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百期纪念

本期是本刊百期纪念特刊，逢此百期纪念，首先要对国内外热心赞助本刊的无数读者与作家，致最诚恳的谢意，并想乘此机会，检讨已往，勉励将来，希望今后对抗战建国有更深切的贡献。

取名《全民抗战》的本刊，是由《抗战》三日刊与《全民》周刊，于民国廿七年七月七日，也就是“七七”一周年纪念日，在汉口合并编行的。《抗战》与《全民》都是诞生于这次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伟大战斗中，这两个刊物为着集中力量而合并，适在踏上神圣抗战第二年更重要的新阶段。在这抗战重要阶段中作为一个鼓动前进的小小号兵《全民抗战》，它的生命是和国家民族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备尝着这时代的兴奋鼓舞与艰苦困难。国家民族是在艰苦困难中强大生长起来，本刊也不敢因艰苦困难而不自奋勉，竭尽心力。例如本刊在已往百期的短短时期之中，因印刷困难，审查需时，虽极力支持，仍不得不由三日刊而变为五日刊，又由五日刊而变为周刊，每次都是努力支持到最后限度万不得已而取其次。今年战时首都遭到日寇“五三”“五四”的狂炸，印刷所迁散，一切脱节，但本刊仍于无办法中想办法，不愿有一期的脱漏。但在印刷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抗战文化的需要，仍不敢不作最大可能的努力，俾有相当的供应。鉴于前线士兵关于读物的缺乏，特出比较短小精悍的“战地版”捐赠前线士兵。由于国内外热心同胞的踊跃捐输，各战线将士及接近各战区驻军的纷纷索阅，使我们虽忙上忙，因得到对英勇民族战士略有效劳的机会，却感到无限的欣幸，最近自国民参政会通过“召集国民大会要定宪法实施宪政”要案，蒋议长指定国民参政员组织宪政期成会，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明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之后，国民热烈响应党政的号召，宪政运动已逐渐开展，但各方都苦于参考资料的缺乏，本刊有鉴于此，特以非常迅速的效率，编行《宪政运动参考材料》，以应迫切的需要。第一辑已经出版，第二辑即将印好，第三辑正在准备中。本刊对读者所深深感到惭愧的，是为物质环境所限，印刷不及以前精美，纸张不及以前洁白，寄递不及以前敏速，但我们仍然在尽可能地改革中。我们不敢以困难而自馁，总以力求进步自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同时也要以此报答读者盛意于万一。

上面所谈到的，只是我们在物质条件方面的斗争。试就已往百期短短时期中在言论方面所经历，作大概的回想，亦颇有值得我们玩味的。我们的言论是反映现实的，就现实说，在“七七”一周年纪念以至今日，为时虽仅一年零四个月，在国事及国际各方面的重要事情，亦颇令人感触万端。在国事方面，为全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象征——国民参政会，它的第一届会议于廿七年七月六日在汉口举行，正在本刊创刊号出现的前一日。蒋委员长在该会第一届大会开幕致词，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集，是“从行动上表示举国一致协助政府抗战的事实，更是给侵略的敌寇以极严重的打击”。他在这致词中特提出两点：第一“要加强团结，巩固统一”；第二“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廿七年十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大会，今年二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大会及同年九月在重庆举行的第四届大会，都始终表现着精诚团结的精神，这是中国政治上的一种进步现象，本刊对每次开会经过及结果，都有比较有系统的论述。但因时代进步的迅速，这过渡的民意机关还不足够，于是在第四届大会，蒋议长指出“中国欲贯彻其绝对必要之作战目的，更须动员全民，加强长期抗战之一切设施”，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规模”，为中国政治作进一步的推进。本刊热烈响应这个号召，曾约专家著文有所贡献，并编行“参考材料”，以应热心宪政运动者的需要。

在军事方面，我们在这已往的一年零四个月的短短时期中，看到广州武汉的退出，看到长沙大火，与南昌陷落，也看到鄂北大胜，湘北大胜，与最近西南予敌的严重打击，加深敌寇的泥足。最高统帅在“庐山谈话”中即已昭示我们：“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壁垒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他并屡次公告国民，说明敌人必然失败的理由，我国必胜的根据，使国民都能确立对于抗战的决心与信念。到今日敌人愈战愈弱，经济崩溃的迹象已日渐显著，从整个的抗战过程看来，已足见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坚持抗战者的正确；但在已往的时候，每遇一次军事上的暂时顿挫，即引起一部分人的消极悲观，自己消极悲观还不够，还有意无意中散播毒菌，动摇人心。像汪逆精卫陶逆希圣之流，尽在政治军事国际各方面发表含有妥协毒素的论调，我们曾和认识明确的言论界的朋友们揭发驳斥，不遗余力，现在汪逆等原形尽露，罪恶昭彰，奸伪索性跑到敌人方面去，抗战阵容反而更为巩固起来，不过国人应从此得一教训，对于抗战的决心与信念不再动摇，对于糖衣下的汉奸理论不再受欺骗。

在国际方面，我们在这已往的一年零四个月的短短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瞬息万变的风云。我们看到捷克在慕尼黑会议压力下的妥协，有些人惊于“现实外交的胜利”，以为捷克在妥协政策中得苟延残喘。但是捷克在苟安的状况中不到半年完全亡国！张伯伦的“胜利”，今日究竟如何？我们看到张鼓峰事件，看到诺蒙坎事件，日寇都只有屈膝一条路走，有人疑虑日寇将调东北军队侵华，但事实表示，日苏矛盾仍然存在，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不但未减少而且加强。我们看到了英法苏互助谈判因英法不允采用平等互惠原则而破裂，看到了德国放弃反共而成立了苏德协定，看到了波兰统治阶级因对内压迫，对外反苏，而断送了国家。有些人鉴于波兰的亡国而对中国抗战竟发生消极的观念。不知道远东不是欧洲，中国不是波兰。总之，国际上每有一次事变，有些人往往混乱了对于敌友的认识，动摇着对于抗战的信念，他们都是忽视了中国英勇抗战二年余的光荣成绩，无视了中国大众的反侵略的巨大的力量，无意中为存心挑拨离间中国内部及对友邦友谊的敌人汉奸造机会，这是很可痛心的现象，希望今后不会再有。

在这已往的一年零四个月的短短时期中，本刊曾由编者代表赴前线劳军，对于英勇无比的民族战士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受到永不能忘的深刻的印象。本刊于今年六月间响应军委会政治部等五机关五十万封慰劳信的号召，发起十万封慰劳信的征求，在一个多月的时期中，获得超出十一万封的成果，这亦可见中国民气的激昂，爱护国家民族的真挚了。如此的民心士气，无疑的是中国抗战必胜的重要保证。

最后想略谈关于本刊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本刊创刊号曾经这样说过：“本刊在抗战建国总的任务下，当前实践的任务，我们认为有两个：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以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痛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政治的任务。”这在今日还是一贯的。如更具体一些说，我们特别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是坚持抗战，拥护政府的抗战国策，反对妥协投降。第二是巩固团结，反对党派摩擦，反对任何挑拨离间分散整个民族一致对外的力量。第三是推进民主政治，藉此加强民众动员，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加强国民对参加政治改善政治的兴趣与责任，反对任何损害民权违反法治的行为。简单说来，坚持抗战，巩固团结，推进民主，是我们在抗战建国时代中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勉励积极努力的任务。

（原载1939年12月9日重庆《全民抗战》周刊第100号，署名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