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周山

又西北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

《山海经·西山经》

记忆里，爸爸很瘦，高得不得了。等到我长得比叔叔还高时，叔叔说：“你爸跟我一般高。”我总是无法相信。

这是讲实际身高。在我的感受中，爸爸更是无比高大，他是我的不周山。不周山是古代神话里的一根擎天柱，没有它支撑着，天会塌下来。没有爸爸拼命支撑着，我早给压得稀扁了。

要折断我的不周山的，首先是侵占了我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他们两次把爸爸抓进监狱，千方百计地折磨他。

第一次是在我六岁那一年。我已记不得爸爸被抓走时的情景，只记得妈妈整天哭。但爸爸回来的那天，我脑海里还保留着鲜明的记忆。

海关街40号门外那条马路是个大斜坡，冬天满是积雪，很适合打爬犁。我的主要户外活动就是在那里打爬犁。我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爬犁，是爸爸亲手为我制作的。它由几块木板拼成，底下平行的两根方木棱上嵌着粗铁条，铁条被雪磨得锃亮。我举着小爬犁往下坡跑几步，然后放下爬犁，伏身在上面，小爬犁就飞快地向下坡滑去，一直滑到下边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一角有家“老毛子”开的小店铺，妈妈让我去买“黑咧巴”（一种圆形的大面包，又黑又酸）或者“酸黄瓜”的时候，我也打爬犁去，全然不顾回来的时候多么麻烦。

那一天我正一趟又一趟地在那儿打着爬犁，妈妈突然从矮栅栏里跑出来，嘴里喷着白汽，朝我大喊：“幼君你快回来！”

我见妈妈十分激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抱起小爬犁就往回跑。

屋子里坐着个大胡子，穿一件黄棉袄，正盯着我看。我怯生生走近他，他忽然站起来把我抱住，哈哈笑着说：“怎么回事，不认识啦？”

我当然认识，只不过觉得奇怪。爸爸每天刮脸，下巴从来光光的，怎么成了个大胡子？爸爸戴眼镜，眼镜哪儿去了？爸爸穿西装，可现在一件黄棉袄，又破又脏。

爸爸从衣袋里掏出一大片巧克力，放到我手上。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仍没忘记先到秋林公司给我买些好吃的。

他对妈妈讲了许多话，我却只记得捻饭粒儿的事。爸爸说，他总把碗里剩下的几颗饭粒留下来，坐在牢房中不停地在手里捻来捻去。到最后，那个小圆球儿变得硬极了，简直像颗小铁蛋儿。我觉得抓住了爸爸的把柄：哈，不是“粒粒皆辛苦”吗？！

六岁的我懵懵懂懂。在黏黏的饭粒儿变成“铁蛋儿”的过程中，他该是怎样一种心情？一个家庭妇女的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娃娃怎么办？他什么时候才能给放出去？他还出得去吗？

爸爸第二次被抓进去，离他满脸大胡子回家的时间并不久。这一次，情况更严重得多。我记得的是，爸爸下班之后再没有回家，不知是死是活。妈妈急得要命，一连几次到铁路局去找。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

据爸爸后来讲，他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一个人走上人行道，院子里的狗蹿出来咬，爸爸还帮他驱赶那条狗。他却奔向爸爸，与此同时背后又上来一个家伙抓住他的胳膊，两人把他塞进路旁的一辆汽车。他给关进了“秘密警察局”。

这次的罪名是“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其实爸爸也并没什么“活动”，充其量是对自己参加地下党的弟弟采取支持的态度。

爸爸供不出自己的活动，也不肯说出叔叔的去处，一连几个月，每天遭严刑逼问。抽皮鞭、坐老虎凳、灌凉水，日本法西斯把一切毒辣的手段都施展出来了。因为爸爸到日本的铁道学院进修过，日语很好，就有一个日本特务头子亲自审问他。那家伙将爸爸剥得一丝不挂，审问时吸着香烟，一边问一边漫不经心似的用香烟头儿在爸爸身上烫。受刑的惨状，爸爸只讲给了我二姑，根本没敢对我妈妈说。是我长大以后，二姑对我讲的。

爸爸“保释就医”时，是从监狱里抬出来的。他的心脏病严重发作，气息奄奄。爸爸人很瘦，此刻却“胖”得脸都圆了，发出青紫的光泽，鼻子几乎显不出，眼皮也肿得无法睁开。一眼看上去，很难相信他还活着。

哈尔滨“犹太医院”的“老毛子”大夫说，病人不可能活到第二年。那是位心脏病科专家。

爸爸说：“死我也不死在这地方！”

我们进了关，在碰到的第一座小城落下脚来。不知爸爸是由于贪恋那里蔚蓝色的大海，还是由于翅膀已经折断，没办法飞得太远。

我们的不周山竟奇迹般支撑下来！

爸爸在一位码头工人家租了间斗室，把全家人安顿停当，立刻在铁道北一条热闹的小街上与人合开了个卖蔬菜的小铺子，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他还把我送进小学，尽管那是座四个年级同时上课的大仓库。

