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大众认同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大众具有不容置疑的重大价值，其中所形成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在自己政党领导下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阶级价值观，是伴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而形成的同人类解放价值目标追求相一致的大众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先进阶级共同的价值观，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大众个人来说，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同样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自觉构建和推广普及，以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向心力。

（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无产阶级和人类主体的实践创造和解放需要，以及基于特定时空中的大众“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而形成和持有的关于客观对象的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是关于人们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44]。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民族、国家的精神、规范、原则和标准，构成我国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我国文化系统的深层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时代化、具体化的发展，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念、政治价值观念、法律价值观念、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价值观念、艺术价值观念等构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价值观具有十分复杂的主体性结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个体主体的思想观念，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相关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是在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反复较量中，在对无产阶级社会历史活动的实践磨砺积淀、在价值活动的多次实践反馈的观念积淀与内化的选择提炼中，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需要和阶级意识成长发展的自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历史实践中，所形成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态度、取向，旨趣、情感、意志等表现出来。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信念、信仰和理想，是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根本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建设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持有的深刻信任感精神状态，是基于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和善于胜利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思想和行动模式。这样的价值信念所表征的内容，经常同人们对社会生活所“应当”持有的态度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相关。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真正的英雄”；坚信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切美好未来的可靠根基和保证。从而把人民大众的力量、利益放在重要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信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普遍原则的最高价值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会使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为核心，形成人的一种合理处理个人、集体与社会辩证关系的完整精神导向，并调动各种思想、心理因素使人的行动为信仰的维护和实现服务，避免固执于个人、局部价值追求的一隅，使人具有大局意识与胸怀。从而信仰往往成为人所有思想行为的“主心骨”，成为居于人精神活动最高统摄地位的“灵魂”，成为人的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人如果没有信仰，就如同没有灵魂的机械装置和动物般的自然存在物；而信仰的偏差和冲突，则会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生活追求的偏差和冲突，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冲突以至于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信仰，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使人摆脱各种自然盲目必然性和社会盲目必然性的统治，克服人生存的种种异化状态，达致“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完整的主体自由自觉地创造历史。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是在上述信念和信仰基础上形成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体系。这样的目标体系，“以关于个人的或社会的未来形象为标志，为人们的价值追求提供着自觉的典范或‘样板’”^[45]。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崇高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实现，是人的生命的最高自我价值的实现；崇高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实现，则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社会价值的实现。对于特定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而言，倡导和鼓励崇高的人生理想，构筑共同的社会理想，是社会组织机构蓬勃向上、兴旺发达、凝聚正能量的重要之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是在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基础上，围绕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和人类的共同解放、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形成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体系。在当今中国，具体以“中国梦”“每个人的梦”为阶段性共同理想，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实现为最高价值理想。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是一套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主体，旨在全人类最终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6]为目标的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是代表着人类光明前途、最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树立共产主义价值信念、信仰、理想，即在最大可能消除自然界盲目必然性对人的统治的基础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实现所有人的彻底解放；社会生活由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大众成为平等、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社会主人；消除旧式分工，劳动创造成为人的自主活动和“第一需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7]。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价值信念、信仰和理想，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最高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信念、信仰和理想，是当下中华民族共同的阶段性使命和奋斗目标。

如果说个人的价值观是构成其人生观的核心内容，是人活动的指示器，影响制约着个人活动的方方面面；而社会的价值观则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构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因素，是特定社会群体或组织机构的黏合剂。同时还要看到，价值观是人精神世界中最为深层、最为隐蔽的复杂构成，其形成、获得和发挥作用相比于生活经验、科技知识等的传授获得，往往并不直接同步，更不能简单等同。从其接触、认知到接受和发挥作用，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积淀和内化。而且，价值观的形成和作用还会出现在已有科学知识的范围以外，并非科学知识所能包含和代替。甚至存在着越是在科学知识未达到的地方，信念、信仰和理想就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同的复杂性应有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大众认同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需要特定社会的大众个体的认同，进而成为主导社会实践活动的指示器、航向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大众认同问题，即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价值信念、信仰和理想，能否认同接受、具体践行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所确认的人民群众主体、革命实践根源、共产主义理想等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能否为当下的中国大众所衷心拥护、理解和接受，能否有效协调、统摄和引领现实大众多元化的个人价值观念，使大众在实践活动中，凝心合力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发展好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而然的简单过程，涉及相互关联的几个层面的辩证关系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明了和协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价值观的社会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

