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7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告诉世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已经走向现实。重要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世和系统性理论阐释彰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实质上是一种生存生态学转向，后一种“转向”标志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了成熟，也彰显了它的现实性。
到7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告诉世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已经走向现实。其代表性人物与理论包括：加拿大学者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中提出“破碎了的期望辩证法”理论和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提出的“自然的控制”与“自然的解放”理论、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反思生态危机问题；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提出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构建社会主义生活模式作为克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途径；英国学者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考察了社会正义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挑战，生态帝国主义是社会正义的最大威胁，而生态正义则是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提倡的生活模式具有积极的合理的社会意义。此外，还有阿什顿、哈维、乔治·拉比卡、格仑德曼等学者都持相似的观点。总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无论是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遏止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应当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方面，还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方面，都有了一套较系统的看法。特别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要求，这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最主要的标志”[19]。重要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世和系统性理论阐释彰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实质上是一种生存生态学转向，后一种“转向”标志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了成熟，也彰显了它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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