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为什么要服从政府的统治

边沁在《政府片论》中所展示的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其实可以概括为“服从论”和“权威论”。这一个话题中我们将具体阐述“服从论”的含义。

由于边沁的政治思想的基础来自于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学说，因此，他坚守的标准必然就是所谓人类的“避苦趋乐”的本性。这一观念在边沁的政治思想中演化为“利益”，成为边沁衡量社会政治、评判政府作用的标准。因此，边沁认为只有运用功利原则才能解释一切政治现象。出现在边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政治社会”，它是相对于启蒙运动中提出的“自然社会”而言的。边沁认为:“一个自然社会的思想是一种消极的思想，一个政治社会的思想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而一个政治社会和一个自然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来源于“服从的习惯”。边沁把每个个体对于家庭中家长的自然顺从习惯引申于民众对统治者的顺从之中，认为两者是等同的。家庭的服从是一种习惯的心理基因，所以政治上的服从也是一种习惯的心理基因，它们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诺言。边沁认为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必须保持这种诺言，而诺言得以确立的基础在于社会利益。正是为了社会的总体利益，也包括个体利益，每个个体必须遵守诺言，未能遵守诺言的个体将受到惩罚。通过遵守诺言，每个个体将得到利益，同时避免了伤害。因此功利原则被列入社会关系之中，成为社会存在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显然，为了推动新兴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边沁把社会政治庸俗化了，没有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主观臆断地用“服从的习惯”取而代之。然而，边沁从中引发的其他观点却引人注意。

首先，对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服从习惯，边沁坚持认为这是一种程度上的事情。随着一个社会的服从习惯的增加，即随着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越来越多的服从行为，该社会离开了自然状态，并且越来越成为成熟的政治社会。例如在英国，边沁认为服从的习惯在萨克森时代比在布立吞人时代更加完美，并且服从的习惯在今天比在萨克森时代更加完美。也就是说，在今天，不列颠比在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一个完整成熟的政治社会。这在边沁看来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进步。同时，服从习惯也可以有多种形式。可能是民众在所有的事情上服从他们的统治者的政治社会形式，也可能是一些民众在某些方面服从一个统治者而在另一些方面服从另一个统治者的政治社会形式。例如政治上的统治者和宗教上的统治者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这一方面，边沁旨在通过对“服从的习惯”在社会发展中进行的描述，来论证现代政治社会，即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相对于封建主义政治的优越和完美，并且通过服从习惯的形式多样性，来论证政治形式多样化的合理性。

其次，在服从的习惯确立的政治社会中，统治者要达到影响民众意志的目的，其方法是，要么在他们服从的情况下提供给他们快乐或鼓励，要么在他们不服从的情况下给他们痛苦或威胁。对于统治权而言，边沁认为施加痛苦或威胁或许更为有效，即统治者拥有的惩罚权较之奖赏权对民众的服从与否的选择影响更大。因此，惩罚权实际是统治权的基础。但是从反面来看，惩罚权并不能为统治者简单地拥有，统治者的权力，包括惩罚权，最终必须依赖于民众的服从，服从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如果大多数人不服从统治者，统治权也就不复存在，政治社会也随之消亡。在这里，边沁让“服从”产生的苦乐效应关系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以证明“服从的习惯”的存在及合理性。

再次，由于统治权依赖于服从的存在，所以边沁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统治者的权力实际上总受到限制，二是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统治权不能分享或分配。政治社会中的民众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去选择自己服从的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如果想要保持住民众对他的服从，就必须充分地考察民众的利益和幸福。同时，在政治社会中不应存在绝对的统治，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在政治社会中决定一切。而在专制社会中，由于统治者从根本上违背民众的利益，所以民众完全有理由奋起反抗，将自己的服从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的身上。政治权力最终受到制约和统治权得以分享，从而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开辟了道路。这也最鲜明地体现了边沁的“服从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第四，统治权在受到民众服从与否的制约时，这种制约还只是停留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如何以法律形式把这一事实固定下来，并使得每一个统治者自觉地遵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边沁在《政府片论》的第四章《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权利》和第五章《最高权力制定法律的义务》中初步透露了这一思想主旨。边沁期望以法治社会代替人治社会，并且以法律来约束统治者滥用权力，损害民众利益，同时保障民众有权反对未能满足民众利益和幸福的统治者的权力。这在实际上迎合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残余势力，急需取得统治权力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洛克所倡导的人民具有反抗的正当权力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奠定了人民主权论的基础，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