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五减租”

陈诚经营台岛之初，最为紧要者，乃为对农业之整顿。要整顿农业，必自土地制度的改革始；而陈诚主持的台湾土改，其第一步便是实行“三七五减租”。

“三七五减租”，或称“二五减租”，这一做法在国民政府的历史上，早已有之。早在1927年5月，广东政府在《佃农保护法》中就曾提出过“二五减租”的办法；浙江省于1928年曾推行“二五减租”，且取得一定成效；1930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土地法》，将“二五减租”的提法，改称为“三七五减租”，即“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约定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约定”。

陈诚在抗战中主政湖北期间，于1941年4月颁布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决定分区实行“二五减租”。其具体办法是：在租种土地的农民的总收获量中，先是二成五归自己所有，其余的七成五再与地主对分，即将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用来交租；凡原定佃租超过375‰者，应减为375‰；原定佃租不及375‰者，仍照其原约所定。这种“二五减租”的办法，曾在鄂西未沦陷地区实行了一段时间。陈诚实行的“二五减租”，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二五减租”名称相同，计算方法稍有不同。中共的做法是，减去农民原租额的25%。其实，国共两党在农村中实行的“二五减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目的，均为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注意团结地主，以利抗日；甚至，在原租额占总收获量50%的情况下，两种计算方法所得农民应交租额竟亦相同。当然，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宗旨与出发点并不相同。陈诚十分强调，自己与中共所推行的“二五减租”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他说：“有些人以为本省实行减租，是共产党的办法，这不仅是绝大的错误，而且可以说根本不明了本党的主义。”他认为自己推行的“二五减租”办法，是“平均地权的第一步”，是“民生主义实现的第一步”。陈诚在湖北农村推行的“二五减租”，虽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却弊端丛生。有的地主不论年成丰歉，均迫令佃户缴足法定租额；有的佃户慑于地主的淫威，在夜里偷偷给地主送去少缴的租谷。后来，随着陈诚调离湖北省，这里的“二五减租”便也名存实亡。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前夕，台湾农村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地租剥削十分沉重。当时，在台湾740万总人口中，农业人口为380余万；农民中佃农占有75%，约28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1/3。地主不劳而获，佃农劳而少获。台湾地租一般高达总收获量的50%，业主与佃户按“五五对分制”或“业六佃四分制”、“业七佃三分制”。陈诚在台北养病期间得悉，新竹一带佃租竟高达70%，台北、台中、台南等7个县市佃租平均达到56.8%。

陈诚主持台湾省政之后，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经济秩序，决定台湾自1949年起，实行抗战期间他曾经领导施行过的“二五减租”，不过名称改用了国民政府《土地法》中的“三七五减租”。1949年3月1日，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推行“三七五减租”，警告大地主不能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去剥削农民，并把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作为检测“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革命”标准。4月14日，《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经省府会议通过，正式公布施行。此后，在执行中，又先后颁布了《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施行细则》、《台湾省办理私有耕地租约登记注意事项》、《台湾省推行三七五减租督导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台湾省各县市推行三七五减租委员会组织规程》等一系列“政策”、“法令”。

根据陈诚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论述，台湾“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内容为：

（一）减轻租额负担。佃农对地主缴纳地租，一律不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为准。原约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不得增加。

（二）保障佃农权利。耕地租约一律以书面规定之，租佃期不得少于六年，在其租约存续中，非因法定事故地主不得将租约中止，同时土地所有权转让后，其契约仍然有效。

（三）兼顾地主利益。依照租约，佃农应按期缴纳地租。其积欠地租达两年之总额时，地主可为租约之终止。地主代表可参加为调解、调处业佃间纠纷之各级租佃委员会。[12]

为什么要推行“三七五减租”这一政策？陈诚指出，这是为了安定社会、改善民主、增产粮食、发展经济；同时，他还将此与巩固台湾当局的统治，“树立政府信誉，加强政治的向心力”联系起来，总的目的乃“要使台湾成为民族复兴基地”。他说：

台湾社会经济情形，仍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人口总额的大多数，而佃农又占有农业人口的大多数。此占人口多数的佃农，困于高额地租，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因此，政府要安定社会，必须使他们在生活中获得希望；要改善民生，必须减轻他们的负担；要增加粮食生产，必须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与生产能力；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提高他们的收益与购买力；要提高政府的信誉，加强政治的向心力，必须注重增进他们的利益。根据这些考虑和认识，所以政府决定实行三七五减租。[13]

