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际分工的各种因素

（一）影响国际分工的生产力因素

马克思始终把国际分工看作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和一种尺度。生产分工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轮。国际分工包含于国际生产之内，它是国际生产的一部分。国际生产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源泉。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只是一国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国际化延伸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早就认识到国际生产分工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生活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

1.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发展

最初，当人类打猎的生产力超过人类对食物的生理消费需要而有剩余之后，就出现了看管、驯养和繁殖的专门分工劳动，这标志着人类开始利用分工劳动利益的巨大进步。社会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又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恩格斯曾指出：“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1]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才可能为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物质条件。

同样，农业从畜牧业和工业从农业劳动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部门都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开的；后者包含在前者中。农业氏族、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行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2]后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生产才逐步繁杂和精细，分工才逐步发展和发达起来。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促进国际分工的发展，影响生产力差异的因素成为影响和决定社会分工以及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自然差异性对于社会分工形成的影响，他说：“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3]自然禀赋差异是造成生产力差异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导致社会分工、国际分工的因素之一。在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定情况下，资源禀赋、劳动力、生产资料等构成生产力要素的差异也成为形成国际分工的因素。

2.社会分工、国际分工发展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外在生动体现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分工对于生产力发展贡献的理论，他深刻地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4]由此可见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两个车轮。马克思重申：“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5]社会劳动的分工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之一。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分工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6]社会分工是包含于生产之中的因素之一，社会分工的发展与进步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显然，一切分工包括国际分工只要是合乎经济需要的都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二）影响国际分工的科技发明及创新应用因素

1.资本主义科技发明及其机器大工业促进了国际产业分工发展、促进世界产业分化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初期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关系。他指出：“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7]这里新的国际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可见，资本主义初期科技发明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机器大工业，推动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产业分工关系：即形成殖民地对工业化宗主国的依附分工关系。科技发明及其应用促进了资本主义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依附分工关系形成。

马克思指出，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的进步……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 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8]蒸汽机、纺纱机、织布机等的发明和应用，使工场手工业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促使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开始崩溃，促使民族独立性消失，形成基于国际交换与国际分工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市场。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促进和依赖于国际产业分工。反过来，科学技术发明与应用推动产业分工，特别是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发展，科技发明与国际分工共同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进一步发展到新的阶段。

2.科技发明与国际分工相互促进，引起国际分化与对立

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分工的结果，又是促进生产分工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技术常常体现在劳动者素质、产品性能与设计、机器设备以及材料等方面。这些方面所体现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变化都会造成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机器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又是分工生产推向极致的生产工具。马克思写道：“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9]这就是说，作为科学技术产物的机器生产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分工。

不过，分工生产所提高的生产力是以牺牲人类全部能力的发展为代价的。分工生产使得劳动者被长期固定在一种单一形式的生产劳动之中，人类的其他机能失去运用的机会，这样的分工大大限制了人类的全面发展，尤其当科学技术成为一种分工从物质生产之中独立出来之后，这种趋势的发展更加走向极端。马克思说过：“……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术，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0]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同一种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11]虽然“……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12]这种分工将肯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趋势和经济力量。然而，科学技术成为与物质生产相分离的独立的分工生产部门和领域一旦被资本掌握和支配，这种分工发展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物质生产劳动者与科学技术劳动者之间的分离，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甚至成为与物质生产劳动者对立的力量。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和分离导致了新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分离，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马克思指出：“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13]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已经出现工人内部的分工差别，出现了纯技术性劳动和纯手工劳动之间的分工差别。

（三）影响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素

1.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萌芽

“地理大发现”以欧洲为中心出发的历史观对世界的认知，是西方史学对十五到十七世纪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通称，是欧洲社会生产、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应封建社会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代要求，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对于扩大原料产地、市场以及交换手段的必然需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促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地理知识丰富和文化交流，促进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萌芽。

14至17世纪期间，欧洲人狂热地开拓殖民地，开辟新航道，大肆贩运奴隶，积累资本。马克思写道：“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14]当时欧洲与中国、印度的贸易，一直是通过阿拉伯人作为中介的，而在整个欧洲，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又几乎都掌握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手里。在西欧，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各国君主还有商人们都急切地希望能够打破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垄断，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自己前往印度、中国和香料群岛等地，直接与当地人进行香料、丝绸等商品交易。

