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纪念镰田教授逝世五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原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名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镰田茂雄先生于2001年5月12日逝世，至今已经五周年。

镰田教授是当代日本卓越的佛教学者之一，生前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特别在对中国华严宗、佛教通史的研究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镰田教授热心致力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事业，为推进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国佛教学者的普遍钦敬。

笔者作为镰田教授生前的好友，值此回顾和总结一百年来佛教研究的盛会，谨将镰田教授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绩向诸位学者介绍，并以此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镰田教授的行履和业绩

镰田茂雄教授生于1927年12月10日，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市人。1951年毕业于驹译大学文学部佛教学科，从1953年到1958年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学修士（硕士）、博士课程，1962年在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在东京大学东详文化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6年获日本学士院奖，1981年获日本传道文化奖。1988年从东京大学退休，任爱知学院大学教授，翌年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此后相继任爱知学院大学、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

镰田教授以研究中国华严宗和中国佛教通史著称，在研究中注意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考察中国佛教的发展和民族特色。著作宏富，主要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的研究》、《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史》第一卷至第六卷、《中国的佛教仪礼》以及《朝鲜佛教史》等，还编有《华严学研究资料集成》、《禅典籍内华严资料集成》等。

镰田教授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他是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从1985年10月起，在日本中外日报社的大力支持下积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者开展佛教学术交流的活动，是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日本方面的主要组织者。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在镰田教授去世之前，已成功举行8次，为推进两国佛教学术交流，推进两国佛教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镰田教授对中国佛教事业十分关心，对中国佛教徒怀有兄弟般的情谊。他每次到中国开会，都与中外日报社社长、记者一起到中国佛教协会作“表敬访问”，拜会赵朴初会长和其他领导人员，怀着对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切关心与佛教界领导、法师进行座谈。在他的晚年，仍一再表示愿在有生之年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继续作出努力。

镰田教授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支持，1992年郑重立下遗嘱并向有关机构付款签约，委托在他百年后将他收藏的全部图书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为表彰镰田教授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支持，1995年10月在镰田教授率团来北京出席中日第六次佛教学术会议之际，授他荣誉教授的称号。1999年11月在中日第八次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为表示对镰田教授热心致力两国佛教学术交流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授予他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的称号。

在镰田教授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日本有关机构将他收藏的图书运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为收藏这些图书，特地建立“镰田茂雄文库”。2003年10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的中日第10次佛教学术会议刚刚闭幕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镰田茂雄文库”揭幕式。

镰田教授已经离开我们五周年了，然而他的精神和卓越业绩、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促进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中日文化交流的青史。

镰田教授的中国华严宗研究

镰田茂雄教授曾对我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在镰仓一所寺院听过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讲佛学课，铃木与他亲切地交谈过，建议他以后能对中国华严宗进行研究。这对他后来致志于中国华严宗研究有很大影响。

1958年4月，镰田进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始从事佛教研究，先后得到唯识学者结城令闻、道教学者洼德忠教授以及印度佛教学者宫本正尊、中村元等教授的教导、启迪与鼓励，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华严宗，相继完成《中国华严思想史的研究》和《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及大量论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转入八卷本《中国佛教史》的撰写工作。可以认为，在镰田对中国华严宗的研究中，《中国华严思想史的研究》、《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是他的两部代表著。

《中国华严思想史的研究》1965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这是镰田教授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提交的《中国的佛教与道教》研究报告的一部分。

镰田在序言中表示，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因此在对中国佛教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的考察来进行，不仅应将中国佛教各个宗派的教理史考察清楚并作正确的表述，而且必须密切结合社会历史的背景对各个宗派“思想的形成、展开和变貌”加以把握和说明。