可是，要实行“三七五减租”，毕竟要触犯地主的利益，因而它的决策与推行，亦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是仅在台湾一省施行的“单行法”，因而按规定需经省“议会”通过才能施行。省“参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他们当然不会自觉自愿地少收地租，也不愿意投票通过一项不利于自己的“法案”。但地主们迫于陈诚的威望，又不敢正面反对，大多数地主的发言，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是婉转地希望“慎重考虑”。这些意见，实质上属于反对意见。陈诚深知地主们的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状态，但他认为，从“党国”、“大局”的利益出发，这项“法案”非强行通过不可。于是，讨论尚未结束，他便回首向着“议长”黄朝琴说：“就这样通过好了。”这项《办法》便在一片沉默中被宣布通过。陈诚的果断做法，被传为台湾“三七五减租”史上的一段趣话。

为了消除地主们的疑虑与反感，陈诚每周邀请9位省“参议会”的驻会委员聚餐一次，在用餐前后，同他们交流思想，宣传实行“三七五减租”的好处。用这种方法，抵消了一部分来自反对方面的压力。后来，这竟沿袭成为一种省“主席”与省“议员”的每周会餐制度。

还有些专家、学者也写信给陈诚，反对实行“三七五减租”。一位早年由北大毕业的东北人黄君，在信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形成民怨沸腾，随后徽钦二帝被金人所虏，以至北宋沦亡，这皆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现在我们只剩下了台湾一个省，你如一意孤行，将成千古罪人。[14]

陈诚接到这类来信后，不为所动。他认为黄君等人的意见，都是“书生之见”；王安石是政治理论家，不是政治实行家，他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用人不当，用了“无耻小人”。

为了保证“三七五减租”的顺利推行，陈诚动员了“政府”各部门的力量，使得上上下下都支持这项工作。冯世欣先生在《我所知道的三七五减租》一文中，介绍了一个故事，说明县长、警察局长、法院院长等人都把“三七五减租”当作一件不可违抗的任务来抓。文章写道：

譬如台中县就有一位地主，私与佃农签约，隐瞒事实，这是违反减租法令的，经发现后，由县长于国桢下令警察局，将这位地主扣押。这些地主也不是土包子，也懂得法律，就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以“提审法”令警察局将人释放，警察局长何颢向于县长报告后，于国桢说：“不要理他，一切由我负责。”第二天于国桢就到台中地方法院，把首席检察官大骂一顿说：“你敢违抗三七五减租？”这位余首席，在大陆上也做过地方法院院长。那时司法行政部，曾通令全省各级法院要配合三七五减租，不得违误。经院长池彪好说、好讲，余首席也承认一时疏忽，这场小风波也就结束了，以后不久，余首席即调职，由名法官焦沛树继任。[15]

后来，池彪院长戏称这件事为“于国桢大闹法院”。

陈诚在全面推开“三七五减租”之前，先用了20多天的时间，召集各县市地政、民班科股长、区长、自治指导员等，举办“讲习会”，讲解有关“法令”，研究各项实际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各县市政府、各区署，又次第召集区、乡镇干部，举办“讲习所”。总计，台省各级上下共有4000余人接受这项培训。

在有了充足的干部之后，陈诚又着手建立了各级推行“三七五减租”的工作机构。其省级，由“地方公正人士、人民团体及民意机关代表暨与减租有直接利害关系之地主、佃农等代表”，联合组成机构；各县市，由县市地政、民政、警察、社会、农村等单位主管，地方法院、议会、农会代表各1人，中等学校校长3至5人，地方“公正人士”3人，地主、佃农代表各2人，共21人至23人组成；各区、乡镇，由区、乡镇长、国民学校校长，教师3至5人，警察派出所主管、地方“公正人士”、农会代表、地主、佃农、自耕农等代表，组成“减租分会”，协助办理减租订约工作，调解业主与佃户之间的纠纷。

在台省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陈诚拨出大量经费，以使“三七五减租”的培训、组织与签约等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陈诚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此次推行的“三七五减租”，既为解除农民的痛苦，又实为保护地主；其所奉行的路线，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他说：

