肯定比较急。

谢一鸣吩咐立刻订机票，于第二天从省城乘飞机匆匆赶往北京。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上午的航班拖到下午，4点来钟才到达首都机场。出机场后，本市驻京办主任已经在外边等候，用驻京办的车把谢一鸣直接送到了北京饭店。

“周书记让你到那里会合。”主任说。

赶到北京饭店，会合的任务却是吃饭。匆匆走进气派豪华的包间时，客人们已经基本到齐，围坐在一张红木大桌边，座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哈哈哈大声笑着，举起右手放在眉边，向谢一鸣示意。

“敬礼！欢迎谢书记。”

竟是贺老板，他坐在主位对面，所谓的“买单”位子上。主位上是一个中年男子，一看就不是非凡之辈，但是谢一鸣不认识。中年男子旁边坐着周长安，周长安指着刚进门的谢一鸣对中年男子低声道:“他是县委书记。”

中年男子看了谢一鸣一眼，没有特别表情，视若无睹。

当晚谢一鸣叨陪末座。身为县委书记，自己那个地方的一把手，说一句话掷地有声，自我感觉很好，但是到了京城这个豪华饭桌边几乎什么都不是。这里每一个人都分量充足，不是官大就是钱多，包括贺老板。谢一鸣进门时，众人视若无睹，只有贺老板玩笑般向他敬个礼，不是特别看重，而是表达某种快慰。

贺老板说:“终于见到了谢书记。”

谢一鸣笑笑:“谢书记真牛啊。”

贺老板说:“领教。谢书记包涵。”

旁人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谁也没有在意。那顿饭菜肴精美，肯定价钱不菲，但是吃得很平常，并无波澜。席间没有谁提到项目，也没有提到渔港和土地。

饭后离席，贺老板为客人送行，备有薄礼。时临近中秋，贺老板给客人送月饼，放在一只精美的礼品袋里，由他的手下分别拎到客人各自的轿车上。谢一鸣坐车离开时没太注意，到驻京办拉开车门下车，司机忽然从身边位子上抓起一只礼品袋塞过来，说是今晚那位老板送的，谢一鸣这才知道贺老板给自己也安排了一份。

他在房间里检查了礼品袋，除了一盒月饼，还有红包。打开来数一数，意思意思，两万美元。月饼加美元，千里共婵娟。

第二天上午谢一鸣匆匆离京，两天后周长安会议结束，也从北京回到本市。谢一鸣到书记办公室请示工作，周长安忽然提起贺老板的项目，说了一句:“该办就办吧。”

“这么便宜贺老大？”

“该办要办。”

为什么这件事该办？不需要周长安多讲，谢一鸣心里自当明白。周长安对贺老板原本不当回事，现在改变了，因为有新情况。北京饭店晚餐后的月饼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于饭局出场者的分量超重，显示了贺老板的巨大能量与人脉。饭桌上什么都没提及，饭桌外肯定有重要人物让周长安对贺老板的项目给予关照支持。这些人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很大，地方官员于公于私都需借重，周长安不能不权衡轻重利弊。他召唤谢一鸣赶到北京，不是让谢一鸣见识北京饭店的菜肴好坏，是表明他决心已定。

“你们去办吧。”他对谢一鸣一锤定音。

谢一鸣说:“这个贺老大不好。”

周长安即批评:“不要自命清高。”

谢一鸣不再说话。尽管对贺老板十分戒备，周长安所做的决定，谢一鸣会无条件照办，不仅因为周是顶头上司，强势领导，更多的还在于彼此间的渊源与情感。

一个月后市里举办大型招商会，贺老板的渔港项目被列入重点名录，在招商会上签署了合作意向。签约仪式于市区会议中心举办，十分隆重，备有香槟，省、市多位重量级人物出席。县长代表本县签字，周长安与谢一鸣都站在后排领导队列里。

仪式结束后，贺老板拿香槟跟谢一鸣碰杯，说:“今天贺老大知道自己是谁了。”

谢一鸣说:“未必真知道。”

他问贺老板喝完香槟去哪里？还有一些具体事情得商议。贺老板自称行程很紧，上海那边还有大生意，可供支配的时间不多。他的奔驰车已经在会议中心楼下等候，香槟一喝，拔腿就走。先回海边老家看一看老母，住一夜，明天一早去机场。

谢一鸣说:“那好，今天下午有点时间，谢书记登门拜访。”

贺老板笑:“免了吧，又不是上北京饭店。”

“这里打不着北京饭店，攻进贺家饭庄没问题。”

当天下午谢一鸣如约前来，一行人包括经贸、土地、海洋等相关部门头头，以及贺老板家所在乡镇的领导。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县电视台新闻采访车随行，一溜十几部车，浩浩荡荡攻进贺家饭庄。贺老板家乡经济比较落后，渔村中新房不多，却有一幢豪宅拔地而起，异常显眼，就是贺家庄园。该庄园占地数亩，前有停车场后有菜园子，住着贺老大的两个弟弟，以及其寡母。庄园是贺老大出资兴建的，设计师和装修队都请自上海，洋味十足，在海边渔村别具一格。

谢一鸣并不跟贺老板直接谈事情，就是摆个架势以表关心。他率一行人在贺家坐了坐，喝了几杯茶，即起身告辞。

贺老板当即拉下脸:“不能走。进了贺家饭庄得听我的。”

谢一鸣问:“你这家店开在哪块地盘？北京还是上海？”

贺老板说:“虽在谢书记地盘，却归贺老大自家。今天特意在这里挖坑设埋伏，放谢书记攻进来，要谢书记陷在这里，有来无回。”

他其实就是开玩笑，这里能设什么埋伏？贺老板不放谢一鸣一行离开，是他备了本地海鲜，要请领导们吃一顿渔村晚饭。

“谢书记带这么多人光临，乡亲们面前给我长脸，我得有点表示。”他说。

谢一鸣同意帮贺老板长脸，今天他率众到来还有两个意思要表达：一是提供服务，欢迎企业家回乡投资兴业。二是加强领导，要求贺老板的项目既能为贺家生财，也要对当地政府和一方百姓有益。贺老板按要求做就行，不需要更多表示。

“等项目开工，我们请贺老板吃海鲜。”谢一鸣说。

“今天无论如何请谢书记给个面子。”

谢一鸣让贺老板给个充分理由，眼下这些人不缺海鲜，为什么一定得在贺家饭庄用饭？贺老板说:“只为认识一个谢书记。”

谢一鸣不禁笑:“这个可以。”

他决定吃一吃贺家饭庄，以加深彼此了解。这顿饭不要求其他，要一碗地瓜稀饭，贺家地瓜鼎鼎有名。

贺老板骂:“妈的，谢书记顺风耳啊。”

贺家地瓜有典故。本地人说，贺老大当大款，穿西装坐奔驰，骨子里还是那个土霸王。家里盖了别墅洋房，洋房后边开了个菜园子，不种花不种草，种了一园地瓜以防挨饿。贺家地瓜用农家肥，卫生间里屎尿不往化粪池流，要装在坑里，沤起来往地瓜园里送，好好一座洋楼，气味总那么怪，又酸又臭。

贺老板为谢一鸣一行人的到来早有准备，当晚的家宴内容很丰盛，做的是普通的农家饭，蟹虾鱼贝，都是当地所产便宜海鲜；一大盆红烧猪蹄，一大碗海带排骨汤，几大盘时令蔬菜；主食是芥菜饭，有咸菜头、腌带鱼，却没有地瓜稀饭。

贺老板在饭桌边向谢一鸣道歉，说自己的菜园子出了点儿纰漏，地瓜从地里挖出来，却忘了下锅，因此桌上少了一碗。他特地让人装了一麻袋地瓜，一会儿放到谢书记轿车的后备厢里，拿那一麻袋重重砸一下领导，看看到底是不是又酸又臭。

“让他们备100斤”，贺老板说，“谢书记要是觉得好吃，回头再送。”

“搞那么重干什么？”

贺老板说不能搞轻了。上回北京饭店那是小意思，当时对谢书记还不摸底，看轻了，不好意思。其实官大官小是一回事，管得着管不着才要紧。渔港这个项目，地方小官一句话，比京城大官一百个屁响。

谢一鸣说:“只怕吃了贺家地瓜，放屁从此不响。”

贺老板担保自家地瓜营养充足，绿色环保无污染，非常健康，特别有益各级领导，经常食用，牛书记会更牛，不会变成羊书记。

谢一鸣笑:“可以试试。”

酒足饭饱，到了告别时候，谢一鸣打个招呼，把司机小王叫到身边。

“他们往车上装地瓜了吗？”谢一鸣问。

小王回答说没装地瓜，是放了个包。

“重吗？100斤？”

小王摇头:“包不算太重，没多少斤。”

“拿下来”，谢一鸣吩咐，“还有那个袋子，都拿到这里。”

贺老板脸色变了:“谢书记这是干什么？”

谢一鸣说:“还是那句话：彼此加深了解。”

贺老板手下塞进轿车后备厢的是一只旅行包，上了密码锁，包里肯定没有地瓜，装的应当是人民币，所谓100斤当为100万。相对于即将到手的1000亩地，100万不算太多。谢一鸣让司机从车上拿的所谓“袋子”是旧物，上回贺老板在北京饭店送的中秋礼物，礼品袋里装有月饼盒和红包，此刻原物奉还，月饼已经过期，烦请自行处理。今天谢一鸣率队攻打贺家饭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专程来共婵娟。为什么早不退晚不还，要等项目签约的这个时候？因为早的话时机不成熟，担心贺老板误会，以为谢一鸣嫌少。此刻事情大体办妥，那就不需客气。

贺老板不服:“谢书记这么牛啊？”

这个人倒也干脆，地瓜不送了，扛回菜园埋起来，专等谢书记想吃再挖，往后谢书记肯定会有需要。地瓜是好东西，可以喂牛可以养人，对各级领导都有帮助。

宾主就此握别。

几个月后渔港正式投建，贺老板投入大量资金，市、县地方政府帮助他从上边争取了多项重要政策支持，包括大笔扶持经费。渔港迅速成形，渔港周边大片沿海荒地因为渔港的兴建而价值倍增，贺老板用低廉价格拿到的千余亩土地变成巨大财富。

