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舒伟：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史化的奠基人

程舒伟

郑德荣是著名中共党史学家、毛泽东思想学家,现任东北师范大学荣誉(终身)教授,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曾先后任东北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政治系党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曾兼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思想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领导小组成员、全国西安事变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及中共吉林省委重大决策咨询组成员等职务。从教60年来,郑德荣一直致力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主持国家、教育部和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项;撰写或主编30余部有见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求是》《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高校理论战线》等刊物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含与他人合作)。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其中有些填补学术空白和匡正传统学术观点,有些则开拓新领域或提出独到见解。

一、多部学术著作具有开拓性

改革开放后,郑德荣的学术青春迸发出来,厚积薄发,高屋建瓴,发表了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郑德荣与黄景芳、陈一华合著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是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一部专著,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修订本由中央办公厅为政治局委员配发。该书参加了1985年在香港举办的书展,并被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优秀图书奖,获教育部首届社科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等奖。该书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光明日报》评介文章认为,该书“是目前比较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史的一部书稿”。指出它有三个特点:“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较好地表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一正确的结论”^[1]。3卷本135万字的《毛泽东思想论纲》在总的体例、原理结构上独具特色,将毛泽东思想分为15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和评价,是国内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巨著之一。评介文章认为该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这部著作的体系完整、架构科学”,“其次是这部著作的观点鲜明、论述透彻”,“最后是这部著作的视野开阔、内容新颖”,“是一部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及其发展的总体上,比较全面、系统、严谨地论述和评介毛泽东思想的专著”,是“颇具有自己特点,很有力度,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大量反映了学术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专著”^[2]。《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首次提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方面,前者是理论基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规律,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效应等独到见解。该书集作者多年研究成果,被誉为“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部新作”,“著作内容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既有宏观驾驭,又有微观分析,使人感到在体例上恢宏大气,在内容上丰富具体。同时著作以史实反映思想,以思想统领史实,既有纵向历史考察,又有横向理论研究,既有历史的阐述,又有实践的分析,而且资料翔实,使人感到论理严谨深刻,能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3],“是全方位、多角度地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但又不是重复以往的研究,而是充满了探索和创新”^[4],“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观研究方面的拓荒之作,而且也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的重要的理论参考书”^[5]。《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一书科学地论证了延安时期在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特别是在“延安时期”的时限问题上有独到见解。《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最早一部创立概论体系的著作,广为高校、中央党校及各级党校采用,多次被列为《光明日报》高校征购教材书目,获国家教育部优秀著作一等奖,至2005年9月已13次印刷。《郑德荣文存》1—4卷,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有些属于填补学术空白,有些属于匡正某些学术界传统观点,有些属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郑德荣撰写、主编的著作在国家图书馆藏30余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均有藏书。

二、多部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

高水平的教材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每当高等院校课程改革的关键时刻,郑德荣都能提出富有创见的重要意见。1979年、1985年教育部召开的两次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会议都被指定作大会报告或发言。一次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党史教学大纲建立新的课程体系问题,一次是党史同革命史体系的区别与联系及其特点问题。1985年发言稿被教育部推荐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专栏发表^[6],总政印发给教材编写组参用。郑德荣先后为教育部主编教材四部,其特点是层次多、档次高、质量好、发行量大。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下)》是郑德荣(与朱阳教授合作)主编的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并受到国外学者重视的教材之一。该书是粉碎“四人帮”后推出的一本最早的中共党史教材,1979年被教育部推荐给包括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内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作为教材,并被北方13省、市、自治区出版界评为优秀教科书,五次再版,发行百余万册。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胡华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党史教科书,社会主义时期这部分本来很难写,本讲义作了很大努力。在内容上吸收了党史界最新的学术成果,结构谨严,文字也较通顺,为国内所采用”^[7]。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曾两次提到吉林出版党史讲义的情况^[8],给予较大重视。学者周一平在其专著《中共党史史学史》一书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中,将“郑德荣等《中共党史教程》”与“胡绳等《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沙健孙等《中国共产党通史》”一起,单独设节,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认为《中共党史教程》“是80年代较少的从中共建党写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党史教材,也是打破传统框框,提出新体系的著作”。总结该书的主要史学成就是“进行了建立新体系的尝试”“扩展了研究范围、内容”“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总结该书的主要史学方法是“客观全面”“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史事翔实”和“引述经典作家的论述减少”;认为“《中共党史教程》是80年代众多党史书中能够体现新研究水平的书,它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科学化的趋势”^[9]。《中共党史教程》作为卫星广播教材,在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广泛好评。《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受教育部委托组织编写,聘任郑德荣为主编的供全国高师院校专用的教材;《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是国家教委“七五”文科教科书编选计划项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面向全国征订的教材。《中共党史教程》荣获吉林省课程改革与教学建设优秀成果奖。

三、多篇学术论文提出独到见解

郑德荣的学术论文大多数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表的,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是围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的。既有对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宏观研究成果,也有对若干具体问题的剖析,大都具有针对性强和理论性强的特点,在许多问题上都突破了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和党建理论的研究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的再认识。围绕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规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等方面展开,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1.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

郑德荣在学术界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和奠基人,是毛泽东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并在实践上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的三层含义^[10];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基本原理、特殊国情、实践经验、传统文化、时代主题五个方面的基本要素。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而实现结合的关键靠的是党的思想路线。独到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对党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化是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形势下的延伸和必然要求。