1949年4月陈诚巡视三七五减租成绩展览会

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自耕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今日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所走的路线，一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另一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最大错误，即是制造残酷的屠杀；而自由竞争的结果，亦足造成社会的矛盾，给予阶级斗争以有利的环境与机会，我们决不可再蹈这个覆辙。应该及时努力，参照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和英国工党内阁的政策，事先加以防范。三七五减租的实行，便可避免共产主义的残酷斗争，而自能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至于所谓有助于地主者，因农民为自求收获增加，必能尽力耕作，地主收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更可增多。现在农民终岁辛劳，不得温饱，自然不会努力生产。[16]

陈诚称实行“三七五减租”，实为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方法。因此，他把这项工作定为“本年度第一个考绩课题”。正因为他实行的是业佃双方兼顾的政策，因而他接受了一部分人士的吁请：顾及地主的利益，由地主负担的田赋征实和余粮收购，都应照减租的比例减少。

“三七五减租”，经过4、5、6三个月的紧张工作，于6月底基本完成。全省依照规定，业佃之间签订新约时，已达32.2万余户、39.3万余件，新订租约84.1万笔，耕地面积共25.6万多甲（每甲合14.54876市亩），约占当时耕地总面积的30%。地租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减租前水田的平均租率为48.63%，减租后减少了11.13%。每一公顷的水田，一年两熟可收获稻谷约6000公斤，减租前应缴2917.8公斤，减租后仅交2250公斤，而且今后增产部分，全归佃农所得。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日据时代耕地面积为68万甲，至1950年底，已增加到77万甲。陈诚在1954年3月向“国民大会”所作的施政报告中，总结了“三七五减租”在5个方面取得的成绩：

1.粮食生产显著增加——实行三七五减租以后，农民由于佃权获得保障，地租负担减轻，生产兴趣与生产能力提高，所以单位面积生产量，均有显著增加。据三十八年（1949年）调查，减租后较之减租前，各县市稻作单位面积生产量，平均约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2.佃农生活获得改善——由于租额减低与粮食增产，佃农收益普遍增加。据三十八年调查，减租后较之减租前，佃农收益平均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佃农之增加收益，用以改善生活费用者包括食、衣、住、行、乐、痛、卫生各项，占收益总额百分之二十二，用于增加生产费用者，占收益总额百分之七十八。

3.地价跌落，佃农购买耕地增多——实行三七五减租后，地价普遍跌落，若以三十七年（1948年）地价为基数，则三十八年地价增均跌落百分之四十二点三，最近几年地价跌落更多。由于地价跌落，故佃农购买耕地者增多。自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1953年），佃农购买耕地之总户数占佃农总户数百分之二十六，佃农购买耕地之总面积占佃农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十三。

4.农村教育卫生之改善——据三十九年（1950年）调查，实行三七五减租后，农民由于收益增多，生活改善，农村儿童就学比例平均约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农村人口死亡率平均约降低千分之五左右。

5.佃农政治意识与社会地位提高——经济生活对于政治意识与社会地位，均有密切影响……有些地区已有佃农当选乡镇长者，在各级租佃委员会中，政府并规定佃农代表名额，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与社会地位。[17]

“三七五减租”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收到显著成效，但由于它是陈诚以一省之长的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与台湾当局的有关“法令”仍有所抵触，当地主强迫撤佃时，司法机关往往在现行的法律中很难找到保护佃农的依据。于是1950年底，台湾农村曾出现一股“退佃风”，仅台南一地就发生2000余件撤佃案件，全岛各地共达5000余件。为了使“三七五减租”在“法律”上有保障，1951年5月，陈诚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提交“立法院”讨论通过。该“法案”规定：将租地押金制与预收地租制废除；必须书面签订租约，租期不得短于6年；地主不能任意撤佃，如要撤租，须符合若干特定的条件。“立法院”有几位委员提出，《土地法》是“母法”，《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是“子法”，必须先修改《土地法》，才能通过这个条例。陈诚的答复，深刻而巧妙，他比喻说：“假如母亲在过去缠了足，她的女儿现在是不是也要一样缠足呢？她的女儿是不是一定要等母亲放了足，然后才能放足呢？《土地法》好比缠足的母亲，《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则如天足的女儿，假如因为母亲缠足，就不许女儿天足，是否完全合理呢？”[18]在陈诚作了这一番解释之后，该条例便在“立法院”得以顺利通过。

“三七五减租”的实行，使陈诚的土地改革方案在台湾岛上施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