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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法国大革命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时间:2022-12-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内容提要: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动乱,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法国城市和农村的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进程和结果贡献了力量。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借鉴法国大革命历史经验,吸取其教训,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于雯美

内容提要: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动乱,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法国城市和农村的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进程和结果贡献了力量。从1789年至1795年,不断爆发的民众暴动和示威游行,深刻地影响了各政党和各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对法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借鉴法国大革命历史经验,吸取其教训,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城镇化;启示

作者:于雯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动乱,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成千上万的法国人都对革命的发展和结果贡献了力量。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巴黎正在经历着城市变革,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了。巴黎从菲利普·奥古斯都开始成型,后来历经几个世纪,到了路易十三时代,巴黎内城各大街道修建了新的围墙,规定了城市的正式入口。十八世纪科技的迅速发展及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巴黎的民众们一致决定对市容进行改造:旧桥边的房屋村舍被拆毁或废弃,城市的中心清除了不合时宜的中世纪公墓,街道被重新规划并修缮,最重要的一点,巴黎这座城市的面积进一步扩大。而此时,农村也正在悄然变化,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苦,这些变化的深刻程度与当时的民众息息相关,更值得我们去寻求其中的规律以指导现实的实践活动。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优化城乡经济结构”[1],对于实现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比重高,有着约6.7亿的农村人口,人均可耕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农民、农业和农村构成的“三农”问题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城镇化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话题,它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备受学术界关注。城镇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工业化的伴生物,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中国城镇化建设以中国独特的现实情况为基础决定了中国进行城镇化建设必然与西方国家已经经历过的城市化进程有所不同,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中国的“城镇化”一词是从英语urbanization翻译过来的,也可翻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依勒德丰索·塞尔达(1816—1876)第一次在《城市化概论》著作中给定其概念,这本书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有关“城镇化”研究的专著。“城镇化”作为专业术语引入到中国比较晚,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研究城市与乡村的有关学术文献中才逐渐运用“城市化”一词。城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城镇化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

围绕着城镇化发展这一历史课题,无论是在现实的客观实践活动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并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一、从法国大革命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色就在于使广大的农村发展纳入到城市化进程中来,因此,根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视角,1789年前的法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对当今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如何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探索出适合中国城镇快速发展的动力因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经济动力

城镇是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晶,因此,经济发展是推动城镇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首先,农业是城镇发展的原始动力。这是因为发达的农业能够提供城镇发展所必需的商品粮、生产资料、劳动力、商品销售市场及其他物质资料。当时的巴黎是拥有领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天堂,作为领主的贵族拥有经济方面的特权,“在领主的领地范围内,人们买卖土地,均应向领主缴纳售地金,而且所有土地都负有年贡、地租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现金或者实物捐税,这些税赋年年都向领主缴纳并不得取消”[2]。农民为巴黎的发展实际上贡献了他们的全部所有物,“一切负担,都与土地及其产物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都由农民承担”。

其次,工业化是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因为,工业革命扩大了工厂制造规模,推动了生产力要素的统一与集中,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带动了以机械船舶、汽车、火车为标志的运输革命,从而加快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巴黎不再只是商业贸易与娱乐消费城市,而是成为了工业制造城市。这种转变赋予了比第一种转变更为全新而令人敬畏的特点。”当时的巴黎,工厂的快速发展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条件。

再次,第三产业是城镇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即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教育、医疗、文化机构等为提高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就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推动城镇发展最重要的产业。“由于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引领者和仲裁者,成为唯一的权力与艺术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聚焦地。”当时的巴黎,成为人们信息资源获取之地,成为人们获得娱乐之地,成为人们获得文化之地,巴黎这座城市的第三产业发达程度,已经关系到法国所有人的生活与生产,巴黎这座城市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投石党时期,巴黎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但至1789年,巴黎俨然成为法国本身。”

2.政治动力

城镇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存在于国家一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并受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约或影响。政治作为城镇发展的基本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家、民族的政治独立是城镇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一个国家、—个民族只有取得了政治独立,才能保证经济正常发展,才能为城镇顺利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毫无疑问,大革命发生时的法国经济休克,城市化的进程受到国家政治的根本性影响。其次,政治稳定是城镇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城镇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赖于政治的相对稳定。1789年前的法国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井井有条,国家按照正常的顺序进行运转,城市化的进程也缓慢推进。

3.社会动力

城镇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人的发展和现代化涉及如何增加人口数量,如何提升人口质量,如何促进人口的科学性流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都从不同方面推动着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的素质及其发展潜能,标示着城镇文明的程度和未来前进的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发展的性质和趋势。

人口的流动是城镇形成的前提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人口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有利于人力资源优势互补,有利于人才的公平竞争,有利于人才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使整个城镇充满生机和活力。当时的法国,农民对乡村不再存有任何依恋的情感,如何离开乡村到城市去寻找栖身之所,是每一个富有农民的想法。“农民一旦通过辛勤劳动积聚一点钱财,就会立即让其子女放下犁锄,送他们进城。”当时的法国,大量的人口逐渐涌入城市,农村的人口想方设法流入城市,这一客观存在的人口流动情况,展示了社会人口流动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

在当今的中国,借鉴法国大革命历史经验,对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发展方面而言,是有益无害的。“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宏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的发展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动力。”[3]