隔年年初，本市两会召开前夕，有一天晚间，贺老板突然从上海打电话到县里找谢一鸣，祝贺谢书记荣升谢副市长。

谢一鸣说:“有吗？”

“谢书记的事贺老大一清二楚。”

贺老板不仅清楚，他还上下其手参与其中。他声称谢一鸣让他很不满，谢这种领导会做事，却不会做人，只认得自己是谁，不知道别人是老几。如今这样可不成，领导谋官跟老板搞钱其实差不多，都得努力跑动，大胆出手，要有人相帮，拿地瓜硬砸，否则哪里有戏？人家周书记很大气，会用人，一向看重谢一鸣，要紧时候不含糊。周长安在省领导那里极力推荐谢一鸣，还要求贺老板动用上边的资源，帮助谢一鸣做点儿工作。虽然谢书记太牛，总看别个不是老几，不吃地瓜不求贺老板，让贺老板很有意见，但是该出手要出手，贺老板遵周书记之命，几个关键地方都下了真功夫，替谢书记两肋插刀，说了很多好话，算得上见义勇为。具体过程问一问周就清楚。

“谢书记等着吧，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他断言。

“贺老板这是特意提前报喜？”

“我在商言商，讨点儿回报。”贺老板说，“先跟领导吹点儿风。”

他又看中了一片海湾，在本市另一个沿海县，准备再搞一个渔港，规模比老家这边搞的要大，得两千亩地。项目正在跟那个县具体洽商，待谢一鸣升上去，当了谢副市长，管得着了，请帮个忙，大力支持。

谢一鸣问:“新项目周书记知道吗？”

“当然。”

贺老板预测周长安也该上去了，以后省里的事靠周，市里得拜托谢。贺老大讲义气，为领导办事，大家不要相忘。

谢一鸣冷笑:“我已经忘记贺老板是谁了。”

贺老板笑:“谢书记确实牛。嘴巴忘记，心里有就行。”

其实不需贺老板报信，谢一鸣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两天后省里派员下来推荐干部，而后开展考核，考核对象就是谢一鸣。一个月后市“两会”召开，谢一鸣被提名为副市长候选人，提交市人大全体代表选举通过，就此履新。

当年年底周长安荣升，成了本省的副省长。

贺老板不仅消息灵通，对周、谢升迁预报准确，他确实在上边出过手。这方面他有实力，也有关系，对他而言，这既是短线投资，也有长期效益。

其后贺老板的新渔港项目紧锣密鼓，进入论证报批过程，两千亩地唾手可得，却没想到发生了意外。有一天贺老板从上海回本市活动，黄昏时从机场赶赴“贺家饭庄”，他的奔驰车从海边一个公路险段冲出路面，翻下悬崖，落入海中。他和车上的司机都未能逃生，困在车里溺水身亡。

紧接着一连串恶性案件于本市相继发生：一家私营水产集团老板设暗宅包养二奶，半夜里蒙面歹徒闯入，老板身中数刀死于非命，二奶亦被灭口。警方排除抢劫、情杀，认为可能与黑社会内斗相关。全力侦破期间大案再起，谢一鸣曾经去过的贺家饭庄被杀手血洗，贺家老二一家三口被杀，死在贺宅，老三的妻子和儿子也未幸免，一案五命，仅贺老三到市医院照料生病住院的贺家寡母，母子俩侥幸逃过杀手。

接连发生的恶性案件震动全省，上级领导非常关注，公安部门调集大量警力投入侦破。随着办案深入，案情逐渐明朗，几起案件间的联系显现出来，原来都不孤立，它们互为因果，彼此连带，涉及巨大经济利益，核心人物却是已故的贺老大。

贺权贺老板不是一般商人，社会角色非常复杂，与海上黑社会团伙牵扯很深。贺老板看准渔港项目及周边土地开发的巨大收益，依靠多年积累的财力和用心打造的上层关系拿下项目开发权，开发过程中牵扯利益纠纷，贺老板采取软硬两套办法对付冒出来的以及潜在的对手，可收买就收买，不行就来硬的，用恐吓、毁坏财物甚至人身伤害的办法，逼迫对手就范。贺老板的对手不乏涉黑老板，最终都搞不过他。贺老大俨然成为本地海上一霸，却无法停止暗中争斗。让他意外丧生的车祸，实为其对手以黑制黑，买通内鬼在他的车上做手脚，把他灭了。紧接的几起恶性案件，都是贺氏团伙与另一团伙彼此报复作案。

这起案件越办越大，越挖越深。案件发生地在本市，本市新任市委书记柳英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彻查此案，被媒体誉为“打黑书记”。柳英才四十出头，年纪较轻，资历不浅，到本市接任书记前为省政法委副书记，虽是女性，却很强势。贺权案背景复杂，可能会牵涉一些大人物，包括柳英的前任，现副省长周长安，外界议论纷纷，柳英不可能不知道，却依旧态度坚决。

谢一鸣首当其冲，成为这起案件里必不可少的一名官员。他被带到省里协助调查时表情平淡，说是去“课题调研”，他对自己将面对什么课题心知肚明。

亿利鞋厂一把大火，以及35条火中冤魂，让谢一鸣意外得到了一个机会。

3

谢一鸣其人一向自负，凡有碍脸面、不利自身形象的话从来不说，决不拿自己打趣逗乐。他清楚自己眼下是人们的一大谈资，一个焦点人物。从“课题调研”现场出来之后，他并没有真正脱身，却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宣布自己“没事”。在掌控火灾善后处理具体事务中，他显示出强硬姿态，盯住了一些负责官员，高调宣布追究责任，似乎自己毫无牵挂，所谓的“课题调研”并不存在。

火灾事故处理“点”里集中大批人员，分作几个大组分别处理相关事务。包括调查火灾起因、确定死伤人员身份，办理死者后事和亲属安抚等等，多属于技术性具体事务，工作人员都是相关方面专业人员，经验丰富。谢一鸣除了及时控制情况，把握大的方面，主要交给安办主任张斌负责，他自己的注意力另有侧重。

起火原因首先必须查实。鞋厂这把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专家的怀疑集中在电力方面，如今许多意外火灾都与电力设施相关。根据鞋厂幸存值班人员回忆，他们发现大火时，车间主楼和西侧的库房都烧起来了，通常互不相接的两座建筑不会一起着火，必有一处先被点着，而后波及另一处。当晚火是从哪座建筑先起的呢？幸存人员一致指认是库房先着火，专家通过现场勘察和当夜风向分析，基本肯定这一说法。鞋厂厂区西侧库房是成品库房，从主楼车间生产线下来的鞋子被一箱箱拉到这里，堆放在仓库里，等待出厂。鞋子及包装箱都是易燃物，失火当天，仓库的鞋箱爆满，从地下一直堆到天花板，这种景况在该鞋厂并不多见。那一天合该出事，由于接了一份大订单，鞋厂老板安排员工加班加点生产，产品在库房里堆积如山，要等星期一上午装货柜拉走。库房这排房子是旧平房，里边的电气设施陈旧，一些照明线路老化，一碰就破，经常出故障。有幸存员工报称曾见过库房天花板下的电线吱吱响，冒火花，导致短路停电。正常情况下，只要隔开一段安全距离，类似火花不太容易点燃鞋箱。那天不一样，鞋箱一直顶到天花板，可能直接接触电线，损坏了电线的绝缘层，电线短路打出火苗，点着鞋箱引发大火。

亿利鞋厂两座建筑并不相接，中间隔有一条道路，库房的火焰怎么会越过道路，窜入主车间大楼引发惨案？专家们认为问题可能出于主楼西侧一楼原料间，该原料间与库房对面相向，堆放着大量供生产线使用的原料，全是易燃物。原料间朝外一侧有窗户，装有铁栏杆和玻璃，库房的火苗隔着道路和玻璃不易烧过来，但是这一阻隔比较脆弱。西侧库房除了存放成品鞋箱，还有一个房间堆有制鞋所需要的各种化工原料，包括黏合剂、胶水、清洗液，等等，一罐一罐堆满一个房间。其中有些化工原料高温下会发生爆炸，一定是其中的一个罐子烧着后炸出去，击碎或震碎主楼一楼原料间的窗玻璃，点着了那边的原料。

这是推论，事故调查不能只以推论为据，需要找到准确证据。这个要求很基本，但是很困难，因为大火几乎把所有证据烧成灰烬。

亿利鞋厂是一家民营家族企业，本是一个做鞋面的小作坊，几年里逐渐做大，曾出产仿制国外名牌休闲鞋，继而成为一家国际知名品牌企业的加工厂，替人家生产品牌鞋，产品全部出口，该厂只管加工，不管设计和营销。鞋厂老板姓黄，主要管理人员出自同一个家族，大火中丧生的35人里，有鞋厂老板娘及其女儿。母女俩监督夜班工人加班，当晚住在厂里，死于大火。老板本人外出办事，火灾发生的第二天赶回来自首，面对一片灰烬发抖，坐地大哭，随即被控制于“点”里。

谢一鸣下令从黄老板这里入手，务必让他尽快开口，问出情况。谢一鸣需要所有与鞋厂失火相关的信息，重点是鞋厂与当地负责官员的关系。

亿利鞋厂位于本市工业开发区管辖范围内，开发区管委会下属部门的办事人员和中层官员不在谢一鸣视野里，他注意上层正副主任三个头头。所谓“三巨头”，分别是姓庄的主任，姓陈、姓林的两位副主任。姓陈的副主任管财，于谢一鸣接手处理火灾善后的当天，由谢一鸣亲自下令控制于“点”内“协助调查”。姓林的副主任管招商和项目，与出事企业的关系更为直接，但是该副主任招商去了，不在开发区。谢一鸣下令通知中止其境外活动，从招商团中撤回，返回接受调查。

姓庄的主任动不动呢？谢一鸣决定:“暂时不动，但要盯紧。”

谢一鸣办火灾重点办官员，这为什么？他有理由：即使亿利鞋厂这把大火确实出于专家推测，是因为电气设施老化，意外打火点燃，这也只是外在的直接失火原因。大火哪怕把鞋厂烧得一点儿不剩，本不该烧死那么多人，发生重大人员伤亡惨剧的内在原因是这家鞋厂涉嫌严重违规，失火厂房为典型的“三合一”建筑，即生产、储存与生活服务设施合于一楼。“三合一”厂房存有严重安全隐患，已造成过大量灾难，其存在早已被相关规定明令禁止。但是亿利鞋厂的违规厂房赫然存在，白天连着晚间开足马力生产，车辆出出进进，工人加班加点，一派繁忙景象。当地管理官员为什么无视违规厂房存在？为什么允许违规企业生产？他们的眼睛都瞎了吗？