全书结合唐代社会背景对早期华严宗、对被后世华严宗分别奉为华严宗一祖、二祖、三祖的杜顺、智俨以及法藏的生平、著作及思想进行介绍，而中心是对被后世华严宗奉为四祖的澄观及其华严思想作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镰田指出，在以往日本的华严宗研究领域，对澄观及其后的中国华严宗，无论从“社会史”的角度还是从“教理史”的角度，皆没有展开研究。他认为，在澄观之前，法藏由于受到武周王朝的优遇，他的华严学带有“宫廷佛教化”的倾向，所诠释的“吸收唯识、性相融会”的教理，具有“脱离中国思想，缺乏实践性”的特点。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澄观的华严思想却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镰田认为，这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他说，唐代在“安史之乱”（755～763年）之后，中央朝廷迅速衰落，地方藩镇割据，官僚群强大，宫廷佛教衰微，是促成澄观华严思想发生变化的主要外部原因。澄观在继承以往华严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朝代形势，吸收老庄、道教、僧肇、道生、湛然、牛头禅等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富有实践特色的华严思想。

全书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华严思想的形成与展开——其社会史的考察》，由五章组成。

前三章联系唐代的社会背景，考察和论述华严宗成立和初期发展，在对杜顺、智俨、法藏的生平作概要介绍之后，着重围绕“法界观门”这一中心对他们的华严思想分别进行论述。

他在对华严宗的正式创立者法藏的介绍中，论述法藏的华严学说不是简单地吸收曾经十分盛行的玄奘的唯识思想，而是将它融摄和组织到自己的华严思想体系之中，通过对“三性同异”之义的论证来阐释和发挥“性相融会”的思想。法藏在继承杜顺、智俨的“空色无碍”、“理事无碍”的法界观门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空与有、性与相的融会和事事无碍的思想。镰田认为，法藏的华严思想带有“论理的哲学”色彩，与玄奘的唯识思想一样具有“贵族佛教”的性质，是与武周之时强大的中央集权的需要及唐朝国都是国际都市等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章集中介绍澄观的传记、著作，并概要揭示澄观华严思想的特色。这一章对于从事华严宗，特别是着重研究澄观的学者特别具有参考价值。他首先十分周详地介绍有关澄观的传记资料，除宋人撰写的《宋高僧传》、《佛祖统纪》、《释门正统》、《隆兴编年通论》、《广清凉传》五种传记所载的澄观传记外，尚有其他资料。唐裴休所撰记述澄观生平的《妙觉塔记》虽在《隆兴编年通论》卷二十五有记载，然而镰田据结城令闻教授珍藏的拓本《妙觉塔记》加以校录、分段，编载在此章之内，以便读者参考。

然后，镰田对澄观的生平传记作了详细地考述。他对澄观自幼出家，参访各地古刹名师，广学各宗教义：从昙一学习南山律，从金陵玄璧、剡州成都寺慧量学“三论”，从淮南法藏学“海东《起信疏义》”，从慧苑弟子杭州天竺寺法诜法师学《华严经》义，在苏州从湛然学天台宗止观学说和《法华》、《维摩》等经疏，从牛头山慧忠及径山道钦学牛头禅法，从五台山无名禅师学荷泽禅法的经历，皆有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

在这一部分中，他对所涉及的重要人物的事迹，也作了必要的考证。例如，他通过对律学高僧昙一（692～771年）的考证，指出他属于律宗相部宗法砺－满意－大亮的法系，撰有《发正义记》阐发律学旨要，辨明南山律与相部律的差别。

镰田通过对澄观访师求学经历的考察，认为他的华严思想深受律、天台、三论、禅、华严五宗的影响，然后形成自己的华严思想。

澄观是华严宗诸祖中著作最多的一位。镰田十分重视对澄观资料的收集、梳理和研究。他在第四章中对澄观的35种著作一一进行解题介绍，其中著名的有《华严经疏》、《华严经疏科文》、《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经三品别行疏》、《贞元华严经疏》及《华严经旨归》、《行愿品别行疏》、《法界观玄疏》等，对载录这些著作的丛书（《大藏经》、《续藏经》等）及所在卷数、这些著作的不同名称和卷数、著作年代、版本情况等，皆有详略不同的介绍。镰田将载录于其他佛教典籍中的澄观著作（序、书等），录出8种，供读者参考。

