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偈语的局限性

佛门偈语的内容，无论是对人生的思索，对社会的评判，还是对事物的分析，对未来的预言，都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偈语在音韵、修辞、句法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如《华严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典中，那种夸张叙写的手法，给中国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然而，佛门偈语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佛门偈语以宣传佛理为第一目的，它的内容也就被束缚于佛学思想中。比如，佛教强调“四大皆空”，甚至人身也是五蕴和合而成的集合体，五蕴最终要分离而消散，所以人的本质就是“空”。这种思想，当然也反映在偈颂中。

唐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听说乌窠（kē）为得道高僧，他便以偈请教：

特入宗门问苦空，敢将禅师扣禅翁。

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乌窠和尚以偈作答：

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

佛教将“苦”作为人生永恒的命题，并把人生的“苦”在时间与空间上绝对化、扩大化。佛教还认为，人的痛苦、人的命运乃至人的生命，都是自己造因，自己受苦。这种思想，在佛门偈语中时有反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二十七卷中，通过鞞（bǐnɡ）提醯（xi）国王子之口，说出这样一偈：

谁恒受安乐？谁复常艰苦？

厄屈人皆有，倚伏必相随。

苦乐更变迁，常如星汉回。

会合忧苦生，世法皆如是。

佛教把十二因缘和业力、轮回的思想联系起来，用业报轮回的学说，来解释众生的不同命运。因此，佛教反对纵欲，不主张享乐，甚至对人的一些天性和乐趣都加以抑制。这种思想，也不会不在佛门偈语中反映出来。

唐代有个佛教居士庞蕴，一心学佛，志求真谛。据说在他的影响下，全家共同得道。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都是断绝尘念，不生七情六欲，并作偈道：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

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话。

第二，佛门偈语为了阐发佛教教义，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因而在遣词造句上受到限制，有不少偈颂显得语言乏味，偏枯晦涩。

比如，在《出曜经》第八卷中，释迦牟尼抨击了世态炎凉后，以偈劝导世人行善积福：

好行福者，从此到彼，

自受福祚，如亲来喜，

起从圣教，禁制不善，

近道见爱，离道莫亲，

近于不近，所往者异，

近道升天，不近堕狱。

又如《大庄严论经》中提到，有个贼因偷窃被比丘所抓，挨揍之后，茅塞顿开，皈依佛门，而说偈道：

决定一切智，以怜愍（mǐn）我故，

是以说三归，不说有第四。

为于三有故，而说三归依，

若当第四者，我则无归依。

我今可怜愍，身命于彼尽。

我见佛世尊，远睹如斯事，

生于未曾有，是故舍贼心。

有因粗事解，或因细事悟，

粗者悟粗事，细者解细事，

由我心粗故，因粗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是以求出家。

再如《杂宝藏经》第二卷《迦尸国王白香象养盲父母并和二国缘》中，白香象孝顺父母，言而有信，最后又使两个敌国和解，它作偈道：

得胜增长怨，负则益忧苦；

不诤胜负者，其乐最第一。

上述偈语，从内容上讲，都是宣扬了佛教的某一教义思想；但在语言文字上，不够精炼，不够生动，缺乏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