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和大院胡同五号

天津欢迎午宴的当天晚上，爸爸和我们同船的一行人到达北京，周伯伯、林（伯渠）老、董（必武）老、沈（钧儒）老等人到车站欢迎大家。爸爸下午就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北平市十万群众的欢迎大会。叶剑英市长致词，父亲讲话，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

那时，暂时安排我们住在北京饭店，用了两间房子。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庆典。路上坦克、大炮和欢乐的人群使庆典隆重而热烈。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洪亮而震撼人心。奏国歌，升国旗，新的中国从东方升起。晚上，父母亲有国事活动，我们由一位工作人员带着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欢快的群众挤满了广场，大家都举着自制的红灯笼，五角星的灯笼特别多。我们在人群中几乎走不动，那位叔叔就开着玩笑地喊着：“灯笼着了；着了，小心开水，开水”，把我们领出了广场。

北京饭店，爸爸的住房是四层房间。现在这间房已由饭店列为五间名人房之一。里面的装饰和布置已和当年不一样了，但挂上了那个时期爸爸活动的一些照片，并在柜子里放了《郭沫若全集》。这样，在北京饭店的经营中，注入了十分独特的文化气息。当年住在北京饭店期间，爸爸忙于国务，抽空与妈妈看基本选好的新家。妈妈还要为我们安排学校，开始在和平门外师大一附小上了半年学，随着家搬入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后，我们都转入西单手帕胡同的师大二附小。小学毕业后，男孩子上八中、四中、一〇一中，两个女孩子都在师大女附中毕业。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郭沫若负责起草并宣读的大会宣言。图为毛泽东与郭沫若在会议代表席间交谈。

我们在大院胡同五号住到1963年，那是一个中西式结合的院子，有南房，有北房，在中式大门后面还有一座比较大的山石假山。但是在南北房中间建着一座两层西式楼房。楼前、楼后留有花园，花园中的花坛上种着牡丹花。两侧有较宽的通道，通道靠墙面的一面，分别种了一些树。

▲全家人在大院胡同五号家中。

楼的一层正中是客厅，在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由齐白石老先生画的大幅《九秋图》。这幅画是我至今看到白石老人画的最大一幅画了。1995年曾到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海峡两岸齐白石作品展》中参展，因为巨幅，布置在展室的正中位置，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客厅的画前有一组迎客沙发，门外的平台前沿是弧形的，两侧有石阶上来。爸爸买了一幅何绍基题“不染亭”的匾，挂在客厅入门的上方。爸爸觉得这三个字放在这里寓意非常好。和许多客人在平台上的留影，都能摄入这三个字。

▲《虎符》剧组的主要成员和剧院院长曹禺（后左二）在郭沫若家中聚会时合影。

客厅东侧的长形房是爸爸的办公室，客厅西侧的房子是小客厅。这排房的后廊设有楼梯，两侧有卫生间，挨着后廊的三间房，东西侧是卧室、父母亲住着；中间的一间曾做过餐厅，这里有扇门接着通向后院的竖廊，厨房和大些的餐厅在廊两侧。廊子的后门外便是后院和北房。楼房的第二层是几个孩子居住和学习的地方。

南房曾做过孩子们的宿舍，因为夏天二楼太热，几张床并排放着，像集体宿舍。我们长大了几岁后，这里做过大客厅，也做过一段爸爸的写作室。爸爸的《管子集校》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中间放了一个很长的木桌，为父亲堆放了不少参阅书籍。

解放初，爸爸是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之一，他还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还出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妈妈也很忙，任全国妇联执委，她要协助爸爸工作，参加各种活动，还要照管我们。

记得一次妈妈参加宴会，穿了一身灰色的列宁装——那时女干部很时兴的衣服，左前方一排扣子，腰部系着衣料制的腰带。可是妈妈说有人劝她要穿得漂亮些，要注意出席活动是代表着国家妇女的形象。再一次宴会，看见妈妈穿了一身过膝的白色旗袍，稍稍化妆，真觉得妈妈美极了，这里透着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后来妈妈希望有机会参加土改运动。在1951年末，由阳翰笙带队，到广西参加土改工作五个多月。妈妈走时，平英小，才五岁。我们家的事务是归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公务员和厨师由机关派，爸爸妈妈的工资在机关领。妈妈参加土改出发以前安排了生活，在近半年中虽然我们离开了妈妈，可是我们的生活仍然安好。这是我们第一次长时间地离开妈妈。

12月10日妈妈和土改工作队在前门火车站出发，下午三点半爸爸送妈妈去车站，又回来办公并等着看急件。在近六点时，爸爸带平英又赶往车站，那时离开车只有几分钟时间。在人群中找到了妈妈，妈妈抱着妹妹亲了好几次。爸爸说：妈妈走后，几个孩子都有寂寞的感觉。可是妈妈前脚刚走，两个男孩就打起架来，真是健忘得很。

妈妈走后，爸爸虽然国务繁忙，仍然感到寂寞。在给妈妈写信时，也叫我们各自给妈妈写几句话。在妈妈去土改期间一共写了大约二十封信。一次平英给妈妈写信，她画了一个女孩拿着花，站在一棵树下，树上一只鸟在飞。妹妹还给画涂了颜色，很可爱；两个弟弟世英、民英也各画了一幅，世英感冒发烧，但他仍然要画。

父亲怕我们寂寞，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安排我们到郊外去逛公园，我们去了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和西郊公园（后改名“北京动物园”）、什刹海……。我们还看小虎、小豹，还滑冰；爸爸带我们去参加科学院的新年晚会，让我们看电影。天气热了，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住房迁到荫凉的南房……