镰田为了说明澄观华严思想的特色，首先对他所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进行考察。澄观历经七朝，先后为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帝之师，受到朝廷众多重臣及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官员的崇敬。他与法藏虽皆具有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直接支持的背景，然而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有很大不同。澄观生活的时代，均田制已经破坏，“安史之乱”之后的唐王朝的支配权已发生动摇，地方藩镇势力激增，这种社会形势自然影响到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文化。澄观为适应禅宗受到儒者士大夫和地方藩镇欢迎的情况，致力吸收禅宗的思想和传法方式，使自己的华严思想带有明显的“禅教一致”和“实践佛教”的特色。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镰田介绍了华严信仰在民间传播的情况，集中介绍自南北朝以来逐渐兴起而至“安史之乱”之后更加盛行的华严信仰结社、斋会。这种华严结社，不崇尚宣讲玄奥的华严哲理，而是组织僧俗信众一起读诵《华严经》，举办施食斋会及祈祷福乐，乃至共同修持念佛等。

第二部分是《澄观的宗教思想史的考察》，集中考察和论述澄观的华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色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

第一章是《澄观的华严和老庄思想》，在从总体阐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老庄思想、道教互相比较、对抗和彼此影响融合，至隋唐形成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佛教诸宗派的情况之后，特别指出，如此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共同特质是与老庄思想的密切关联和交涉。在这方面，禅宗最为突出，华严宗也有这种情况。镰田结合唐初以来皇室尊崇道教，特别自玄宗突出提升道教地位之后，道教在历朝社会中的影响激增。澄观生活在这种形势下，在创立自己的华严思想体系中，虽然也对道教有所批判，然而同时也大量引用和吸收老庄、道教的思想，例如他在《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就在不少地方引用老庄的语句来阐释他的华严思想。镰田认为，澄观对待老庄，不是作简单的认同，提倡所谓“道佛一体论”，而是站在华严宗的立场上，给予老庄语句和思想以一定的位置，将它们融摄到他的华严思想体系之中。对此，镰田在本章第四节《澄观的老庄批判和华严立场》作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

在第二部分第二章考察后秦僧肇的《肇论》及后来假托僧肇之名的《宝藏论》对华严宗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三章论述南朝宋朝道生顿悟思想对华严宗的影响；第四章考察天台宗的教理，特别是湛然的“无情有性”说对华严宗的影响。

镰田在第五章《澄观禅思想的形成》中对澄观的华严思想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情况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很有特色。他说，澄观先后从五台山无名受荷泽禅，从慧忠、法钦受牛头禅，从慧云受北宗禅，可见他对禅宗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他虽然受到神会法系的荷泽禅影响较大，然而他与后来的宗密不同，实际对南、北二宗是持批判态度的。在第六章《澄观华严思想的特质》中，镰田认为澄观华严思想与法藏主张的“性相圆融”不同，而是主张“性相决判”、法性宗（华严宗）最为优越的思想。他认为澄观的华严思想的主要特质表现在：以《大乘起信论》中的真如或如来藏为世界万有根本的唯心思想、“即凡心而见佛心的”真妄交彻思想、以四法界（理、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论和“由理事无碍方得事事无碍”思想为代表的法界缘起思想等。在澄观主张的华严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色。

镰田还通过对法藏、澄观二人的华严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二人尽管皆主张唯心、心性缘起的思想，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法藏更强调事事无碍的法界，认为无须在现实之外再去探求“能作”之心；既然现象皆是“心”的表现（“果”），那么外在的一切皆是“佛的光明世界”。于是，对现实世界持绝对地肯定的态度，宣称一切现象皆圆融无碍，皆属“莲华藏世界”。然而澄观却更加强调理事无碍的法界，认为要达到体悟事事无碍的精神境界，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通过修持“无念”、“无心”的禅法，彻底断除妄念，然后回归与真如、如来藏之“理”相契的清净之心。澄观之所以更重视理事无碍，是出于重视主体的自觉，重视“心性观”、“理观”的禅修实践。