这以后，不论我们流浪到哪里，不论爸爸有事做还是失业，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送进学校，终于让我创造了七地九座小学的纪录。我家到处流浪，但我始终是个学生，不是流浪儿。

对于我的不周山会突然折断，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我后来才明白，这是由于他无论支撑得多么吃力，都不动声色。从长春逃出的一路，爸爸是太劳累了。没有几天又接到兼任“国立长春大学”教务长的叔叔的来电，说大学迁到吉林，要爸爸继续任教。我们全家又立即折返。那一天是1948年10月19日，爸爸的心脏病又犯了，可他仍旧紧张地备课，并且拒绝妈妈请病假的劝告，决定第二天去上课。我在十天后的日记里写道：

第二天爸爸就要上课了，所以他着急地请东大医务所的大夫来看一下。只来了一个姓吴的女同志，是个助手。她（用听诊器）听了一阵，又诊了脉，告诉爸爸要“静”，可是爸爸很着急，爸爸对她说，学生第一天上俄文课，一定都很高兴，如果不去，太对不起学生了。

谁也没料到，这会是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刻。日记接下去说：

那位吴同志没说什么，只给爸爸注射一针就走了。爸爸苦笑着对妈妈说：“这么一小瓶药，有什么用呢？”可是我拿了吴同志开的药方到医务所领来药，大家都挺高兴，满以为爸爸的病就要好了。爸爸自己也计算着药应该吃几匙。可是当我把药送到爸爸面前时，爸爸就像晕了一样，翻了翻眼睛，就垂下了头。

大家都慌了。于是幼娟去找老叔，我去医务所找大夫。学校的人和老叔、大夫都来了。可是大夫听过心脏后说了一句话：“心脏活动一点儿也没有了。”爸爸就这样，永远、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没来得及留下哪怕是一句遗言。我在后来的日记里说，爸爸说他第二天无论如何要去上课，就是留给我的遗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仍然是自己的职责。

爸爸苦，却从不叫苦。他的乐观精神也同他的“遗言”一样，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在病重的时候他仍然谈笑自若，那些幽默使得全家人受到感染，总能一下子就从沉重中摆脱出来。记得从长春逃出，跑到九台县郊区时，我们都饿得要命。爸爸打量着我的上衣，就像从来没见过这件衣服似的说：“幼君这件褂子不错嘛！”

接下来又说：“咱们商量商量，拿去换顿好饭吃怎么样？”

我毫不犹豫地把上衣脱下来，虽然很怀疑它会换来一顿“好饭”。爸爸说：“小子不赖。我还当是与虎谋皮呢！”

我乐了。弟弟妹妹们不懂，爸爸一讲，他们也笑起来。当时正在集市边上，褂子马上卖了出去。爸爸买了一张很大的大烙饼，还有两斤豆荚和一块鲜猪肉。一户农民很同情我们这一家子难民，借了锅和别的炊具给我们用。妈妈兴奋地烧起她好久没烧过的好菜；爸爸忍不住咬了一口烙饼，撕下一块分给我和弟弟妹妹，还往忙碌的妈妈嘴里塞一片儿。在我们等待丰盛的午餐时，爸爸坐在一旁唱起来：“奇怪奇怪真奇怪——”

我接下去唱：“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这支仅有两句歌词的歌，是我和爸爸的“保留节目”，我至今会唱。爸爸拖长声调一唱，听上去非常滑稽，我总是边随他唱边哈哈笑。好像是，从一进关，爸爸就兼当词、曲作者，编造了这支歌。在流浪的那些日子，家里“揭不开锅盖”的时候，爸爸会一声不响地拿些东西到旧货市场上去，卖了钱，并不管第二天怎么办，买回一大堆吃的东西来。妈妈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准备饭菜时，他就往床上一仰，快活地唱起这支歌来。我也随他躺在床上，一起唱。

卖了我的褂子这回，该是爸爸最后一次唱这支歌。他那颗残破的心脏已经衰竭到跳跳停停的地步，距离自己告别人世不过一个多月光景，可他仍旧那么坦然。

其实，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的一生会比他的同伴们短促得多。他的那颗心脏，用他自嘲的话说，是“该通的地方不通，不该通的地方通”。但他始终乐观地对待生活。他不放弃生命本应给予他的一切权利，他骑自行车、溜冰、游泳、登山，而这些，都是医生不准许他做的。他喜欢音乐、摄影，还爱唱京戏、拉京胡。就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家小屋也总有爸爸的琴声。在“铁路俱乐部”他客串一个花旦角色，因为行头里没有他能穿的鞋，妈妈就把他的一双布鞋蒙上一层粉红色的缎子，缀上两个大红缨。记得妈妈一边做，一边嘲笑他：“想唱花旦，就别长那么大的脚丫子呀！”

我的不周山折断了，但是他的精神没有折断。尽自己的职责和乐观地对待一切困难，也成了我生活中最基本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