在3月21日至4月12日期间爸爸去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率团赴瑞典，也离开我们三周时间。爸爸回来后妈妈还没有回来。于5月17日那天妈妈完成任务回来时，爸爸正在开会，没能去接妈妈。妈妈回家一看到我们她高兴极了，她看见平英长大了，她说很想我们。那时妈妈又黑又瘦。她常常给我们讲土改的故事。妈妈说广西农民百姓十分贫穷。吃的米里多是糠，用酱油泡着辣椒，一点油水也没有，还当作好菜让着工作队的同志“吃、吃”。看着主人只用筷子蘸蘸、舔舔带着辣味的酱油下饭，谁也不舍得去夹碗里的辣椒。

▲郭沫若夫妇在建国初期。

妈妈还告诉我们：当地派的一个青年保安，路上坐船还挨着妈妈呢，等晚上大家在竹楼睡熟了，这个青年半夜起来用他的盒子枪打死了两个工作队队员。要对第三个队员开枪时，枪出了毛病，他左腿跪压在这个工作队员胸口上，两手不停地拉着枪栓，拉栓声吵醒了这位教育部来的队员，他们扭打起来，一直翻滚到一层。男女队员都醒了，好几个男队员把凶手擒住。很快开了公判大会，对这名凶手立即执行枪决。妈妈说：我们为牺牲的两位干部召开了追悼会。这件事教育了大家，当时谁也没警惕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郭沫若与子女在故宫。

▲郭沫若与子女们。

▲郭沫若与平英、建英在十三陵。

妈妈说，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土改的进行。但后来想起来也觉得危险。她说如果枪不出问题，还会死人的，因为那个凶手的枪里还有子弹。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小弟弟建英出生了，而妈妈却病倒了。那是1953年。妈妈到外地治病期间，爸爸周末仍抽空带我们去公园和郊外。可惜的是，有时到公园去总会有人认识父亲，他被许多人围着走，我们往往无法靠近。如果遇到学生们，爸爸也常应邀与他们合影。记得妈妈走的第二天，爸爸带我们到大觉寺，遇到林业大学的学生，他们与父亲讲话、合影，快到中午才离去。以后，林业大学朱教授引介我们参观了寺院附近的苗圃，并送了一棵爸爸喜欢的银杏树苗。这棵树苗栽在大院胡同五号后院北屋的西侧，爸爸起名叫“妈妈树”。银杏树的生命力很顽强，不易长虫，叶子像一把把小扇，春绿秋黄不变形，果实俗称“白果”，可食，也可入药，近来大量开发银杏叶，用提取物做饮品、药品，用以通络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等等。现在已被广泛地使用在道路绿化之中。

▲郭沫若参加国际会议。

▲于立群在土改工作中。

▲郭沫若与林业大学的学生交谈。

▲郭沫若夫妇在前海西街十八号。

在重庆的赖家桥，我们幼时住的全家院子那棵百年银杏，是一株雄树，它像一位健壮的老公公立在那里，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永远枝叶茂盛地、安详地竖立着，永远地使人怀念它。爸爸在北京的家里栽种这棵树，想必是希望妈妈像银杏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又想必是从重庆到北京，我们要与银杏树永伴不分离。

1963年我们迁居到什刹海畔，大院胡同五号的这棵“妈妈树”也随之迁过来，种在前院的草坪上。经过这次迁动，“妈妈树”仍然枝繁叶茂。因为银杏雌雄分株，在庭院中把在大院胡同五号增种的九株银杏树，都移来了。其中五棵雄株不挂果，还有四棵雌株，每年的银杏果实累累。庭院草坪边的这几株参天的银杏和雪松生长着，树阴覆盖，更加重了宁静和清新的氛围。每当我们来往于树边的步道上，都会有一种生命不息的感觉。

爸爸是非常爱护花木的人，院子里的树木因人为地锯枝，移栽或因死亡而除去，他都很关心。偶尔没向父亲说明的，他会生气。他不同意对花木做出不科学的处理。

他写过诗集《百花齐放》，父亲在写这一组诗时，真是用心地去调查这些植物的生长史、特性等，收集各方面的资料。有时去植物园，去天坛公园和各公园苗圃看植物的生长状况，也常常与花工聊天，请教各类花的特点……文学也需要绿色的回归，何况对百花的歌颂，倒觉得是有益无害。诗歌与科普的结合这正是父亲文艺创作的一个特点。也正是百花齐放的一枝奇葩。

▲郭沫若在前海西街十八号。

▲在1954年12月下旬召开的政协第二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郭沫若再次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上面两图分别为会议期间郭沫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交谈的情景。

早在1918年父亲首次作小说《骷髅》，又作诗《解剖室中》，把医学上的知识与政治憧憬、与文学相结合，《盲肠炎》、《“无条件反射”解》、《沿着进化的路前进》等，以及1951年8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防治棉蚜歌》，宣传了防治棉蚜的科学研究成果，1963年做诗《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满江红·断腕重生》等等，也属于这类作品。既然与科普相结合，“俗”会便于更多的人能读懂，更易普及。

在大院胡同五号居住的十四年期间，经历了公私合营、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共和国的历次运动。1954年父亲由政务院副总理改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几年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完成了使命，驻地改为对外友协；父亲还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历史研究所所长；1958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父亲出任校长。

大院胡同五号在我们迁出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1964年拆平，改建为局干部的宿舍楼。这个院子很有纪念意义，我们小学、中学时曾在这里过过队日，和父亲见面、交谈。父亲为女附中的同学们做了诗，照了相。现在的校友聚会时，同学还会回忆着当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