镰田认为，澄观的华严思想直接被宗密继承，并影响到宋代华严宗学者五台承迁（著《金师子章注》）、晋水净源（著《肇论集解令模钞》）的华严思想。他还认为，宋代对理学发生影响的华严思想不是法藏的华严思想，而是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

《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1975年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是镰田教授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提交的《唐代的佛教与道教》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曾以《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别册》的形式发表。

全书由九章组成，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全书的中心。镰田首先介绍宗密的传记资料和著作，然后对宗密儒释道三教观、教禅一致论、禅宗史观展开论述。第六章《中国禅思想形成的教学背景》，联系初期禅宗、北宗和慧能的南宗、牛头禅派及马祖的洪州宗的禅法思想，考察《大乘起信论》在中国禅宗思想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第七章依据宗密《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介绍他的佛教仪礼。第七、八两章分别结合日本镰仓时代证定的《禅宗纲目》、朗游的《华严香水源记》，论述宗密华严思想对日本华严宗思想的影响。

第二章《宗密的传记和著书》的第一节《宗密传研究的资料》，详细介绍有关宗密的各种文史资料，认为在现存10种资料中有五种资料比较重要：唐裴休《圭峰禅师碑铭》、五代南唐静、筠二僧《祖堂集》、宋赞宁《宋高僧传》、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清续法《法界宗五祖略记》，然后以对照排列的方式置于本节。然后，又将宗密自己的著作——《圆觉经大疏本序》和《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钞》中谈及自己生平的部分辑出对照刊出。最后，将宗密《遥秉清凉国师书》、澄观《清凉国师诲答》等及裴休撰《圭峰禅师碑铭》皆标点置于本节之后，以便读者参考。第二节《宗密的传记和著作》，大体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包括在家、出家修学、从事传法著述、逝世在内宗密一生的事迹，然后介绍他的著作，共列出37种，皆一一介绍，其中现存16种。镰田对宗密撰述的重要著作年代的考证，对于了解宗密华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很有参考价值。

镰田在第三章分五节集中论述宗密以《原人论》为中心所阐释的儒、释、道三教观。镰田经过考察，认为宗密《原人论》当著于他晚年的某个时候。然后，他将《原人论》全文与宗密《圆觉经大疏》中与此相近的文字对照录出，以便比较考察。

他认为自“安史之乱”以后，佛教从贵族佛教向民众佛教演变。与此相应，重教理的三论、天台、法相、华严开始走向衰微，代之迅速兴起的是重实践的禅、净土等宗派。受此影响，即使原来重教理的宗派也出现加强实践的倾向，例如天台宗的湛然（711～782）、华严宗的澄观（738～839）都适应时代对本宗进行变革。与佛教的这种变化相呼应，在儒学中形成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学，他著《原人》、《原道》、《原性》，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夷狄是由于人有人伦之大道，有君臣父子的秩序，批评佛教否定君臣父子的关系。李翱继韩愈之说著《复性书》，依据《中庸》并吸收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思想，说人性本善，然而由于接触恶而产生情，如果能够制止情的妄动，使性回归本来之善，便可成为贤圣。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宗密撰写《原人论》，企图通过批判儒、道二教和评判佛教诸宗来论证华严宗心性思想的正确，确立佛教对儒道二教、华严宗对诸宗的优越地位。

镰田为便于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宗密的三教思想，在将《原人论》中批评儒、道二教的语句摘录加以评述后，特将《原人论》中评判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华严宗）的语句与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所说的“三教”——密意依性说相教、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的相关语句对照载录，然后加以阐释论述。

宗密《原人论》将一乘显性教（华严宗）作为“根本”，将佛教内部的破相教、法相教、小乘教判释为“末”，然后进行会通，并进而把儒、道二教也列入一乘显性教之中了，企图以这种方式会通三教、统合三教。