谢一鸣是老手，处理类似安全事件有经验，他从省城赶到失火现场，接手善后工作安排，一问灾情就知道是“三合一”厂房出的事。当时他质疑地方官员，说现场迹象异常，查下去情况肯定特别严重，失职渎职恐怕还是小问题。言中之意就是该鞋厂违规生产，其后必有官员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必须追究清楚，否则无法对死者和生者交代，也无法面对公众。

事故调查人员立即开展调查，发现管委会负责官员眼睛并没有瞎，亿利鞋厂“三合一”厂房问题其实早被发现并记录在案。近年里开发区相关部门曾组织过若干次安全生产检查，鞋厂曾数次被列为存有安全隐患企业，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每次都提出警告，发出了书面通知，要求该厂限期整改。

为什么该企业始终未改，置若罔闻？鞋厂黄老板辩称自己别有缘故。该厂主楼原本不是“三合一”，完全是按生产大楼设计建设的。后来因为生产扩大，所招外来工经常需要加班，所以才把楼上一层半辟为临时宿舍，以方便员工。企业接到管理部门安全警告后并未掉以轻心，曾进行了多项整改，并提出一个彻底解决方案，打算在厂区附近征地，盖一座员工集体宿舍楼。由于征地和建房手续较复杂，一直没办下来。企业老板这个说法得到开发区相关官员的证实，他们说这家鞋厂效益很好，是产值和税收大户，安全记录也一直不错，虽发现存在隐患，但不忍心逼它停厂。开发区相关部门一边帮助企业办理征地手续，一边要求它加强内部整改，不料未及完成，大祸便起。检讨起来是失职，但是还是出于好心。

谢一鸣说:“我不信鬼话。”

他要求调查人员就此深挖。

市安办主任张斌很紧张，把一张报纸悄悄塞给谢一鸣，支支吾吾道:“谢副市长，这件事恐怕有些麻烦。”

这是一张两个月前的旧报纸，本市地方日报。旧报纸有什么大不了的新闻，让安办主任如此紧张？原来相当敏感：报纸头版有一张照片，照片的主角是女市委书记柳英，内容是女书记深入开发区调研。照片上除了柳英和随行人员，还有开发区三位领导陪同，照片拍摄地点不在别处，恰在亿利鞋厂，柳英站在鞋厂车间主楼前的停车场，身边围着开发区三巨头，还有鞋厂的黄老板。照片拍得很传神，光线柔和，柳英笑容满面，神态很生动。

谢一鸣问:“这是谁发现的？”

公开登在报纸上的照片还需要谁去发现？问题是如今报纸上领导人活动的照片太多了，无关者通常不会特别在意。如果亿利鞋厂没有烧死那么多人，这张照片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会再有人提起。但是这么多人被火烧死了，这张照片藏得再深也无可逃脱，肯定会被有心者从故纸里发掘出来。

张斌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都是浏览本市日报，两个月前他肯定见过这张照片，但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因为类似照片多得记不住，该照片本身并无特别之处。这一次调查处理亿利鞋厂安全事故，他听到外界议论，说鞋厂有背景，跟市委书记柳英有关系，心里不踏实，悄悄安排手下干部找一下，果然找到了这张照片。

谢一鸣点头，说了句:“深入研读。”

他抓起桌上一支水笔，在报纸照片上画了几个圈。照片画面上五个人，除了柳英，还有开发区三位主任和企业老板，谢一鸣在老板和两位副主任的头上各画了一个圈，这三个圈入者此刻都已控制在“点”内，就火灾事故接受调查。

谢一鸣思忖片刻，在柳英身边另一人物的头上也画了个圈。

这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此人姓庄，管委会三巨头中目前唯他尚未惊动。

“动他。”谢一鸣说。

“这个这个……”

“事故调查，我可以定。”

“柳书记那里呢？”

“你不用管。”

庄主任被通知到“点”上接受调查。关于亿利鞋厂的安全隐患问题，他推到工作部门和分管副主任那里，称自己并不知情，没有具体过问。

“你跟这位企业主有私人交往吗？”

“没有。”

“黄老板跟其他领导有私人交往吗？”

“我不知道。”

按照谢一鸣要求，调查人员暂不问及报纸上那张照片，不涉及鞋厂是否真有背景，与市委书记柳英有何关系，因为事涉书记，比较敏感。庄本人也没有主动提起。

那一天上午开碰头会，事故处理各工作小组向国家和省安办工作组汇报情况。谢一鸣在会场接到柳英秘书小刘的电话。

“柳书记请你现在过来一下，到她办公室。”小刘说。

谢一鸣请柳英另定时间，上午他走不开，调查组开会，国家和省安办的同志都在。

几分钟后小刘回了话:“柳书记让你会后马上来。”

“可能要过午。”

小刘重复:“她定了，会后马上来。”

两个月前的那张旧报纸上，头版照片五人，其中四位头上给谢一鸣画了圈，唯一尚未圈入者就是柳英。对谢一鸣而言，打上这个圈意义重大。

这需要“深入研读”。

柳英到本市接任书记之前，谢一鸣从未跟她打过交道。柳英到来之后，谢一鸣跟她除了工作接触，并无其他往来。谢一鸣曾被称为“谢半市”，分管的事务比较多，号称肩挑市政府半壁江山，一些重大事情免不了要问问书记意见。接触中谢一鸣感觉女书记对他留有距离，有所警惕，所谓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其中缘故谢一鸣很明白。

这是因为前任书记周长安。周长安在本市当过副书记、市长、书记，执掌多年，留下许多施政轨迹。柳英到任后没有一味按照周长安的路子走，她试图改变，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和新做法，但是推行起来并不顺利，领导层中看法不一。谢一鸣是周长安一手重用的干部，加上自命清高，比较自负，有些牛，让柳英另眼相看不足为奇。

柳英到任后不久，市政府班子略有变动，分工需要调整。程洪市长把谢一鸣找去私下交谈，提出劝告。

“你要想办法跟柳书记沟通一下感情”，程洪半开玩笑，“她现在是女老大。”

“这有什么事？”谢一鸣问。

政府领导分工调整，程洪需要问一问柳英的意见。柳英对谢一鸣管的一大块不放心，觉得谢一鸣跟她的思路对不上，执行不够得力。

“这个啊，没问题。”谢一鸣表态。

他让程洪尽管按柳英的意思办。分工怎么调都可以，管什么都行，他没意见。他不会就这个问题去沟通感情，大家共事，信得过就做，信不过就不做，没什么。

不久就调整了。“谢半市”的半壁江山基本上都交了出去，财政、工业、交通、安全等等改由其他领导分管；文教卫体、计划生育和市政府内部管理等项目则由他接手。按照机关里的私下说法，“谢半市”被“边缘化”了。

那时候贺权涉黑案已经开始发酵，外界议论纷纷，都说海上一霸贺老大是黑老大，黑老大后边有黑保护伞，所以为所欲为，这里拿一千亩，那里拿两千亩，聚财无数。黑保护伞为什么保护黑老大？当然是无利不起早。谁是黑保护伞？谢一鸣首当其冲。

谢一鸣的“边缘化”更助长了风言风语，随着案件深查，他渐渐进入漩涡中心。

谢一鸣与柳英的最后一次“感情沟通”发生于省城“课题调研”前夕。那一天下午，谢一鸣在市政府办公室开会，将近下班时分，市委办通知他马上到柳书记办公室，有急事。谢一鸣一听是书记急召，不能怠慢，赶紧把未了议题交给跟他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主持，自己离会赶到市委大楼那边。走进柳英办公室时，谢一鸣感觉挺奇怪，因为坐了一屋子人，有人拿摄像机拍来拍去，是中央台记者采访。柳英把他叫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接受采访？柳英看到他，往后边指了指，请他到会议室去。谢一鸣转头进了会议室，一看市纪委书记陪着几个陌生人在里边等候，当时就明白了。

谢一鸣差不多是从柳英的办公室被带走的，“协助调查”，或称“课题调研”。彼此间有这么多感情故事，此刻意外赶上一场大火和35条人命，然后发现了一张旧日报纸，趁难得之机作“深入研读”，给照片上的柳英头上画个圈，于谢一鸣也属自然。这样一个圈意味深长，可以把它读成一个句号，与谢一鸣利害相联，甚至生死相关。

这天上午的调查组汇报会一直开到过午，与会人员无论大小，一人一盒快餐打发。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谢一鸣立刻上车，直奔市委大院，按照小刘所转达的柳英之命:“会后马上来。”

很巧，轿车开进大院之时，电话响了，竟是周长安。周长安清楚此刻谢一鸣仍处于“课题调研”环境，他并不顾忌，没有刻意回避，直接打谢一鸣的手机。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他问。

谢一鸣感谢领导关心，简单讲了点调查进展。

“好像已经有所突破？”周长安问。

“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周长安要谢一鸣抓紧，谢一鸣表示明白。

周长安所谓的“突破”会是什么？应当就是意外浮现的一张旧报纸。

柳英急找谢一鸣，居然异曲同工。她给了谢一鸣一张旧报纸，于谢一鸣已不新鲜。

“我有了。”谢一鸣说。

柳英谈了情况。两个月前她到开发区调研，行程安排看几家电子企业，原本没有亿利鞋厂。在前往一家节能灯企业途中经过鞋厂，开发区主任指着鞋厂大门的招牌，说这家厂子生产的鞋子是国际著名品牌，美国“NBA”比赛现场有这种鞋子的广告。主任介绍情况时有些夸大其词，说得好像该国际著名品牌是本开发区自主品牌一般。她不禁产生兴趣，临时决定进去看看，于是就进了鞋厂大门。鞋厂黄老板恰在厂内，跑出来陪同参观，介绍了生产情况。她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待了十几分钟就上车离开。当天调研有摄影记者随行，拍了不少照片，偏偏就选用了这张。鞋厂大火之后，外边有人以该照片为据，说她与鞋厂老板有特殊关系，那是无稽之谈。

