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争论结束不久，抗战爆发，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周立波等多人，奉命到了延安，不久，徐懋庸也到了延安。他急切地想得到中央领导对“两个口号”争论的意见，对是非给一个定评。因为他自觉自己在这个事件中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责难，心中不服：
鲁迅方面，他是鲁迅的学生，是在鲁迅的亲自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为这层关系，在“左联”解散问题上，周扬让他去见鲁迅，当个传话人，传了四次，“左联”没有尊重鲁迅的意见、发个解散宣言而悄无声息地解散了。鲁迅对人说过，他对此一无所知，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而徐懋庸作为“左联”解散问题上的传话人，在没有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于5月2日给鲁迅写信，指责鲁迅“不顾事实”。鲁迅复信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并明确告诉他，从此断绝来往。
到了“两个口号”争论的后期，徐懋庸又给鲁迅写信，肆无忌惮地指责鲁迅“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等四个方面（见《论争的总答复》），鲁迅非常气愤，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揭露徐的信所代表的是“某一群”，批评他们“信口胡说，含血喷人”的横暴恣肆的恶劣态度。徐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他因为这封信，而遗臭万年。
周扬方面，在“国防文学”问题上，徐懋庸的意见是同周扬一致的，他写过几篇文章，支持“国防文学”。当他给鲁迅写信，鲁迅的答徐的信发表后，周扬不作自我批评，承认对鲁迅的不尊重，反而狠狠地指责徐给他捅了乱子。
因此，徐懋庸比周扬更急切地想得到中央关于“两个口号”的意见，就是自然的事了。据《徐懋庸回忆录·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中说，毛泽东在接见他时，就“两个口号”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一、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他们在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以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这些意见，对“两个口号”的争论，给了一个恰当的评价，对周扬、徐懋庸等“一群”的错误也有所批评。而这次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这个结语，最终给这个争论画上了句号，也给徐懋庸那不平的心有所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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