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伎释义：“忘材”与“忘技”

技者，固然可以“进乎道”。上面几例，说的也是道技无间、浑然为一的境界。那么，是否绝技在身，就意味着自然见道？甚至可以“挟技自重”、示巧于人？对于“技术”，应当如何用之？又当如何视之？凡此种种，亦须就庄子思想而言之。

前文指出：“巧”与“无能”相对而言，“巧”作为能力，是为“技能”，亦即“才能”。有技（巧、术、艺等）抑或是无技，俗语常谓之“有才”或者“无才”。《荀子·王制》中的“材伎”即是“技能”之义。“材伎”本当为“才技”，《王制》作“材”，通于“才”也。后人往往“才”、“材”混用，亦当以通假视之。然“才”与“材”，义本有别，不可不辨。《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从│。上贯—，将生枝叶也。—，地也。凡才之属皆从才。”段玉裁解云：

引申为凡始之称。《释诂》曰：“初、哉，始也。哉即才。”故哉生明亦作才生明。凡才、材、财、裁、字以同音通用。—，谓上画也；将生枝叶谓下画。才有茎出地而枝叶未出，故曰将。草木之初而枝叶毕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毕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38]

《说文》又云：“材，木梃也。”段玉裁释曰：

梃，一枚也。材谓可用也，《论语》：“无所取材。”郑曰：“言无所取桴材也。”《货殖传》曰：“山居千章之材。”服虔云：“章，方也。”孟康云：“言任方章者千枚。”按汉人曰章，唐人曰橦（音钟），材方三尺五寸为一橦。材引申之义，凡可用之具皆曰材。^[39]

据段氏之说，“才”是就能力言（“故人之能曰才”），“材”则就用上说（“凡可用之具皆曰材”）。故有“才”方能成“材”，此谓唯具有某种能力或禀赋，才能成为“可用”之“材”，或者有“功用”可显。“才”可以是先天的，往往表现为潜能，如“草木之初而枝叶毕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毕具焉”；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比如某种技艺的掌握。如果技备于己身而未得发用，亦可谓之“人之所蕴”，此即为“才技”之士。备有“才技”之人，自是可用之“材”，如《天下》云：“……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是故材之所以通于才，不仅因音同，且亦由义来。逻辑地说，“才”要表现为“材”；反之，能成为“材”者，也必有其“才”。然现实中，“才”与“材”的关系却颇为复杂，它们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有有“才”而未表现为“材”者，如不得其用（怀才不遇）或不愿得其所用（抱道隐居）；亦有虽被视作“材”而实无真“才”者。

在“庖丁解牛”之例中，庖丁解牛已毕，“满志，善刀而藏之”。“满志”者，意满志得也。道妙已彰，精神自然充实。“善刀而藏之”者，则有“藏技”之意。刀作为解牛的必用之具，作为“技术”运作所不可或缺的承载者，实为“技术”的象征。“善刀”可谓善待其技，“藏之”亦可谓隐藏其技。技若“退隐”，“才”即不显，有技者似乎无“材”可用，成了“无用之人”。作为达道之方、彰显道妙的技艺，为何又要隐而不彰？《天地》云：“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技本不可独行，必统摄于事，或曰“依附”于事，此曰“技兼于事”；事又依义而行，是为“事兼于义”。义者，宜也。事非妄行，必得其宜方可行。相应地，技艺虽备于一身，亦不可随心所欲、恣逞妄发，须视事之得宜与否而定。如不当行而行，不当发用而发用，不仅不能得其逍遥，甚至还会灾及己身。故“材”或“不材”、“有用”还是“无用”，其中自有取舍在，《山木》^[40]云：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41]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庄子自云“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者，虽似有戏谑与自嘲之意，然绝非所谓“耍滑头”。当时之世，礼乐崩坏更甚于前，社会动荡益显于后，道德沉沦，世风偷薄。在此情境下，抱道怀才者自然易陷困顿之地。若作“不材”之士，则生存乏继，且可能还会因穷约而见损抑（“廉则挫”^[42]）、因不肖而受狎欺（“不肖则欺”）；若为可用之士，又适非“遭时”，“处昏上乱相之间”，“有道德不能行”，“未足以逞其能”^[43]。同时，“材者”也易遭人忌惮，常受损伤：或者尊而为下所诽（“尊则议”），或者贤而为人所谋（“贤则谋”）。故“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实为不得已而然。“材”抑或是“不材”，必因事制宜，随境而变，不可拘泥于一方。比如：因其不材或可得终天年（如上例中之大木，又如《人间世》所说的“白颡之牛”、“亢鼻之豚”与“痔病之人”^[44]），或可致死难（如不鸣之雁）；同样，因其材亦或可致灾祸，或可得保全，前者如“荆氏之楸柏桑”^[45]，后者如能鸣之雁。庄子还指出，即便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仍然“未免乎累”，真正的解脱在于“乘道德而浮游”^[46]，也就是“忘材”。如此，方能心无凝滞，“与时俱化”、“以和为量”，“物物而不物于物”。达此境界，即为逍遥。