在14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初萌芽，南欧一些国家，手工业及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些商人渴望向外扩充贸易，获取更多财富。但从15世纪中叶起，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据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地——君士坦丁堡及东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广大地区，对过往商人横征暴敛，多方刁难，加之频繁的战争和海盗活动，从而阻碍西欧与东方陆上贸易的通道；而由东方经由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和经由红海—埃及—地中海的两条海上商路又完全为阿拉伯人所操纵。因此，欧洲商人和封建主为了获得比较充裕的东方商品和寻求更多的交换手段——黄金，并免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的层层盘剥，便急于探求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同时，由于西方各国在生产技术方面已有很大进步，指南针也已从我国传到了欧洲，航海术的提高，多桅快速帆船的出现，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轻便毛瑟枪的出现，以及地圆学说获得承认，等等，都是为远洋探航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准备。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了探索新航路的主要组织者。从15世纪起，葡萄牙人不断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占据了一些岛屿和沿海地区，掠夺当地财富。1487—1488年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士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成为探寻新航路的一次重要突破。葡萄牙贵族瓦斯哥·达·伽马奉葡王之命于1497年7月8日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之后由阿拉伯水手马季得领航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次年载着大量香料、丝绸、宝石和象牙等返抵里斯本。这是第一次绕非洲航行到印度的成功，被称之为“新航路的发现”。西班牙也力图寻求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1492年8月3日，意大利人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从巴罗斯港（即古都塞维尔，今称塞维利亚）出发，率领探险队西行，横渡大西洋；同年11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华特林岛），之后又到了古巴岛和海地岛，并于1493年3月15日回航至巴罗斯港。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西航，陆续抵达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大陆的一些地区，掠夺了大量白银和黄金之后返回西班牙。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新大陆的发现”。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斐南多·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探险队从巴罗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沿巴西东海岸南下，绕过南美大陆南端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即后来所称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死于此地。其后，麦哲伦的同伴继续航行，终于到达了“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中的哈马黑拉岛。之后，满载香料又经小巽他群岛，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循非洲西海岸北行，于1522年9月7日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用暴力手段在他们所能到达的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掠夺和贸易，在殖民地发展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面对国外市场的专业化生产，建立种植棉花、烟草、甘蔗等农作物的庄园，开发矿山，生产金银，并把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和金银运回本国，出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最初的分工形式。残酷的奴隶贩运与殖民地开拓积累了资本，为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15]

在资本主义成为经济主导之前，自然经济占据世界各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国际分工带有明显的自然地域性质。马克思写道：“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6]然而，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国际分工提供了地理条件和准备了国际市场，促使欧洲一些国家的手工业生产向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产生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萌芽。

2.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结果

人类最初的生产劳动分工是基于男女性别、自然地理条件等自然分工。这种自然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越出国界，产生了国际分工。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分工错误认识时指出，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17]他这里指出17世纪之前国际分工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形成的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分工形式和分工关系。

17世纪后人类出现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制度，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分工进入新的阶段。马克思曾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18]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带来的国际分工形式和性质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代的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关系，国际分工服务于资本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建立起“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形成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分工关系。

3.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代自然禀赋成为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

除了生产力、科技因素会影响和决定社会分工乃至国际分工之外，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等上层建筑都会影响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马克思曾指出，“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颗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1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国际分工要服务于资本发展的需要，一种国际分工产生与发展因资本需要而出现及兴盛，也可能因资本发展不需要而消失。生产方式和制度超越自然力量的自然国际分工，成为决定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

4.各国关税制度或贸易政策影响国际分工格局

最明显和最直接影响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的上层建筑就是关税制度。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派又分两派。第一派在德国以李斯特博士为代表，这一派从来不以保护手工劳动为己任，相反地，他们之所以要求保护关税，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生产。……保护关税派的第二派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关税制度，而且是绝对的贸易限制制度。他们主张保护手工劳动既不受外国竞争，同样也要不受机器的侵犯。他们主张不仅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且还要用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本国的原料生产。”^[20]

由于任何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都可能引起生产经营的利益差别，从而造成分工格局的变化；而且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收入分配方面影响生产成果的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国际生产分工的社会关系，所以，任何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国际经贸制度或协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都是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除了关税政策会影响分工结构改变之外，例如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安排、地缘政治利益和军事安全同盟等等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国际分工的结构和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