镰田认为，宗密《原人论》在中国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导入佛教的心识论，开中国思想史上探究主体性的心性的端绪。第二，在主张佛教优越的同时，给予儒道二教以适当地位，开唐以后三教融合之先河。

第四章主要据《禅源诸诠集都序》论述宗密的教、禅一致论。宗密所说的“教”是指重视佛的言说之教的天台、三论、法相及华严诸宗，“禅”是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诸派——北宗、牛头、洪州、荷泽。宗密出于调和教、禅的目的，倡导彼此会通，共同和合，提出以三教——密意依性说相教（人天教、小乘与法相宗）、密意破相显性教（般若中观、三论宗）、显示真心即性教（《华严》、《圆觉》等经、《佛性》、《起信》等论及华严宗），与禅的三宗——息妄修真宗（北宗、南诜、保唐、宣什）、泯绝无寄宗（石头宗、牛头宗）、直显心性宗（荷泽宗）进行会通、融合，特别强调教中的真心即性教（华严宗）与禅中的直显心性宗（荷泽宗）的会通与融合。

镰田对照时代的变迁，认为从历史实际来看，从初唐的学问型的佛教向实践型佛教的转变中，可以认为禅中的三宗实际是教中三教的变貌，即从法相宗演变为北宗，从三论宗演变为牛头宗，从华严宗演变为洪州宗或荷泽宗。

第五章主要据《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论述宗密的禅宗史观。镰田认为，宗密将8世纪至9世纪中国的禅宗分为北宗、牛头、洪州、荷泽四宗，然后对它们的历史和思想进行带有总结性的概述，功绩很大。若无此书，人们对当时的禅宗历史是难以得到客观了解的。

镰田茂雄教授对华严宗的卓越研究成果丰富了唐代佛教史的内容。此后，日本木村清孝、吉津宜英及小岛岱山、石井公成等学者在对华严宗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不少成绩，然而对于澄观、宗密的研究可以说皆是在继承镰田教授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镰田教授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之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文教事业也不断进步。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领域，日本努力学习和吸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果和做法，建立新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在这种形势和风气的影响下，佛教界在原来经办的教育设施的基础上加强办学，教内外高等院校和学者也效仿欧美国家将佛教作为人文学的一环，并且引进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及宗教学的方法，积极开展对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佛教的研究，逐渐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日本近现代以来先后有境野哲、常盘大定、望月信亨、铃木大拙、矢吹庆辉、冢本善隆、道端良秀等人在对中国佛教的不同方面做出成绩①。镰田茂雄教授正是在继承这些前人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开展对中国佛教通史的研究的。

20世纪80年代，镰田教授在研究中国华严宗取得可观成绩，先后完成《中国华严思想史的研究》、《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两书之后开始搜集资料撰写中国佛教通史。作为一位日本学者，应当如何正确认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传播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佛教”呢？他根据自己从事华严宗研究的经验和多年的思考，对此作出明确的判断。他在《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的序中作了十分精练的表述：

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的佛教经典，几乎全部被用中国语言翻译成《汉译大藏经》。中国佛教徒怀着对自己文字、文化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在依据汉译经典理解佛教教理的同时，创造了新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教理组织。

他同时指出，佛教被中国社会接受并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与儒教、道教一起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佛教相继传入东亚各国，形成“东亚佛教圈”。如果不了解中国佛教，也就难以深入研究和了解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佛教。他还表示，在研究中国佛教过程中，为了从整体上加深对中国佛教的把握，还必须对印度佛教、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道教史等进行了解和研究。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镰田对研究中国佛教史意义的认识和他决定采取的方法。可以说，将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人的宗教和文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研究和论述，是镰田教授贯彻于撰写《中国佛教史》整个过程之中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按照镰田教授的计划，他的《中国佛教史》准备写八卷：第一卷《初传期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至东晋北方前秦道安）；第二卷《接受（受容）期佛教》（东晋南方及北方后秦）；第三卷《南北朝佛教上》；第四卷《南北朝佛教下》；第五卷《隋唐佛教上》；第六卷《隋唐佛教下》；第七卷《宋元佛教》；第八卷《明清佛教》。然而镰田在完成前六卷后不久便不幸逝世，尚有二卷没有完成。