又，《秋水》云：“梁丽（引按：即屋之梁、栋）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器者作为用具而存在，“殊器”即殊用。梁、栋之木巨大而坚实，可用来冲城，是为可用之“材”；也正因其巨大，不可用来塞闭鼠穴，是又为“不材”。“材”之所以为“材”，因其用而定。用非定然，又因存在而变化。“材”或“不材”，用或无用，其备之于物，彼显此隐，皆随生存实践的展开而有所呈现。然无论显隐与否，作为其存在之根的“才”或“技”仍然如其所是地存在着，未有“损益”。故对于“材”、用，不可执著而滞于一端。否则，存在壅塞，世界隐晦，生命亦将固蔽不通，反受其害。《逍遥游》例之云：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不执著于“材”、用，即是“忘材”与“忘用”。若能如此，天地自然广大，存在自然敞开，人之于物、之于人、之于世界，自然亦能“倾听之”、随顺之、参与之，彼此相合、通融无碍。

“忘材”亦是“忘才”，“材”若能“忘”，恃“才”之心自无。“忘材”与“忘才”乃一体之两面，皆属于“坐忘”，亦皆为“成心”之弃。表现在“技术”上，“忘才”即是“忘技”。在“梓庆为”之例中，面对鲁侯的“子何术以为”之问，梓庆答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说的就是忘技于心。有技而能“忘”之，技艺的施展才会充分、自由，出神入化，犹如梓庆为。而且，若能“忘”其技，有技者自然也不会“挟技自重”，更不会为技所缚，则《应帝王》所谓“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猵狙之便执之狗来藉”之事便不会发生。相反，有技者若不能“忘”其技，心怀挂念，乃至以技为技，炫技彰巧，技不仅不得所用，其人亦可能会落得个“见巧之狙”的后果：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徐无鬼》）

“伐其巧恃其便”就是以技为技。有此执技之心必将背道离德，骄矜于人。《老子》云：“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庄子力破执技之心，亦为此意。

为了说明执技之害，庄子还提出了“机心”之说，《天地》云：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文中之“机”本当为“機”：“机”乃木名，“機”则为弓弩上的发射机关（《说文》云：“主发谓之機。”），二者义本悬绝，简“機”为“机”是现代的事。弓弩不同于一般的弓，它杀伤力大，制作更加精巧，需要更高的“技术”。此精巧与“技术”往往体现在“機”上，“機”实集制弩技巧之大成。故“機”既有“機巧”之义，又可谓“技术”的象征。“械”本为刑具，“械，桎梏也”（《说文》），后引申为器具或工具。“機械”者，就是機巧之械，或曰機（按：下文之“機”，皆从今俗作“机”）巧之具。在此例中，为圃丈人之所以宁可“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抱瓮而灌圃，放弃效率更高的“机械”（即“槔”，亦称“桔槔”），并非不知“机械”之功，而是“羞而不为也”。在他看来，使用“机械”定将滋生“机心”。“机心”义为机巧之心，亦即对于“机械”的期待、依赖之心。“机心”若生，“浮明”^[47]便起，便会以技为技，执技忘道，以至道无所载。顺此而

行，“机械”越精巧，“技术”越“进步”，它们与道也就越“遥远”。表面上，为圃丈人之行甚为乖僻，其言亦显极端，似非见道。实际上，庄子正是用此极端之例以破除世人对于“机械”亦即“技术”的汲汲之心。

庄子对于“技术”的态度和他关于“技术”本质的思考是一脉相通的。“技术”既然在人伦日用中不可或缺，是达道之方与养德之术，人们便不应轻视它，更不应否定它，而应积极地学习和精通相关技艺，以彰显事功、领会道妙、成就己德。但对于“技术”，人们亦须保持审慎和“虚无”之心，不迷恋“技术”，消弭“机心”。唯有如此，所谓“虚而待物”、开放性地融入世界方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