“你觉得有问题吗？”柳英问。

谢一鸣直截了当:“有。”

他没有丝毫含糊，明确点出，以示负责。他说现已查明亿利鞋厂厂房是违规建筑，虽然柳英并不清楚，毕竟留此存照。如果没有一把大火和35条人命，这张照片不会成为问题。但是惨剧发生了，照片轻则表明柳英失察被蒙在鼓里，重则可以说是客观上保护、纵容企业违规，导致大祸。

柳英点点头:“好。”

她忽然转移话题:“他们还没问你什么吧？”

谢一鸣知道她的意思。几天前他被从柳英办公室带走，然后意外返回，直到现在，这是柳英第一次正面问及“协助调查”事项。谢一鸣告诉她，被带到省里后，他们让他“自学”了一天，任务就是研读、消化上级反腐败文件。他读得很认真、很深入，以备调查人员面试。不料没来得及作实质性接触就让他走人了。

“你怎么看这件事？”她问。

谢一鸣咬定自己没事。贺老大办项目、修渔港、拿土地，这是客观事实，他不否认，就当时情况，从招商引资角度看，他不认为有什么错。他知道贺老板社会关系很复杂，对这个人相当戒备。贺老板对他也有所顾忌，在他管理范围内不敢太放肆。贺在家乡做项目修渔港之初，并未卷入当地黑社会争斗，成为本地海上黑老大是他调离后的事情。无论怎么追究，他个人没有问题，既不是黑保护伞，也没有为自己牟利，对此他很坦然。在这一点上，他感觉与柳英有共同之处。鞋厂一场大火，柳英调研的照片成为问题，无论是轻是重，只要没有隐秘交往，没有牟取私利，可以坦然，最终没事。

柳英不谈自己，只追谢一鸣:“你真的没事吗？”

“当然。”

谢一鸣告诉柳英，贺老大曾经砸过100斤所谓“地瓜”，打算把一个牛书记喂成羊书记，结果未遂。具体情况想必柳英已经有所耳闻。

“我知道还有一盒月饼。”柳英问，“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没有了。”

柳英断然否定:“不对。”

她要谢一鸣头脑清醒一点，她对案情有所了解，不像谢一鸣一口咬定的那样。贺老大曾经酒后狂言，称手里捏着众多官员的把柄，谢一鸣最牛，也被他喂成羊了。眼下贺老大虽死，人证物证还在，事情没有消失。谢一鸣这种性格的人，承认不容易，事实却是事实。办案是上级部门的事情，没要求她介入，但是她还想劝告谢一鸣一句，希望谢一鸣能正确面对，不要心存侥幸。

谢一鸣说:“我对自己心里有数。”

“不要误以为有机会了，铸成大错。那不可能做到。”

“柳书记什么意思？”

柳英追问，除了已经上交的公务护照，谢一鸣是否拥有因私护照？谢一鸣一口否定，他不拥有任何因私护照，无论是用本名，还是化名。

“你应当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柳英敲打。

不需要她多说，谢一鸣很清楚。眼下谢一鸣的妻子女儿都在美国，他自己一个留在国内，是所谓的“裸官”。“裸官”之裸因可能各不相同，其中有不少是腐败官员预留后路：把家人先送到国外，转移财富并避险，自己独自留下，一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跑，没有后顾之忧。身为官员，出境需要经过批准，办理公私护照都留有记录，护照管理有严格规定，却有些人能够设法绕开，这种人通常掌握实权，预先用种种特别理由，授意管理部门人员制作一套假材料，据此为自己办理一份化名护照，名是假的，护照却是真的，时候一到拿出来用。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谢一鸣是否也在其列？目前还不得而知。谢一鸣正在接受调查，其言行举动受到密切注意，不可能说走就走，但是如果他早有准备，此刻利用一场大火提供的意外机会铤而走险，拿着一份难以查核的化名护照逃走，事情就非常严重。柳英有必要就此提醒，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把你要回来，我们就有责任。”她说。

谢一鸣说:“我对自己无须担心。”

柳英所谓“把你要回来”，指的是让谢一鸣中止“课题调研”回来接手火灾善后的具体过程。谢一鸣从省里脱身后，曾悄悄了解过，作为当事人，无疑他最想知道自己得以脱身的原因，情况已经大体明白。

为什么柳英会把谢一鸣召回来？首先当然是灾难，这一把大火伤亡惨重，偏偏管事的朱龙辉身子一挺不省人事，临阵折将，这就给了谢一鸣机会。朱龙辉虽是新上任的副市长，年纪却比谢一鸣大，身体不好，心思很重，比较怕事，他最怕管安全，偏偏从谢一鸣手上接了这个。安全事务责任大，没有谁喜欢管，谢一鸣从县里上来当副市长后，程洪把这一块派给他，他管住了。去年曾遇到过几回大事，都被他有效处置，人人说他有办法，其中当然不乏运气。亿利鞋厂“三合一”违规，谢一鸣管安全期间就已存在，当时并不起火，待到一把火烧死35人，谢一鸣已经不管了，谁管谁负责，坏事摊到朱龙辉头上。朱龙辉运气不好，接手后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搞得焦头烂额。一个多月前，本市一座违规鞭炮厂发生爆炸，死亡10人，上级严肃查究，朱龙辉吃了个处分，还没缓过劲来。又是鞋厂这把大火，死伤更为惨重，朱龙辉那种性子哪里承受得住，当场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得找个人顶起来，谢一鸣无疑最合适，因为这一块原本就是他管，轻车熟路，问题是大火之前他刚给带走“协助调查”。

市长程洪出头找柳英，建议柳英直接给省里主要领导打电话，可能的话，请求让谢一鸣先回来处理善后，这么大一件事，三十几条人命，比贪污受贿几万几十万严重，大事料理清楚，再查他个人受贿不迟。

“现在能依靠他吗？”柳英质疑。

“别的人不一定靠得住，这个人没问题。”程洪担保。

柳英有理由担心。谢一鸣已经成为被调查对象，哪怕暂时叫回来，如何指望他尽心尽责处理安全事故？程洪担保没问题，理由是谢一鸣其人比较自负，自视很高，顾惜脸面，只要同意接，就会负起责任。被调查不一定是坏事，这种时候谢一鸣需要立功赎罪，至少不敢乱来，以免给自己加罪。

柳英被说服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不为人知：程洪市长出面找柳英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副省长周长安打来的。周长安得知鞋厂大火，朱龙辉出事，特地找了程洪。他对程洪说:“现在还等什么？去把谢一鸣弄回来。”

周长安运筹帷幄，谢一鸣终得脱身。但是正如柳英所说，事情并没有结束。柳英有必要提醒谢一鸣牢记自己的处境，不要利用机会上下其手。无论是设法逃跑、暗中干扰调查，或者利用一张照片“深入研读”，大做文章，都不易得逞，还将罪加一等。

对柳英的警告，谢一鸣回应:“我对自己有把握。”

离开书记办公室，返回“点”上，有两件事在等着谢一鸣。

第一件是调查取得突破，亿利鞋厂老板承认行贿。在接到限期整改通知后，老板给三巨头都送了钱，其中开发区主任给了十万，两位副主任各有两万。经派驻调查组的纪委工作小组追查，三个基层官员都已供认受贿。

“不出意料。”谢一鸣说。

他要求调查人员立刻向市纪委领导报告案情。鞋厂这笔贿金清楚了，事情并没有完。敢拿两万就敢拿十万，敢拿十万就敢拿一百万。开发区这么多企业，到处可以种地瓜，三巨头不知道已经吃下多少，得统统挖出来。这已经超出鞋厂火灾调查范围，必须移交责任部门处理。

第二件事是谢一鸿从老家来了。谢一鸿是谢一鸣的亲弟弟，在老家县城一所小学当教务主任，他们老家在本市西部山区。前几天谢一鸿去云南，参加教材修订部门一个会议，刚回到家中。一听大哥出事，他非常紧张，从县里赶来看他。

谢一鸣说:“我没事。”

待到房门一关，谢一鸣口气急转，发问道:“家里凑得出20万吗？”

弟弟大惊:“怎么了？”

谢一鸣让弟弟尽快凑20万元人民币，马上送去给王春江。王春江可能不敢收，谢一鸿要想办法，无论如何，让王春江收下。

谢一鸿匆匆离开。

谢一鸿小名“臭丸”。本地人所谓的“臭丸”即樟脑丸，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谢一鸿的小名外边人不知道，谢一鸣的妻子却清楚。谢一鸣从省城脱身返回本市的路上往美国打过一个电话，询问“臭丸”到美国后可好？实际上当时“臭丸”正在云南参加会议。谢一鸣靠电波途经美国绕个圈，设法通过其妻把信息传递给谢一鸿，传唤其弟前来找他，这是为了避免让人察觉他在找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因为牵扯案情，涉及金额达20万。

谢一鸣的时间不多，鞋厂一把火来得意外，眼下机不可失。

4

近十年前，谢一鸣默默无闻，在市政府经济研究室当个小科长，每天中午拿个饭盆到机关食堂吃饭。当时谢一鸣人微言轻，却已经很自负，不太合群，对人对事自有看法，不说则已，一说伤人。机关食堂总是兼为用餐年轻干部的交流平台，有众多信息和言论在餐桌上交换流转，其中时有谢氏言论，往往因尖刻而被转述。

一向以来，最受机关小干部热议的话题，无非人事动态，谁谁上了，谁谁下了，哪个有办法，哪个出了事，等等。有一回机关调整，提拔了十几个干部，常在食堂行走的几位小干部赫然升起来了，其他人看着他们，眼中颇多羡慕，兼具不服。谢一鸣在餐桌边喝汤时发表言论，说食堂这里的人都长眼睛，但是办公楼那边有个瞎子。

有人追问:“是谁瞎了？”

“周长安啊。四眼两对瞎。”

所谓“四眼”，即戴眼镜的。时周长安从外地调来本市当副书记不久，管干部，他非常强势，迅速起用一批干部，其中不少人颇受争议。谢一鸣抨击周长安瞎了，说的是周看人不准，机关食堂里不少人有同感，只是没人敢公开说。