前六卷内容十分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介绍各卷要点。

第一卷《初传期佛教》，《序章》从总体上概述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佛教具有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国家佛教”的性质、中国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密切结合、中国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过程中形成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和组织体系、中国佛教与传统儒道二教互相交流和影响、中国佛教深刻影响到文学艺术等领域。

关于佛教于何时传入中国，镰田采取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之说，考证认为东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属于虚构。本卷论述后汉、三国及东晋北方前秦的佛教传播情况，对佛图澄、道安作了详细介绍。

第二卷《接受期佛教》，论述东晋南方及北方后秦的佛教情况，对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支遁、后秦鸠摩罗什及其译经、庐山慧远等作了重点介绍。

第三卷《南北朝佛教上》，着重介绍南朝（宋、齐、梁、陈）诸帝及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诸帝对佛教的支持和政策，佛教在南北方的传播情况。

第四卷《南北朝佛教下》，着重介绍南北朝时期的译经情况及迅速兴起的众多佛教学派。

第五卷《隋唐佛教上》，论述隋唐的佛教政策和佛教传播情况，并介绍中国佛教向周围国家或地区的传播；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

第六卷《隋唐佛教下》，详细介绍隋唐时的佛经翻译情况以及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论宗、天台宗、三阶教、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教、禅宗、净土教的成立及相关代表人物、著作和教理体系。

每卷后面皆附有“资料”篇，按书的章节详细载录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极大方便。

镰田教授的《中国佛教史》前四卷，在台湾地区有关世谦的中文译本，1985年由佛光出版社出版。

镰田教授为便于大中学生和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佛教历史，还综合自己多年研究中国佛教历史的成果撰写了简本《中国佛教史》，1979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此书虽篇幅较小，然而上下跨度很长，从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内容简明扼要，对中国佛教史上著名代表人物、事件、宗派及著作等，几乎皆有涉及。此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一再重印，并且传到中国，18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郑彭年的翻译本，书名改称《中国佛教简史》。

镰田教授在晚年除紧张地撰写《中国佛教史》各卷之外，还对早年出版的简本《中国佛教史》进行修改和补充，在2001年完成修补本《新－中国佛教史》交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书尚未面世，镰田教授便因病住院，不久去世，竟使此书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绝笔书”。此书与前书相比，在内容上有较多增加，不仅扩大介绍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的篇幅，而且改变原来将宋代以后的佛教统编一起的做法，对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佛教皆设专章介绍，在内容上也有充实，最后特别增加《中华民国的佛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佛教》两章。前一章介绍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佛教概况，后一章概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宗教政策、佛教情况及重要佛教名胜寺院等。

如果对镰田教授一生所从事的中国佛教研究的特色进行归纳，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借鉴：1.他将中国佛教看做是中国的宗教和文化，置于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和研究；2.重视考察中国古代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中国佛教存在和发展的影响；3.在考察中国佛教流派和思想的演变中，注意联系中国其他传统文化形态，特别是儒、道二教和民间信仰，考察它们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的关系；4.认为佛教宗派及其思想的发展与时代、社会背景存在密切的关系，佛教是在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5.重视佛教名胜和遗迹的现地考察，著作中重点介绍的中国佛教石窟、寺院、遗迹等，他都不止一次地前去参观和考察过；6.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梳理和研究，并将自己考证清楚并整理好的资料无私地发表，以便更多的人参考使用。

综上所述，镰田茂雄教授在对中国华严宗和中国佛教通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成绩，并且为推进中日佛教学术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今天纪念中国佛教研究百年之际，我们真情地怀念中国佛教学者尊敬的日本朋友镰田茂雄教授，缅怀他对中国佛教史研究和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并衷心祝愿今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能继续得到发展，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注释

①详见笔者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之七《日本的佛教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