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生态的

总之，我们不是为了书写资本主义编年史，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与发展陷入目前的危机状态的真相。因而，一旦我们发现环境史是研究资本主义及人的生存问题的一个恰当视界，那么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会发生真正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在传统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始终着眼于经济危机问题，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恶迹和宿命的先兆，因此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都把经济危机视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阵地和视域。奥康纳也认为：“与‘生态危机’相比，‘经济危机’的含义（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是非常明确的”^[42]。不过，他又指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在于“要找出资本主义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43]，简言之，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为生态危机是“伴随资本积累而来的‘标准的’生态恶化”。正如奥康纳所说：“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而言会导致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与部分相异、部分相似的生态问题（当然是具有不同厉害程度的）联系在一起；资本的外在性障碍表现在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健康及训练有素的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方面，它们有可能会使成本增加，从而对利润构成威胁；最后，以保护生活条件、森林、土壤质量、环境的舒适、卫生条件以及城市空间等为目的的环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提高成本，并使资本缺乏灵活性。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44]。虽然经济危机在总体上表现为“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但是它也表现为“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尤其表现为在“经济危机与成本消减同时还会在刺激那些先前已被禁止的对环境具有危害性的技术（如曾在美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使用过的DDT）复活的同时，刺激那些更新的现代技术的出现，从而导致生态恶化的新的形式（譬如，高科技污染）”；它还表现为经济危机导致“企业更加不关注工人的健康、所出售商品的环境及卫生影响、城市条件及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存在等等”^[45]。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仅仅抓住经济危机，不可能掌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必须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已经很少爆发，即便偶尔爆发也不会持续太久且规模都不大，其破坏力也较弱；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发展遭遇了严重的能源资源瓶颈和生态压力，更何况环境问题一直在恶化，已经危及人类的整体发展和长远生存，因而人类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不可能忽视生态危机，而且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危机的研究与解决。正如奥康纳所说：“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经济危机理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危机理论都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我想奉劝那些有进取心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要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同时我也想敦促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方法去对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作出阐释——去帮助那些自以为是的资本转向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方向。”^[46]

第二，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生态危机是怎样炼成的呢？这就需要找出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根据前文的分析来看，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不仅有着相互联系，而且二者实质上互为因果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其实，经济危机并非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因为无论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都有自己的深刻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生态危机是否是根源于它？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仅仅承认这一点还不够。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能理解生态危机何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越来越严重。换言之，当我们转向环境史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乃至它的本质）时，我们的分析应当有一个生存生态学维度，这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又直接表现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揭示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所蕴含的生存生态学。马克思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7]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驱动着资本主义崇尚“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生产对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张，可是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它不可能满足生产的无止境扩张，这就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阿格尔也认为，这种危机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期望辩证法”的破产，因为生态资源不可能无限地满足生产与消费的无止境地增长，所以，“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梦想，一个终究会破碎的期望辩证法。奥康纳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不过，奥康纳还强调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幸福生活而是为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财富的不断增长。

那么，怎么样做可以实现财富的不断增长呢？毫无疑问，增长生产，刺激消费，推动生产与消费的恶性膨胀，从而陷入恶性扩张的“魔圈”，这样一来，虽然资本家阶级的财富的确不断提升到新的水平，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却是严重的。一方面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激化，造成生产与消费无序，出现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造成了社会发展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源于过度生产和消费带来的大量垃圾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自然资源迅速锐减，气候恶化等恶性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它们不仅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命根——自然资源，造成了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危机。可以说，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必须被放弃的，应该建构一种与生态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第三，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难道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国家政府不知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导致生态危机吗？其实，他们很清楚这种情况，只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根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冲突。人们知道，虽然资本主义在兴起之时有其先进性和革命性，它打击了封建主义势力，创造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也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了现代化条件，但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之目的仍然是其前进的动力，因而，当资产阶级在取得了稳固的国家政权之后，自然而然地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为其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常用的手法就是扩大生产，刺激消费。可是，一国之生产和消费空间是有限的，因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那么世界各国人民不只是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将因此失去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扩散到世界各地，并且能够长驻，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无论老帝国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其本质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手法。老帝国主义通常采用军事手段来推动资本主义扩张，而新帝国主义打着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之名来推动资本主义扩张，但其目的都是一个：掠夺所在地的财富和发展资源，阻碍他国发展，保障自身的长远发展。比如，在当今的生态危机治理上，西方发达国家抱团演了一出闹剧：他们在环境治理上，一方面极力鼓吹消除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另一方面却蛮横无理地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其目的是想继续自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行径实则是生态帝国主义的，是生态霸权的恶习。因此，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实际上需要一场以生态革命为主题的社会革命，其目的就是“革”除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霸权，进而“革”除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倡导合理生产和合理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