几天后一个午饭时间，机关食堂外来了一辆轿车，周长安从轿车下来，径直走进食堂。食堂里顿时骚动，领导意外光临，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起身打招呼。

周长安问:“哪一个是谢一鸣？”

有人把坐在靠窗餐桌边的谢一鸣指给周长安。谢一鸣手里抓着筷子抬头看，模样有些紧张。周长安抬手招呼，让谢一鸣过来。

“知道我是谁吧？”他问。

“是周副书记。”

周长安指着自己的眼部:“这里，眼睛和眼镜，瞎了吗？”

谢一鸣没吭气。

“下午去我办公室。”周长安下令，“跟你谈话。”

就这几句话。而后周长安跟周围人摆摆手，掉头走出食堂。

谢一鸣硬着头皮去了市委办公大楼周长安的办公室。周长安那么大的领导找他这种小科长谈话，本不需要亲自深入机关食堂下达通知，只要让秘书给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打个电话，吩咐主任把人给他带来，这就足够了。但是他不，他要在公开场合高调亮相，直奔主题，引而不发，一下子把众人震慑住。

在办公室，他还问谢一鸣:“这里边谁瞎了？”

谢一鸣嘴硬:“那是比喻。”

“我不知道吗？”

周长安把食堂餐桌上传来传去的消息拿出来说。本次提拔的人员里，某人是某位领导的女婿，某人是某大款的兄弟。某人没本事却有嘴皮，擅长献言，肉麻吹捧，抓住一切机会给领导拍马屁唱赞歌。某人则献金，拿财物轰炸开路。某人是年轻女性，有几分姿色，她的本事是献身。

“这个什么‘三献’是你发明的吧？”周长安问。

谢一鸣说:“不是发明，是真实情况。”

“不用你说，我一清二楚。”

除了饭桌上流传的各相关人物事迹，周长安还知道谢一鸣怎么回事。谢一鸣为人自负，自命清高，自视不凡，目中无人，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平时不吭不声，嘴巴一张出口伤人。领导关系和群众关系都差，年年打钩评价，票数总在中下。

谢一鸣不服:“单位里事情做得最多的是我。”

“你不成气候。”

周长安训斥说，干大事的人必须立足现实，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去做。任何人都有毛病，也都有其可用之处。不同的人可以办不同的事，不同的事要让不同人去办，什么样的人都能抓住，三教九流都能掌握，这才足以成事。

“以后少在饭桌上叽叽歪歪，什么瞎眼，三献，愤世嫉俗。牛个啥？”

谢一鸣一声不吭，并不是心里服气，只因地位悬殊，不在一个对话平台上。

几个月后机关又提拔了一批干部，谢一鸣居然榜上有名，被派到下边县里当了副县长，提名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周长安。周长安说:“这个谢一鸣不献言不献金也不献身，领导干部队伍里不能没有这种人，就用他吧。”

谢一鸣的感觉可想而知。

他对周长安感恩戴德，在县里干得非常卖力，数年里步步上升，从副县长到常务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比一些被他看不起的所谓“三献”人员还快。其顺利发展除了个人努力，更得益于周长安的看重。周长安为官大气，不计较什么“四眼两对瞎”，起初谢一鸣并不让他特别在意，而后渐渐欣赏，看中了，便下力气栽培。他曾说过不能没有谢一鸣这种人，为什么不能没有？因为可取。谢一鸣自负，但是有其本事，最大优点是靠得住，有朝一日可能谁都跑了，他相信谢一鸣还在。

周长安擅长掌握，用了不少干部，真正得他信任的不多，谢一鸣可算其中之一。

两年多前，有一回市里开流动现场会，周长安亲自率领，把各县书记集中到一部中巴车，一天走一个县，现场参观检查，研究问题，称为“拉练”，路线从沿海到山区。谢一鸣任职所在县位于沿海，早早经受检查，拉练后期进入山区，他放松多了。

那一天周长安在中巴车上忽然发话:“今天要查谢一鸣。”

谢一鸣声明:“我已经过关了。”

“这里还有一关。”

流动现场会当天所到地点与谢一鸣有关，不是任职地，却是老家。谢一鸣的情况比较复杂：祖籍在市区，父亲读师范后支援山区，落地生根，他出生在这个山区县，小小年纪被送回市区，在祖父家长大，读书工作都在市区。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这里有个家，周书记倒是记在心里，不由得谢一鸣惊讶:“周书记真是好记性。”

周长安说:“现在也学会‘献言’了？”

“是真话。”

“我也是真话：今天查你。”

周长安果然来真的。晚饭后，周长安叫上当地县委书记蔡琪，让谢一鸣领路，深入调研，上门检查，去了谢一鸣家，准确说是谢一鸣父亲的家。

谢一鸣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退休在家，身体不好，长年卧病在床。谢一鸣的弟弟谢一鸿与父亲一起生活，职业也是子继父业。弟媳原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倒闭后无业，他们的儿子刚上初中，经济比较紧张。谢家住县城北部“教师新村”，是谢一鸣父亲当年分的房子，20世纪80年代的住宅，小区周边道路狭窄，满眼旧屋，已经十分破败。谢家住宅位于一幢七层公寓楼顶层，没有电梯，周长安率一行人用脚一级级走上楼去，看望谢家老父，视察谢家旧房。由于事出突然，家里人措手不及，没能很好收拾，满眼凌乱，加上房子小，两室一厅才五十多平米，探访者几乎转不开身。大家开玩笑说，教师节还有些日子，周书记这是提前探望老教师，慰问教育困难户。

蔡琪当场埋怨谢一鸣:“你怎么搞的？把老父亲藏到这种小地方，是想让周书记受累，还是要让我们出丑？”

谢一鸣还要自夸:“地方虽小，地段不错。”

周长安批评:“你这个大儿子没用。”

谢一鸿替大哥辩白，说谢一鸣每月寄钱，每次回家都把父亲背下楼去晒太阳。

周长安点头:“我没说他不孝，是说他没用。”

他交代蔡琪帮助解决谢家住房问题:“今晚查过了，情况属实。我在这里现场办公，这个事你帮他办，作为任务下达。”

谢一鸣说:“这事我们自己处理吧。”

周长安再批评:“你清高什么？我听说你们家老教师住贫民窟，特地来看看，名不虚传嘛。你这种人放不下脸，我替你出面。”

当着大家的面，谢一鸣不再多说。

一个月后，蔡琪给谢一鸣打电话，说问题解决了，他们县机关管理科手中掌握几套住宅，是用旧机关公房土地跟开发商置换的。地点和户型都不错，他已经协调清楚了，可以安排一套给谢家。

谢一鸣道谢，一口回绝。他说周书记那天是表示关心，所谓“下达任务”是开玩笑。这种事当然还得自己解决。他能处理，没问题。

蔡琪笑:“你要让周书记骂我没用？”

“我给他解释。”

蔡琪这才承认自己其实就是讨个人情。他心里有数，谢一鸣这么顾惜面子，肯定不会让别人管这个事。不过他还要表个态，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毕竟他在这个县里现管，处理起来方便，帮这种忙很应该。谢家旧房虽然不算什么贫民窟，条件确实差了点，还是应该重视解决。谢一鸣大小是个县委书记，廉政要注意，老爹老弟还得像个样子，否则有碍观瞻，不利尊师重教，也影响县委书记大家的面子。

谢一鸣说:“这个罪过大了。”

谢家人其实早在物色房子，改善居住条件，让父亲借以安度晚年。谢一鸣自己生活在市区，县里的房子主要是弟弟一家使用，买房由其弟为主考虑，谢一鸣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他当官，日子比弟弟好过，父亲跟弟弟一家共同生活，当大哥的有责任分担困难。谢一鸣之弟为人谨慎，弄房子不是小事，要备下足够的钞票，看满意了，再指望房价掉一点，这才能买，事情因而一拖再拖，弄得惊动领导，成了面子问题。

于是抓紧解决。几个月后弟弟给大哥打电话报告，说看中一套房子了，地点和户型很合适，大家都很满意，包括父亲。

“大哥要不要回来看看？”谢一鸿问。

谢一鸣答应找个时间回家看房子，但是不必等他，满意就定，需要多少钱他先汇过去。谢一鸿回答不必，钱够。得感谢县领导，房子是他们帮助找的，开发商叫王春江，给了很大的折扣优惠。

谢一鸣问:“多少折扣？”

“才五折。交代我们不要在外边说。”

谢一鸣一声不吭，对着话筒不说话。

弟弟谢一鸿发觉不对，顿显紧张:“大哥，不行吗？”

谢一鸣发话:“你们看好就买，事情我处理。”

他打电话找蔡琪了解情况。蔡琪告诉他，周长安再次问起谢家住房这个事了，领导居然一直记着，催促他赶紧办理。周长安不只发话，还亲自安排，派人过来把问题处理清楚，县里没有花钱，开发商不吃亏，事情办成了。他蔡琪其实就是给开发商打个招呼，没帮什么忙，具体细节他没过问，谢一鸣也不用管，记得感谢周书记就可以。

谢一鸣找周长安。周长安问:“你家老教师的房子解决了？”

“感谢领导关心。”

周长安批评:“你没用，蔡琪拖拉，贺老板还可以。”

他没跟谢一鸣多说，让谢一鸣不必多问，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当时贺老板的项目已经动工。比起海边的1000亩地，以及被谢一鸣退还的月饼和地瓜，山区县城开发商的房子打点折不算什么，小菜一碟。开发商王春江是什么人？他跟贺老板是什么关系？事情是怎么办的？谢一鸣无从得知。他曾查问贺老板，贺老板装傻，称贺老大脑子里一笔糊涂账，要搞清楚只能去查周长安。

隐患就此种下。眼下谢一鸣的父亲和弟弟一家已经住进新房子，贺老大已死，涉黑案越查越大，糊涂账让谢一鸣渐感威胁。按照当时市场价，房子的折扣满打满算不到20万，数目不算巨大，但足以造成麻烦。谢一鸣一再声称自己“没事”，心里却有数，不须柳英警告，他被带到省城参加“课题调研”，于两个工作人员陪伴看管下在床上翻身，反复思忖时，总是想起弟弟谢一鸿的房子。