任何价值观都是特定主体的价值观。价值观既有个体主体性，也有社会主体性。二者既不能简单等同、相互取代，又不能相互割裂、相互对抗，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

价值观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可以随意附加给人们的现成的抽象之物，而是同主体生活环境、文化传承和自身实践体验选择等密切相关的，具有较强的主体性。这无论对于社会主体，还是个体主体都是如此。如果以为像穿衣戴帽那般把现成的价值观可以任意赋予某个或某些主体，就能够使大众获得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且完全无视价值观本身的主体性和复杂性。同时，个体主体价值观的形成与变化，也不是同社会主体价值观及其价值导向完全隔离的，而是在其引导、规制和激励等反复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和变化发展的。

任何主体的价值观既有内在选择、构造的主体性，又有外部的历史文化、物质实践、社会交往等的影响、冲击和制约性。一方面都是特定主体的价值观，具有内在性和差异性，即个体主体之间、个体主体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价值观是有差别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特定时空中主体社会性的文化积淀和生活实践的产物，是主体的利益、需要等在心理、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反映。特定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相互的差异性，即不同主体文化传统、所处的生存发展条件、存在与活动方式等的不同，造成其立场、利益、需要及满足需要的能力等的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民族、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划分；不同群体之间及其内部各个个体，又会形成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社会所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也不相同。这使得不同主体在不同层面形成不同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不可能彼此等同或相互替代。另一方面，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又会在社会性的交流交往实践和思想文化传承、交流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发生变化。个体主体价值观会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影响中，同各种价值观的相互影响作用中生成和变化；社会主流价值观也会在吸收个人合理的价值观以及在同其他价值观的相互作用，甚至相互斗争中形成和变化。换言之，价值观不是固定的、外在于主体的抽象的现成的东西，而是在特定主体社会性活动中长期积淀、选择而内化形成的，也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影响下具体的、变化发展的和十分复杂的。

个体主体的价值观既会因为自己坚定的意志锲而不舍地终生守护，也可能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发生改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多元文化影响下，大众个人主体形成多样化的生存条件、多样化的角色分工和多样化的利益差别等现状，其价值取向的差异与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各个主体价值观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的不同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期待通过某些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就一次性地塑造出所期待的大众个人价值观，而是需要集中教育和长期润物无声的环境营造、熏陶、潜移默化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即使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形成了某种价值观，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长期固守，而是会在各种主客观条件下发生某种或明显或隐蔽的变化。如许多人沿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不断成长进步，或在曲折困顿中浴火重生，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优秀杰出分子和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包括当代各级领导干部，在特定环境中发生变节堕落，误国误民，为历史和人民所唾弃。这些事例都表明个人在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上同其所“应当”持有的态度和所“应当”采取的行动，如果同社会历史进步相一致则会得到肯定，如果相背离，则会被淘汰。历史的进步是曲折复杂的，对社会和个人价值观的选择也不是简单唯一的。

在社会生活的分工协作关系越来越复杂，文化多元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承认和尊重一切合理的个体价值观及其价值取向，包容主体之间的多样化价值观是必要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引领各种多样化价值观及其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形成大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更加必要和重要。实际存在的价值取向多样化，并不意味着一切多样化，甚至互相对立的价值取向都是合理的、正确的。要甄别那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反社会、不文明的价值信仰、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揭示其愚昧、落后、腐朽性。倡导大众确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信仰、信念，使大众真切认识到，把自己的价值目标和追求自觉纳入到社会共同的目标追求之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最大化的、最长远的利益。提升大众的鉴别力、选择力，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理论上阐明个体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价值导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二者之间不是对立、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价值观以个体价值观为表现形式和基础，不存在脱离个体价值观的抽象的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导向制约和决定着个体价值取向。个体价值观的内容、性质和形式大都来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来自他所属的那些群体，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因素濡染和教化的结果。社会可以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舆论、经济制裁、道德与法律规范等，要求人们对社会价值导向有所认同，并不断地在社会活动中加以调整和校正。此外，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必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通过与他人、集体的合作，以一定的社会方式付诸实施。

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体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培育核心价值观，是执政者的责任。“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坚持和运用好舆论的正确导向，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好利益调整机制，鼓励激励诚实劳动者、创造者和创新者获得合理的物质利益及相应的社会荣誉；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约束机制和法律法规机制，遏制非法所得的机会空间，打击投机钻营、损人利己、危害社会的人和事；筑牢规制权力的法治“笼子”，严惩以权谋私、侵害公共利益、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等贪污腐败分子，使公共领域切实成为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模范，实际地对多样化的个体价值取向加以引导和调节，把培育和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以“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保证“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48]。