二、大革命前法国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因素

当时,法国的社会阶层基本由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贵族、领主、教士、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平民等组成。托克维尔认为,当时法国各阶层互相离弃,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剥削农村,城乡矛盾突出,这是旧君主制度下法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阻力。

1.法国各阶层互相离弃

在法国,贵族阶层虽然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特权,却依然保有经济上的特权,例如免税特权。而资产者阶级与贵族不再缴纳同等数目的捐税时,资产阶级明显地意识到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明显的鸿沟。“由于剥夺了封建制度下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中央集权使社会各阶层丧失了相互接近、联络和沟通的基本场域,在使他们相互脱离的同时,又使他们不断地分裂成自利的小圈子。”[4]同时,作为社会的上层阶层,他们都意识到保有本阶层的权力和利益的紧迫性,以及维持剥削阶层的地位的重要性。同时,在上层阶层的谋划下,贵族和资产者巧妙地转移他们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给下层的民众,进一步与城市平民和农民分离。法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崩离析对城镇化的发展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2.城市平民特别是农民的边缘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化

可以说,农村成为城市的牺牲品,农民阶级完全被贵族、资产者和国家抛弃。在贵族、资产者、农民三者中间,贵族作为个人享受免税特权,资产者通过购买官职同样享受这个特权,而农民却负担着沉重而又不平等的捐税和徭役。“当时的农民,虽然是土地自由保有人,但是,他们几乎如其祖先农奴一样愚昧无知,而且其境况比其作为农奴的祖先更为悲惨。”因此,这种现象对我们的农村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3.城市占据有利发展地位,城乡矛盾突出

当时的巴黎,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中心,但也凸显出一个重要的问题,1789年前的法国农村普遍经济不发达和生活水平低下,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推向”巴黎这座工业化水平高的大城市,因此,巴黎城市占据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这种角度而言,巴黎这座城市限制了农村的发展条件,农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托克维尔也发现了这点,“在18世纪,农村是一切贫穷、愚昧、粗野之人的聚居地”。

4.地方自治湮灭,中央控制地方行政

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克服封建制度的多样性,控制地方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甚至“它讨厌人们以任何方式参与监督政务的活动,宁愿死水一潭,也不想有竞争对手”。大革命前,中央行政权力已经逐步侵吞了城市与农村的自主与独立。而一旦地方自治被剥夺,地方权力被抽空,民众也就只能听任强大的国家权力为所欲为。贵族和资产阶级被集权政府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整个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民众因失去了自主管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变得对中央集权无比依赖。

三、法国大革命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1.发达的农业是城镇化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农业的发展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农产品来源和工业原料,同时为城市的工业产品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和资金支持。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巴黎以牺牲广大农村利益为代价进行城市发展,不仅造成了农业的衰退和农村经济与人口的凋敝,而且最后巴黎也陷入了城市过度发展的泥潭里。而英国和日本等国家,也曾实行过一些牺牲农村利益的政策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农产品大量进口,使得城市经济和居民的生活依赖价格波动激烈的国际市场。因此,借鉴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发达的农业应该是其基础条件。

2.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扩大农村就业机会

纵观法国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变化,当时的巴黎为法国工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巴黎的手工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劳动力;而法国的农村的农民则忙于承担那些被迫负责的税负和义务,资产阶级和贵族无人帮助农民,无人关心农民。农村的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无力提供就业机会。面对农村需要救济的穷人,当时的中央政府从税收总额中拨出一定数额的救济金分配给贫穷农民,甚至“御前会议每年都会发布法令,要求在指定之地建立慈善工场。穷苦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并领取微薄的工资。”因此,借鉴当时的法国城市化发展的教训,中国需要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开创农民就业转移的新路子。在中国广大农村投资建立的乡镇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这就需要就近吸纳大量农民进入企业工作,使农民不需背井离乡。同时,最关键的是要着力提高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发展地方龙头企业,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支柱的产业群。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还需突出特色。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已经逐渐成为各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农村第三产业主要有餐饮业、美容美发业、乡村旅游业等,在一些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村,更兴起了金融服务业,建立了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吸纳一部分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能够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3.合理配置资源,推进城镇化发展

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控制着整个法国。因此吸取当时法国的城市发展经验教训,适度分离大城市与城镇密集区的职能,一方面,可以减轻大城市的交通、环境、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提高资源的配置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大城市分离出来的资源配置给小城市或农村。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的工业化,为农村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1789年前的巴黎是法国各城市和农村仿效的对象,大量的优秀人才、信息资源和便利的生产条件成为巴黎发展的动力条件。但是相比之下,当时的法国农村却充满了愚昧与无知,贫穷与落后。对照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巴黎与农村,当今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正面临着一种严重的“城市病”,而中国农村面临着经济发展过慢的“农村病”。因此,合理与高效地配置资源对于城市和农村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也意味着人们对于传统态度的改变。”[5]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城市和农村的悄然转型,这些变化的深刻程度与当时的民众息息相关,更值得我们去寻求其中的规律以指导现实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宋三平,饶江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宋易,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3]新玉言.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4]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J].探索与争鸣,2013(9).

[5]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注释】

[1]宋三平,饶江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3.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宋易,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0.

[3]新玉言.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17.

[4]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J].探索与争鸣,2013(9):42.

[5]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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