但是这20万折扣算什么呢？如果贺老大真的酒后狂言，称最牛的谢一鸣也被他喂成羊了，这笔数目是不是有些嫌小？够得着吗？

无论如何，以安全计，潜在的威胁依然需要消除。

5

亿利鞋厂火灾事故调查中发现了一位年轻电工，与暴露出来的几个腐败官员相比，该年轻人提供了本次事件中可圈可点的一大亮色。年轻电工叫陶添福，是外来打工仔，来自湖北，为鞋厂火灾中35位死者之一。当晚死者中，唯有他事发时身处火场之外，本可以逃生，却见义勇为冲进火场救火，丧生于主楼二层。其他死者分别于其后被烧死于四、五楼员工宿舍层，或者带火跳楼，摔死于楼下水泥地面。

火灾发生的那天午夜，年轻电工陶添福从厂外租住宿舍到鞋厂电工房轮班，该厂电工房设于西侧库房的边上。年轻人到达厂区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当晚的四个值班保安惊惶失措，全都跑到附属楼失火库房外边，试图用值班室所备普通灭火器灭火，那已经像小孩对着满山野火撒尿一样无效。陶添福从大门跑过来，向几个保安大叫，让他们赶紧到主楼那边，他看到主楼一层的原料间有火光，火已经蔓延到主楼了。几个保安一听就傻了，因为主楼上住着好多人，进出大楼都要经过楼下卷闸门，它就在楼道边，晚间卷闸门关闭上锁，不打开的话一个人都出不去。主楼有一个后门，安的是铁门，一向紧锁，不供人们出入。

从防火安全角度，主楼前边的卷闸门不应当全部上锁，至少得留下一条紧急逃生通道，但是由于大楼原料间曾被流窜偷窃人员光顾过，老板考虑防盗，让值班保安每晚紧锁大门，有急事才能打开。值班室的抽屉里有钥匙和遥控器，用它们可以打开卷闸门。值班保安一听电工陶添福喊叫，赶紧扑回值班室取家伙，然后去开门，卷闸门却没有动作，卷不上去，大家这才意识到主楼已经断电，门打不开了。

陶添福大叫:“砸开！砸！”举起灭火器扑上去硬砸。有一扇卷闸门被他砸松动了，他把身边人喊过来，一起合力上推，一下子推上去半人高。却不料其时大火已经烧到门厅，卷闸门一开，大火跟着气流往外冲，巨大火舌从里往外喷，当时就把站在门边的陶添福和两个保安的头发和衣服烧着。两个保安在地上滚，扑灭头上身上的火苗，惊魂甫定，抬头一看，火头已经从闸门洞缩回门厅，一股呛人的浓烟从门洞里钻出来。

他们面面相觑：陶添福不见了，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大火被扑灭，消防队员进入主楼搜索，才在主楼里找到陶添福的焦尸，地点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转角处。根据几位幸存保安的讲述，以及现场勘察，调查人员推断出当时的大体情况：可能由于气流变化，火头暂时回缩，陶添福抓住短暂时机从半开的大门钻进门厅，顶着浓烟快步扑向楼梯，试图冲上楼解救受困人员。可惜这条求生通道已经被大火阻断，他没能成功。

这小伙子本不该死。应当说亿利鞋厂火灾中的35条冤魂哪一个都不该死，但是陶添福死得最悲壮。别的人是不得不死，他们从梦中醒来时已被大火团团围困，无路可逃。陶添福不一样，他是自己选择死亡，顶着火焰钻进大楼，无惧生死。

陶添福的事迹被本市媒体记者发现了，记者比调查人员有心。对调查人员而言，陶添福只是事故中一个死者，其死因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有必要查核认定。记者们则以其职业敏感发现了熊熊大火中这位死者的特殊光彩，几家媒体迅速组织联合采访，很快形成一篇事迹报道。重大事故尚在调查阶段，任何相关消息披露都比较慎重，报道先以内部通讯发出，当即引起各方的重视。

这个年轻打工仔无疑极具价值，虽然其英勇行为的唯一效果就是把自己葬送，但是所表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和无所畏惧，无疑给这一起悲惨事件生色。他被采访记者誉为“救火英雄”，认为足以成为一个感动人物，灾后需要调查原因，追究责任，更需要振奋精神向前看，对英雄人物事迹的宣传有助于促进人们于灾难痛苦中奋发，而不是沉溺不拔。市委书记柳英非常认可，在内部通讯上作了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把事迹核对准确，提出完整宣传计划。

谢一鸣却有异议，认为目前不宜。从调查情况看，陶添福为了救人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事实是准确的。但是事故原因还在调查，责任尚未追究，这种情况下突出宣传救火英雄，弄不好会被人疑为转移视线，逃避责任。陶添福本人冲进火场的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了解，其责任也待确定。专家们倾向于认为火灾的直接原因是库房照明电路打火，陶添福身为电工，是否有所关联？

柳英下令:“这几个问题赶紧搞清。”

很快有了进一步发现：陶添福奋不顾身冲进大火，可能真有些个人因素。他有一位女友，是他老乡，两人一起进入鞋厂打工，时间才半年多。当晚他的女友当班，住在主楼四楼上。陶添福舍命冲进主楼，搭救自己的女友是一个合理解释。但是谁也不能因此断定陶添福见义勇为只为了救自己的女友，谁能说除了女友，其他人他一概不救？女友的存在给了他一个真实可信的动机，却不伤害他奋不顾身入火救人的性质。说来可叹，陶添福死于火场，他的女友却在当晚侥幸生还，她从四楼冒险跳楼，没有摔死，但是重伤瘫痪躺在医院，腰椎以下已经失去知觉。

陶添福作为电工对火灾所负责任也得到澄清：经查，亿利鞋厂有四个专职电工，陶添福是最年轻，资历最浅的一个。库房电气设施老化，老板舍不得花钱更新，主要责任在老板，不在电工。哪怕电工有责任，主要也在那些老电工，不在他。

谢一鸣却坚持:“是电工就有责任。”

周长安副省长打电话了解事故调查进展，问起了陶添福。谢一鸣告诉他，该年轻人死在主楼二层，考虑到当时的火情，能够在火焰浓烟中冲到二楼堪称奇迹，可惜无助于事。现在也一样，对于火灾死者和事故追究，一个救火英雄无助于事。

周长安也说:“死人救不了活人。”

周长安将于下月初带一个经贸团赴欧洲考察洽商，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但是他始终牵挂谢一鸣这里的火灾善后。他跟谢一鸣的通话表面上没有敏感内容，其实内涵丰富，该内涵只有他们自己彼此心里明白。周长安管经济工作，并不负责安全事故，他没有理由干预事故调查。他对此事的关注是有重点的，这个重点是事故责任，要点不在电工陶添福是否该为电线老化负责，而在柳英。

亿利鞋厂这一把大火造成重大生命损失，到头来必定有负责官员要受处分，处理的面多宽要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其中有一个人肯定跑不掉，那就是朱龙辉。朱是分管安全的副市长，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他已经被这个责任压垮，在火灾现场变成了植物人，与这一非人处境相比，再严重的处分又算什么？除了朱龙辉，市长程洪也可能会受到一定追究，这要看事故影响及程洪本身情况。柳英作为市委书记，第一把手，对经济工作和安全生产是宏观领导。直接责任并不在她，通常不会受火灾牵累，但是这一回她有麻烦：火灾前的一次视察和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把她与火灾联系在一起。生命损失如此严重，她的照片不会被忽略，即使她与鞋厂老板毫无关系，视察完全出于偶然，依然涉嫌失察和客观上助长企业违规。她对事故不负直接领导责任，不会被撤免或者记过、警告，但是很可能因此引咎调离。

对不少人而言，这是个好结果。柳英上任后以“打黑书记”闻名，谢一鸣已经被牵扯入案，案子可能还会延伸，甚至动到省内高层例如周长安。此时此刻如果柳英离开，案件推进的力量可能减弱，情势有望发生变化，贺老板涉黑案可能及早画上句号。

这有赖于谢一鸣“深入研读”，把旧报纸照片上的最后一个人头圈下。柳英不是一般人物，在她头上画圈必须确保成功，需要足够功力。

鞋厂老板和开发区官员分别承认行贿受贿之后，本次火灾已经如谢一鸣所估计，不再只是单纯的安全事故案子，牵扯到官员腐败。谢一鸣在掌握火灾事故调查中紧紧盯住相关官员，追查事故背后的腐败，态度非常坚决，措施十分有力。其实他自己身负要案，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人家查他腐败，他也查人家腐败，这是为什么？因为30几条人命不能一把火白白烧掉，死者与生者都要讨个公道，需要让腐败官员付出代价？或者他就是以此发泄，视为表现，以牙还牙？甚至是自知难逃被查，下场堪忧，最后要拉几个大小官员为自己垫底陪斩？

无论什么原因，调查已经有所突破。

那一天，工作小组在“点”上开会，研究火灾死伤人员家庭抚恤事宜。谢一鸣听着听着，忽然提出一个问题:“鞋厂轮班为什么会在午夜一点半？”

会场上的所有人一时发呆，都不知道谢一鸣说的是什么。此时的议题是抚恤，有一个死者的母亲患心脏病，闻知女儿葬身大火，悲伤过度没能撑住，于家中猝死，家属要求列入火灾死难人员，给予全额赔偿。大家认为不妥，但是可以考虑用困难补助方式给予一点经济帮助。谢一鸣的心思却不在困难补助这里，想到了其他事情。

他下令:“把这个弄明白。”

谢一鸣讲的是什么事？陶添福的工作情况。根据原有说法，陶添福于火灾当夜从所租住房间到厂里轮班，遇火灾而见义勇为。此前大家的注意力集中于陶添福的英雄行为与动机的考察，对其他情况有所忽略。直到谢一鸣提出疑问，大家才意识到需要一个解释，因为工厂轮班，无论两班倒还是三班倒，通常很少安排在午夜时分倒班。

张斌赶紧核实，情况迅速明朗：所谓“倒班”的原始出处竟是记者。记者采访陶添福事迹时，重点放在陶救火举动，他为什么于午夜进厂不重要，记者没太在意，觉得应当是进厂轮班，就那么写了。事实上该厂电工房夜间安排值班，却不轮班。当晚值班电工不是陶添福，是另一个电工，这个值班电工的妻子生孩子，还在月子里，他未按规定于电工房值夜，于晚11点偷偷溜回家去，当晚睡在家里，脱岗，违反了出勤纪律，却捡了一条命。事后他不吭不声，怕被追究，直到调查人员找他查问陶添福轮班问题，才无奈说出自己的情况。