2.价值观的超越性与现实性

价值观具有超越性与现实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即作为当代主流价值观，具有对个体主体价值观的个别性、具体性有所超越，同个体主体价值观更注重现实的具体物质利益满足的价值取向，形成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

该矛盾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共同的、终极的价值取向，与人民大众当下的、现实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之间，并不是简单同一的，而是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是我国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共同的根本性、长远性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体人民共同性价值目标的实现。既是以我国现实的大众生存发展现状为出发点，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不断改革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不合理状态为手段，实现中国人民的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终极的价值追求与取向。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共同的、终极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同大众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追求，对未来长远的人生理想、抱负的价值取向是辩证统一的，是符合大众意愿的。但是社会共同的长远理想又是超越于大众具体有限、丰富多彩的个人价值目标与追求的，同个人眼前现实条件与状况、期待与追求总是有差距和差别的。个体的差异性与社会的共同性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从眼前现实到未来理想也是有很长路要走，有许多困难要克服的。

如果不能将社会共同的、长远的、终极的价值取向同大众个体当下的、现实的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揭示清楚，尤其是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个体价值实现所具有的重大安全、秩序和条件的保障作用；以及个体正当价值追求对于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实现的支持作用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清楚，就容易使大众误以为社会共同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是没有关系的，是外在于个体的；实现社会共同长远理想和追求个体当下利益和幸福是不相容的，从而容易导致社会主流价值观同大众个体价值观的分裂，使商品经济关系中的个体倾向于只顾各自眼前利益而不顾社会长远利益，会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有失去现实大众基础，陷入自私自利追求的冰水之中，而成为水中花、镜中月的危险。

3.价值观的抽象性与具体性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所有社会主流价值观一样，对社会主体的价值需要、价值目标及价值信念、信仰与理想等，同个体多样具体的价值观相比，有高度的抽象性。其价值取向是对现实中个体合理价值需要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是从社会成员共同的普遍的需要意义上，说明如何改变现存世界，如何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价值理想及其阶段性理想去创设社会性条件。而具体个人则为了各自生活的改善需要面对和改变具体的生活条件和生存处境，会采取具体灵活的态度和做法。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需要把个人纳入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考察，把个体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的改善同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的改善辩证统一起来加以考察；把社会理想的追求与实现同个人的建设性活动和正当的追求辩证统一起来加以考察；把社会主体价值观同个体主体价值观辩证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以科学揭示其间的客观本质与辩证关系，鲜活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每个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使抽象理论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并不会脱离具体的大众实践活动，不脱离大众具体多样的丰富需求，而是与人的具体需要密切相关。

就当代中国而言，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般性、抽象性的价值观念不断中国化、具体化为统领大众谋幸福、求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的方方面面的规范与秩序，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抽象理论与大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实际相结合，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不断走近大众生活，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撑与追求。

4.价值观的长远性与阶段性

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具有历史的长远眼光和人类的价值取向。其中的大众个体人生价值观同人类社会历史长河相比，往往只是白驹过隙，显得短暂而微小；然而对于特定个体，却几乎又是全部。社会主体价值观与大众有限个体的人生价值观的价值取向追求，形成长远性与阶段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尤其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形成阶级解放意识和人类解放意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而沿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探索和追求人的彻底解放所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其价值目标取向必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长远性。虽然由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特征，有时候还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迂回甚至是倒退，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实现不可能一步到位，其必然要经过一个个阶段性的实现过程，而这样的社会历史阶段性同个人价值目标的阶段性相比，依然不在同一个尺度上。由于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使其价值目标的有限性和阶段性更加突出，其有限的、阶段性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承载社会历史的哪怕是阶段性价值目标，从而是需要世代相继、同心戮力、合力追求的。这就可能造成个体有限、短暂的价值追求同社会共同长远的、最终的价值取向相矛盾。只有在二者的辩证统一中，个人的价值同社会的价值才能够有效地、最大化地实现。

如果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使人们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使大众充分意识到把有限的个人价值融入无限的社会长远共同价值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现实的、阶段性目标追求同社会的阶段性、终极性目标追求辩证统一起来，形成社会历史的“合力”。理论工作者要努力在理论构建中阐明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党和政府的执政实践更要努力协同好这种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