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本，技术之源

科学之本，技术之源——从电影《居里夫人》谈起

今年，李岚清同志向大学生推荐一部电影，这就是法国以往拍的黑白片《居里夫人》。电影一放映，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的学生认为受到了一次撼人心灵的深刻教育，居里夫人的伟大形象深深镌刻在青年学生的心头。她强烈的爱国之情，无私的奉献之心，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一丝不苟的求是作风，加上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辉煌业绩，不但具有永恒的垂范作用，而且在今天，在我国，在今天我国的高校中，也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特别感到，有一条清晰而闪光的脉络将居里夫人的这一切贯串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这条脉络就是，去追求“未知”，去探索“未知”，去认识“未知”，去把握“未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的，影片开始不久之后，一位老教授对求学中的居里夫人的评价是，在她心中只有数学加上物理加上波兰。这一概括多么生动、多么深刻：热爱祖国，探求“未知”。

是的，人类的发展史，社会的发展史，科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探索、认识、把握“未知”的历史。什么是“未知”？是自然界与社会界中我们尚不知道的客观规律。什么是探索“未知”？是进行基础研究。居里夫人求学时着意于数学与物理，是如此；后来，迷恋于揭开一种能使胶片感光之谜的矿石，更是如此。这也是这部影片的中心所在。45个月长的时间，8吨重的沥青原料，5677次的试验，458次的分离失败，加上极为艰苦与原始的试验条件，在居里夫妇两人的顽强努力下，结果是1克的纯镭，八百万分之一啊！这些数字写成了新诗，谱出了新曲，揭开了科学史的新页；这些数字体现了伟大意志，充满了炽烈感情，奉献了巨大价值。

这是奉献出的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正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五大讲话中指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智慧、能力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这讲得何等透彻！没有基础研究，科学就没有根，就枯萎，就死亡；没有基础研究，技术就没有源，就断流，就消亡！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讲得何等深刻！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唐初的魏征就向唐太宗提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我们完全有理由加上一句：希科学技术之创新者，必着力于基础研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重视基础研究，因为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科技的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从而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不可动摇的中心。邓小平同志确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心位置，又确定了科技进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历史的结论。重视基础研究，因为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没有科技，就没有求真，就分不清真假，就愚昧无知，那还谈什么求善，谈什么区分善恶，谈什么精神文明建设？！《四书·大学》中明确指出：只有格物，而后才能致知，而后才能诚意，而后才能正心，而后才能修身，而后才能齐家，而后才能治国，而后才能平天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格物、致知就是研究、认识客观世界规律，“格致”就是基础研究，我国在没有“科学”这个词汇前，就是采用“格致”这个词汇。重视基础研究，因为这将导致不断开拓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领域，电视、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光电技术、网络技术，如此，等等，带来多么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岂容置疑？！什么是信息时代？什么是知识经济？我们将得到什么？我们要做什么？这岂容不予考虑？！还有，重视基础研究，就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就是为了不断追求、探索、认识、把握“未知”，而且在这个探求“未知”中，去塑造人，去完善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题中之意。

毫无疑问，我们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的工作应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强大，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古希腊的伟大科学家阿基米德的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当然值得赞颂，但是，当侵略者入侵，国家濒于灭亡，屠刀架在他脖子上时，他仍然坚持研究几何图形而被杀，这点当然决不可取。但是，当国家与民族并不是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调一切的基础研究都应是功利主义的，都应能服务于经济建设，甚至应立竿见影。钱学森同志讲得好：“科学不只是为了创收。”其实，这个创收包括形形色色的创收，也可以说，就是功利。钱学森同志提到的科学理论中最深层次的几个问题，如物质结构问题，大宇宙问题，生命学问题，的确，有的同功利挂不上什么钩。至于教学中的不少重大问题的研究，更是如此。基础研究，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本身并不一定有什么功利主义的作用，具有为科学而科学的性质。居里夫人讲得好：“自然是伟大的，我们每个人的发现都只是一点点微光。但把这一点点微光汇集起来，就可能照亮真理的轮廓。”这就是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科学研究，提出或寄予过分功利主义的要求或期望，“物极必反”，势必妨碍乃至严重妨碍基础研究、科学研究，从而既可能将有朝一日能在功利上大有作为的研究扼杀，又必定严重挫伤探索“未知”、升华精神界的追求，阻碍健康个性的发展，这其中又隐含了危害在这种追求与发展中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孔子早就告诫过：“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就是批评急功近利而不能高瞻远瞩者。“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至理名言。

另一方面，从我国历史与现实看，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与总结我国在基础研究上为什么落后。我毫不怀疑，而且可以自豪地断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高深而美妙的属于科学哲学的宏观思辨，而且在今后科技进一步发展中，这种宏观思辨必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点连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也予以肯定。但是，在历史上，我国的确缺乏基于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经过严格逻辑分析与推理的基础研究，缺乏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与强力支持。同时我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的英勇流血斗争，推翻了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深知船坚炮利的重要，深明经济贫穷之苦，深感科技落后的切肤之痛。为了中华民族的迅速振兴，为了国家的尽快富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中国科学院以及各分院的相继建立，1956年“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以及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就是一个标志，表明新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基础研究的深切理解与高度重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一方面过分着眼于可以迅速收效的经济建设项目，而忽视对将长期起作用的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对教育与科技（特别是基础研究）赋予了过重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忽视了“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的基础研究与教育本身应有的功能。例如，众所周知，科教投入偏少，而在研究工作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又偏少。据报载，有研究指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所各占的比例应符合黄金分割法则，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应为0．618，而这两者之和与开发研究之比也应为0．618，亦即这三者的比例应为14∶24∶62。目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三者的比例一般为10%～15%、25%～35%与60%～70%，而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竟从1985年的5%降至目前的2%，离14%还有很大差距，这不能不教人深思！“反者，道之动。”老子讲得太好了！物极必反，这一来，这种忽视至少成为我国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基础研究的进展，教育与科技对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贡献，没有取得在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条件下应取得的更为巨大的成就的重要因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以史为鉴”。江泽民同志对基础研究又作批示，要从国情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开展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研究，以期取得突破；朱镕基同志在任总理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要把“科教兴国”作为本届政府的基本任务，这是党中央作出的何等明智的战略决策。我们应站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面对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迎接已经到来的信息时代。要深知知识的创新与人才的培养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里必须包括基础研究所产出的知识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思考一下，因为中国文化基础是深厚的，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只有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不仅在历史上没有消亡，而且历史也没有中断过；因为美国的基础研究是深厚的，显示基础研究的实力与成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目是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所以在七八十年代日本以咄咄逼人之势大有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之势，但是现在在经济实力上远远落于美国之后，在信息产业方面更是如此。

“预则立，不预则废。”产业越是信息化，经济越是基于知识之上，基础研究就越是重要。为了千秋万代，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我国需要基础研究！我国需要标志基础研究实力与成就的诺贝尔奖！我国需要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国需要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思·阿曼！在没有设立诺贝尔奖的数学领域内，我国需要菲尔兹奖，需要丘成桐！需要沃尔夫奖，需要陈省身！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智慧的，神州大地是肥沃的，我们的国家应该有、可以有、也一定会有基础研究国际最高奖的获得者！中国一定要拿到诺贝尔奖！要拿到菲尔兹奖、沃尔夫奖！中国在基础研究国际最高奖的领奖台上一定会群星灿烂！

（写于1998年9月，未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