“有人发现他脱岗回家吗？”谢一鸣问。

当时没有。厂大门有保安，几个保安在值班室打牌消遣，没有注意，电工从伸缩门边的窄缝里侧身钻出去，没有被发现。

“那么陶添福怎么回事？半夜三更跑到厂里干什么？”谢一鸣追问。

调查人员已经问过脱岗的值班电工，该电工不知道，他偷偷跑回家，不敢告诉任何人，陶添福到厂与他无关，不是来轮班接替他。此前他有两天没见到陶添福了。陶添福的女友已经证实电工的话，她不知道陶添福那两天跑到哪里去，当晚为什么又回到厂里。该女子痛哭不止，说陶添福为她死了，她成了瘫子，生不如死，实在不想活了。陶添福本人已经死亡，他当晚回厂的具体原因无从得知。

谢一鸣断然道:“不行，无论如何要弄明白。”

这有必要吗？陶添福奋不顾身救火，人证物证俱在，经过反复核实，没有任何疑问，已经得到确认，这是基本事实。与这一基本事实相比，陶添福本人的其他行为并不重要，他半夜三更回厂也许是有事找其女友，火灾前48小时的行踪是他自己的事情，无论他在租住屋里蒙头大睡，或者跑到哪里去与朋友神侃打牌，那都与火灾事故无关，死后翻出来晒太阳，实无助于事。

谢一鸣不听异议，严令搞清，非要在鸡蛋里挑出骨头。市委书记柳英显然有意在这场大火里发现一位英雄，谢一鸣偏要从中作梗，对死者的焦尸百般挑剔，如同对一张旧照片的“深入研读”。谢一鸣本人正在参与某个“课题调研”，有切肤之痛，他以牙还牙，在火灾事故案中认真反腐败，办出一个基层官员腐败案，想来可以理解。年轻电工陶添福不是贪官，无缘腐败，谢一鸣还不放过他，得饶人处不饶人，这就令人费解。年轻人已经死了，给他一个救火英雄又怎么啦？值得如此计较，耿耿于怀？

陶添福死后，有关方面通知家属前来处理后事，其大哥从家乡赶来本市，这是个老实农民，很合作。警察奉领导之命，带着陶兄去了陶添福的租住房，打掉紧闭的门锁，入室检查了死者的遗留物品。陶添福租住房杂乱不堪，值钱的东西不多，家徒四壁。警察在房间里找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一个垃圾袋，里边全是废弃的方便面包装袋，另外还有几个空酒瓶，其中一瓶还留了点底，是喝剩的劣质白酒。

陶添福的行踪就此确定，年轻人死亡之前曾消失两天，他并没有跑到哪里作奸犯科，是足不出户，“宅”在自己的租用房里无所事事，以方便面和劣质白酒度日。

但是其女友、工友和兄长都一口咬定，陶添福并非酒徒，年轻人以往基本不喝酒。

“为什么忽然酒鬼了？怎么回事？”谢一鸣追问。

还得深入调查。火灾事故调查细致到一个见义勇为者的食物分析，可称颇具开创性。谢一鸣对年轻电工陶添福本无太大兴趣，认为弄出一位救火英雄无助于事，现在忽然变得如此重视，身边的人都感觉奇怪。即使陶添福经不起深究，成不了救火英雄，除了表现谢一鸣比柳英高明外有何意义？难道还能从中“深入研读”？

谢一鸣自负，就要这么干，此刻他说了算。

警察和调查人员搜查年轻电工房间里的垃圾袋时，谢一鸣的弟弟谢一鸿再次来到“点”上，找到了大哥谢一鸣。

“事情办好了？”谢一鸣问弟弟。

“好了。”

“好了就行，来干什么？”

“还有，还有。”谢一鸿汗都冒了出来。

谢一鸣安慰:“别急，慢慢说。”

谢一鸿倾尽家产，遍借亲友，凑齐了20万元，悄悄送给开发商王春江，补齐住宅的大额优惠折扣。王春江不收，谢一鸿按照大哥吩咐，几番上门，坚决要交，王春江终于收下，打了收条，谢一鸣心里极不踏实的一个破洞至此得以填补。但是破洞不止一个，老家县城这个填上了，美国那里忽然又冒出一个，美国在地球另一边，隔得太远了，那边的破洞之大让谢一鸣始料不及。

与时下人们所知的“裸官”相比，谢一鸣还不算“全裸”，家里留的衣服却已经非常有限。谢一鸣的女儿眼下在美国的麻省理工读书，那是世界著名学府。谢女在国内读中学时成绩不好，中考录取在市区一所一般中学，当时谢一鸣在县里任职，谢妻爱女心切，背着谢一鸣找关系把女儿弄进本市重点高中寄读。谢一鸣回家后知道了，坚决让女儿退回原校，以免外界指责他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女儿大哭一场，无奈退出，从此厌学，成绩越来越差，到高二时已经基本无望，以其成绩估计到时候连大专都考不上。孩子的小姨早年去了美国，定居在旧金山，听谢妻一说，主动提出安排外甥女来美国读书。谢一鸣夫妇考虑让女儿换个环境也好，有小姨照料可以放心，便倾其积蓄，把女儿送到美国当小留学生。孩子到美国后变了一个样子，学习非常努力，比别人多花了一年时间，终于考上名校，还拿到了奖学金。

然后谢妻也去了美国，陪女儿读书。谢妻大学里学的是食品，毕业后在市罐头厂当技术人员，因厂子改制，她身体不好，四十来岁就被买断工龄，回家当全职太太，相夫教女。以谢一鸣的资源和关系，未雨绸缪，提前为老婆找一个好单位并非做不到，但是他没去运作，不想开口求人，于是顺其自然。当官掌权享有许多方便，不需贪腐日子就挺好过，老婆退职金多少不太重要，谢妻无业也有一好，出国不必请假报批，护照上盖几个戳，来去方便，说走就走，比“裸官”容易。谢一鸣夫妻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得母亲娇惯，去美国后不太适应。小姨家境一般，天天为生计忙碌，无法像母亲一样照顾她。谢妻心疼女儿，总怕她水土不服，吃不惯那里的奶酪，搞坏了身体，所以忙不迭跑到美国去给女儿做饭。老婆舍夫就女的行动得到了谢一鸣的充分支持，因为女儿更需要照顾，谢一鸣对这个孩子其实非常上心。

几年里谢妻来来去去，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照顾女儿，抽空也回国看看丈夫。她和女儿在波士顿住姨夫亲戚家的房子，房子离学校不远，到超市也方便，是一幢两层木屋，屋前有草坪，屋后有个园子，环境很好。房主另有产业，这个房子以往空置，谢妻到来后交给她们母女居住管顾。

问题出在这幢房子上：它已经与亲戚无关，眼下过户到谢妻的名下，成为谢氏房产。供谢女上学的所谓“奖学金”也有名堂，那是一位捐赠者特别安排的。出面办这些事的是一个代理人，委托人却是贺老板，贺老板自称得到谢一鸣许多帮助，只是略加回报，帮点小忙，没什么大不了，房子需要就用，到时候不用了还给他就行。他特别交代谢妻不必跟丈夫多说，谢一鸣为人清高，知道了反而麻烦。

谢妻比旁人更了解丈夫，知道谢一鸣可能作何反应。当年谢一鸣让女儿从寄读的重点中学退学，误了女儿的学业，眼下谢妻绝不让女儿再被叫回去，读什么三流大专，耽误一生。为了女儿，谢妻自行其是，把真实情况暂时瞒了下来。

现在瞒不住了。谢妻在美国听说丈夫出事被人带走，吓出一身冷汗。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丈夫忽又出来，打电话报了平安。后来谢妻跟丈夫通过几次电话，每一次都想透露美国房子和奖学金的真实情况，话到嘴边都咬住了，因为知道不能在电话里讲。谢妻急得不行，终于想到办法，照搬丈夫的方式，求助于“臭丸”，绕个弯把简要情况告诉谢一鸿，谢一鸿急忙来找大哥报信。

一听说美国有那么大一个破洞，谢一鸣一张脸顿时黑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贺老板所谓“把牛喂成羊”尽管有些夸张，毕竟不无依据。

谢一鸿发觉大哥神情不对，顿时六神无主:“大，大哥怎么办？”

谢一鸣不吭声。

“大哥，大哥。”

谢一鸣迅速缓过劲来，忽然一笑:“没事，不要紧。”

“要，要做什么？”

谢一鸣让弟弟别操心，他会处理。

他安排谢一鸿吃了中饭，让司机把谢一鸿送到长途车站，搭客车返回。

隔天，救火英雄陶添福的感情生活有了新发现：调查人员通过周边了解，得知陶添福与女友间近期似有问题，两个年轻人是同乡，一起到亿利鞋厂打工，虽尚未正式登记为夫妻，已经于租住房同居。前些时候陶的女友突然搬离租住房，住进鞋厂四楼宿舍，与陶不见面，以致数日里陶添福闭门喝酒吃方便面，其女友一无所知。

安办主任张斌的警觉被引发了，他由衷道:“可能有情况，谢副市长英明。”

谢一鸣一声不吭。

张斌提出从陶添福女友处往下深查，问是否合适？谢一鸣说:“我考虑一下。”

当晚周长安副省长从省里再次挂来电话，谢一鸣吃了一惊。

“领导还没走啊？”他问。

周长安本该率团去欧洲，不料情况有变。北京有个重要会议，他脱不开身，临时决定不走了，那个经贸团组交给其他人带。

“你还好吧？”周长安问。

谢一鸣称自己遇到难题了，下决心不太容易。

周长安笑笑:“谢一鸣难得有谦虚的时候。”

他让谢一鸣不必多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知道谢一鸣碰上什么难题了，他也知道谢一鸣会怎么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谢一鸣从来都是机关食堂饭桌旁那个“四眼两对瞎”，绝对不会昧心而为，他早就把谢一鸣看透了。谢一鸣不必管别人说什么，只须听自己心里想的，无怨无悔。

谢一鸣差一点哽咽:“谢谢领导理解。”

隔日谢一鸣到市政府参加一个会议，这才意外得知，周长安没按原定计划率团前往欧洲，并非自称的“北京有重要会议”，他已被通知限制出境。

显然案子已经延伸，周副省长岌岌可危。

消息是程洪私下里跟谢一鸣说的。那天市政府会议之后，程洪拿眼睛示意，谢一鸣知道他有事找，跟他进了市长办公室。程洪说了周长安的情况，谢一鸣颇觉震惊。

“电话里一点儿没听出来。”谢一鸣说。

“他就那样。”

程洪转口问起鞋厂火灾调查进展，这是他找谢一鸣交谈的主要原因。

“听说那个电工有些事？”他问。

谢一鸣说:“看起来不那么简单。”

程洪直截了当:“说说你怎么想。”

谢一鸣告诉他，接手火灾处理时他已经说了，那么多条人命不能冤死，要给死者和生者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必须真实可信，死者不能被糊弄，那不公道。

“挖这电工对谁有好处？”

谢一鸣觉得除了好处与坏处，也应当考虑是非。

“柳书记给过什么信息吗？”

迄今为止，柳英还愿意在大火灰烬里发现一位英雄，这方面的道道她不懂。谢一鸣自己不去点破，因为没有意义。柳英没有给过信息，没有任何承诺，他也不需要。他知道无论自己做些什么，柳英不会就此收手，人家有其原则，“打黑”也有其合理性。挖这个电工对谢一鸣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他不能无视事情的本来面目。既然让他来管这个事故，他要面对事故相关的所有死者和生者，为他们负责，别人不能给他们的，他要给。他这个人一向如此。

“你怎么面对领导？”

谢一鸣没有吭声。

程洪送他出门，最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听我说，算了。”

谢一鸣回答:“我会考虑。”

市长程洪有经验，知道电工陶添福这件事可能有何意义。他提醒谢一鸣出于好意，也有其个人想法。程洪跟周长安搭档多年，彼此关系不浅，柳英主政不一定容他一直当市长，柳英离开倒可能是他的机会。在程洪看来，眼下谢一鸣可以知难而退，放弃“深入研读”，停止在一张旧照片上画句号，但是没有必要去跟陶添福的焦尸过不去，导致事态向另一个方向急转。

返回路上，谢一鸣打电话给张斌，下令立刻召集各组负责人会议。十几分钟后到达“点”上，会议室里已经坐了满满一圈。谢一鸣一到，会议即宣布开始。

谢一鸣没有听从程洪劝告，他布置全面彻查陶添福，要求对火灾现场遗存物再进行一次全面搜索，对陶添福的女友做细致工作，攻心为上，让她讲实话。主攻方向是企业黄老板，谢一鸣断言这个人有情况。

“要尽快突破。”他下了命令。

6

亿利鞋厂火灾事故调查有了戏剧性变化。

鞋厂黄老板除了贿赂地方官员，让自己的企业逃避消防警告，违规生产之外，他还是个好色之徒，以小恩小惠笼络若干女工与之发生关系。黄老板看上了青年电工陶添福的女友，千方百计终于得手，弄到了床上。事情被陶添福察觉，陶与女友大闹一场，一拍两散。陶添福咽不下这口气，以酒壮胆，实施报复。他知道值班电工妻子生儿子，每晚都溜回家，也知道大门保安打牌成瘾，疏于防范，出事当晚他潜入鞋厂，躲进电工房，于午夜过后纵火，制造了这起骇人灾难。

为什么陶添福纵火之后没有悄悄溜走，反而转身救火，奋不顾身，直到自己丧生火海？显然他只想报复黄老板，并没有打算烧死自己的女友和其他工友。他放火烧了库房，这里堆满成品，尽烧毁之，足以让老板倾家荡产，却不会伤人。但是当夜的大风和强劲的火势出乎料想，火烧起来就失去控制，迅速波及主楼。陶添福良心未泯，一发现自己放的这把火可能烧死许多无辜者，他无法承受，于是拼命努力，试图有所弥补，却已经无能为力。

黄老板和陶的女友分别供认了他们间的隐情，验证了陶添福的纵火动机。警察在库房废墟的灰烬里找到了一个打火机残体，还有一块拳头大的鹅卵石。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当晚纵火者用鹅卵石敲破库房窗玻璃，用打火机点燃引火物品，可能是几张纸，或者一块沾有汽油的破布，引燃物被纵火者丢进库房，打火机亦被随手丢弃。

亿利鞋厂火灾的性质就此发生变化，从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转为重大刑事案件，救火英雄陶添福变成了纵火嫌犯，一时令人目瞪口呆。安全责任事故需要追究领导责任，刑事案件则追究罪犯，性质不同，处置的重点有别。鞋厂火灾被确定为纵火所致，相关官员并不能免责，但是追究程度不像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那样严厉。市委书记柳英的一张旧照片已经不再重要，不再可能因此而引咎离开。

谢一鸣曾经讥讽柳英不懂这里边的道道，想在灰烬里发现英雄。比较而言谢一鸣足以自负，他研读精确，洞察大火，从中抓住了一具焦尸，还火灾以真相。他知道自己将因此付出代价，抓住一个陶添福，实际是帮了柳英，同时毁了自己，而且不只是他自己。他对柳英并不高看，不存什么美好感情，但是他不愿无视事实，不愿放过一个必须为自身行为负责的纵火者，而被骂为徇私作假，欺死骗生。对他而言，这件事能否办得准确清楚，事关对死者与生者的交代，也关乎自己的脸面与声誉。

柳英的“打黑”立场因此更为坚强，得益于谢一鸣的意外帮助。

那一天晚间10点，谢一鸣的妻子从美国打来一个电话，当时大约是波士顿的上午9点，电话打到市政府大楼谢一鸣的办公室，谢一鸣在那里整理抽屉里的个人物品。

谢妻在电话里非常慌张:“臭丸出事了！”

谢一鸣的弟弟谢一鸿突然被人从家里带走，“协助调查”。谢一鸿只是个小学教务主任，他个人不会有什么问题，谢家兄弟很多方面如出一辙，弟弟比哥哥更得父亲真传，为人厚道，行事小心，从不惹麻烦。谢一鸿意外出事，肯定是受兄长连累。谢一鸣从省城脱身返回本市后，兄弟俩频频联系，谢一鸿找开发商退款，其举动显然受到有关方面注意，认定已经介入案情。

谢一鸣对妻子说:“别慌，没事。”

他问妻子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臭丸在美国怎么搞的？妻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半明半暗说了半天，谢一鸣听明白了：弟弟给弟媳交代过，无论出什么事，眼下不要直接给大哥打电话，怕给大哥招麻烦。弟媳担心丈夫，求助无门，绕个圈把电话打到美国波士顿，由谢一鸣的妻子再把消息传回来。

“这可怎么办啊！”谢妻焦虑不已。

“不要紧。”谢一鸣让她稳住，“臭丸没事。”

这一点毫无疑问。最终有事的不会是他弟弟，只会是谢一鸣本人。谢一鸣曾经咬定自己没事，曾经设法堵塞过破洞，此刻已经不再徒劳，有些破洞眼下很难填补。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办案人员的目标不止于谢一鸣，周长安副省长已被限制出境，这个大人物才应当是本案的主要目标。谢一鸣深得周长安信任，知道周长安与黑老板贺老大间的许多交往情况，包括贺老大与更高层次人物的特殊联系。一旦谢一鸣重新参加“课题调研”，除了自己的破洞，交代出周长安会是他面临的主要问题。

亿利鞋厂大火次日，周长安视察火灾现场时，当着程洪的面训斥谢一鸣“死要清高”，责怪谢一鸣不给他打电话，周长安其实是在表示关怀，并致深意。谢一鸣身陷贺老大案漩涡，始终没有找周长安求助，意外从“课题调研”脱身，他也不给周长安打电话，这是因为谢一鸣知道自己的处境，不想因自己而牵扯到周长安。对谢一鸣来说，周长安出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由他谢一鸣拖出，让人讥他不义。

此刻他似乎已无可回避。

谢妻惊惶失措:“你会不会再……”

“放心，我没事。”谢一鸣一如既往。

“急死我了！”

“我对付得了。”谢一鸣问，“女儿怎么样？”

“女儿很好，至今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跟她稍微说一点儿，有个思想准备。”谢一鸣交代。

妻子问该跟女儿说什么？谢一鸣让她说说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很复杂。人在这个世界要面对很多情况，有的比较容易面对，有的很难。所谓难与易也看这个人的本性。

“告诉她，爸爸这个人比较清高。”

“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前几天谢一鸣跟“四眼两对瞎”通过一次电话，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谁比“两对瞎”更看得透他。人家清楚他深挖陶添福是要干什么，清楚后果会是什么，却没有一句责备，非常理解，只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让他不必多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昧心而为，不管别人说什么，听自己心里想的，无怨无悔。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什么都不是，至今还在政府经济研究室当老科长，把靠背椅坐穿。眼下让他最难面对的除了家人，就是这个“两对瞎”。

妻子大骇，谢一鸣的交代她听不明白，却感觉紧张。谢一鸣吩咐不必担心，好好照顾孩子。他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应当自己负责，无论如何他都能对付。

隔日上午，谢一鸣跳楼身亡。

他在畏罪自杀前仔细料理过后事，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行将离去的“裸官”，需要他收拾的行李已经不多。他办公室里的文件整理得很清楚，个人物品放置在一只旅行袋里，供日后查验完毕作为遗物交还家人。办公桌上放着亿利鞋厂火灾事故起因的调查报告文稿，文本中有多处修改，一些措辞、提法经他反复斟酌确定。文本后签了他的名字以示负责。除了这份材料，他没有留下其他文字，没有遗书，没有遗言，既无交代悔过，也无剖白辩解。

以谢一鸣的个性，如此行事不足为奇。其纵身一跃可视为他的全部遗言，与他留在调查文稿之后的签字异曲同工，彻底逃避，并以示负责。

身在此境，他这种人似乎只有这个结局。

亿利鞋厂火灾案起因得以确认，众多死伤者拿到应得赔偿，数位基层腐败官员锒铛入狱，市主要领导安然无恙。本案至此画上完整句号。

作者简介

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53年12月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市机关部门工作。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在福建省文联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发表小说200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