2.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特点

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和党建理论的研究,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的再认识。郑德荣首次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特点,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特点由三个因素决定,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后有三次较大的发展^[11]。这些主要观点具有独到见解,现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郑德荣针对党史学界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及内容的理解上,一般都认为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形成的观点,撰文^[12]提出新的见解,指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需要具备两点认识,一是工作重点在农村,二是小块根据地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而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基本具备这个思想,因此以这篇文章为形成标志为宜。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意义,并对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程度上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所作的贡献进行了初步探讨。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郑德荣厘清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内涵更丰富,范畴更广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等量齐观的,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走的就是这两条道路^[13]。其文章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党史学界引起了充分关注。

3.毛泽东思想史研究方面

发表有《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宁都会议与中共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方针》《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新起点》《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等文章^[14]。在全面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同时,创造性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体系如何概括不宜定于一尊。认为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全面性与完整性,二是独创性,三是实践性,四是多视角多层次。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结构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平面上,还应进行结构性立体分析,以便于人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指出毛泽东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四个统一”,即组织入党和思想入党相统一、党的建设和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深入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指出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奠定了理论创新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这是郑德荣近几年的研究重点,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理解与探析。首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研究。郑德荣认为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鲜明体现。指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两个各自完整的理论体系,两者在理论内容、理论特征、理论风格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然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结构进行了剖析。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他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以现代化为核心的三次历史性巨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两次历史性巨变,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结果。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八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历史根源与客观依据、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历史进程与发展轨迹、社会形态与基本特征、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与相关参照、时代价值与历史经验、领导核心与根本保证。

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关系、面向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方面问题展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郑德荣指出,我国的现实是由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不久,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合乎逻辑的历史必然,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特殊历史规律发展与作用的结果。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的判断,使人们从传统观念和前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纠正了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和超越现实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分析,使人们对新民主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了透彻的认识,有助于加深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命题^[15]。关于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突破,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诞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社会主义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发展动力、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差距太大的难题,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通过这样的分析,提高了人们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16]。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深刻指出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强调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继承,两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从理论内容、理论特征、理论风格上比较了两者的不同之处,概括出两者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成果^[17]。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本质与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的统一,是对党的性质、宗旨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是“三个规律”在党的建设上的集中反映和高度概括,是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上的集中体现,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厚理论底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以时代精神,丰富了它的内涵,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面,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指出后者与前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14个基本理论、8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历史根源与客观依据、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历史进程与发展轨迹、社会形态与基本特征、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模式比较与相关参照、时代价值与历史经验、领导核心与根本保证。其逻辑结构可分为理论基石、基本内容、理论核心和体系灵魂四个层次。对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者的关系作了理性思考,着重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和核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所强调的两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时代辉映这一主题。

(二)在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研究方面

郑德荣围绕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安事变、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周恩来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历史功绩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很多研究成果或填补了党史界关于某些问题研究的空白,或匡正了传统学术观点。

1.关于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主要是围绕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方面问题展开。

关于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郑德荣《略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19]一文,是在国内党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篇具有很高学术水平、改变了传统观点、有创见的论文。传统观点和学界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左”倾错误系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该文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分析,认为两者不是两条对立路线,而是策略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在武汉进行城市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一点上李立三比共产国际走得更急。这就令人信服地正确阐述了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改变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为党史学界所接受。廖盖隆、胡华等著名党史学家都对本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廖盖隆指出:“这是党史学界正确地说明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的第一篇文章。过去的说法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由共产国际纠正的,而不知道这个‘左’倾错误也是从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它关于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开始的形势估计得出来的。本文却以确切的丰富的事实和论证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又指出了立三‘左’倾错误中属于行动计划的部分是属于立三自己的。因此,本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以及李立三‘左’倾错误来源问题的科学研究,是一个贡献。”^[20]胡华教授也认为这篇文章“是掌握了大量原始资料经过科学的分析的力作。在党史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成果。本来,一般流传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是反对立三路线的,是经过米夫、王明来纠正立三路线的。实际上,立三路线的产生,正是共产国际六大‘左’的指导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当然,立三自己有所发展,且自拟了总暴动计划,这是国际所不同意的。经过我党三中全会予以纠正。郑德荣同志的文章如实地论证阐明了这一段历史,在学术上是很有贡献的”^[21]。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郑德荣撰文^[22]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以及中央人选的变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澄清了这一党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使人们对这一时期党史的本来面目及应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并为拓宽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这些论文中所提出和阐述的一些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在党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同行的重视和认同;关于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郑德荣撰文^[23]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起阻碍作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具有双效应,应作具体分析。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一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为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也反映了作者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探索创新的精神。此外,围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还发表了《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评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30年代初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等文章^[24],这方面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都是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2.关于西安事变的若干问题

1986年,郑德荣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举行的、由美国中华20世纪历史研究会等三个学术团体发起的“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学术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起举足轻重作用是有条件的,首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目的在于逼蒋抗日,其次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作为第三方参与调停,对西安事变的最后和平解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报告条分缕析地系统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关系中几个重要环节。他指出: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向,规定了实现和平解决的一整套具体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张、杨为实现“兵谏”既定目的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促进了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从多方面进行了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积极成果得以巩固,并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西安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和关键。郑德荣的发言在与会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在西安事变研究方面也提供了重要成果,台湾《传记文学》予以长篇报道。1996年西安事变60周年时,郑德荣又以“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为题在全国政协纪念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澄清了几个重要的历史认识问题。首先,根据中国驻日大使给南京政府的五次密电,澄清了那种认为日本国府在西安事变后幸灾乐祸、企图坐收渔翁之利的看法,明确指出这仅是日本军方的意图,而日本政府则对西安事变采取慎重态度,明令切勿轻举妄动;其次,根据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澄清了那种认为何应钦企图乘机取而代之的传说,明确指出何应钦向西安发动进攻系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决定的,而且蒋介石在被扣情况下托人给何应钦带来的机密的关于停止轰炸的手函,何应钦是即刻遵照执行的;再次,明确指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共在一定条件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片面地强调某一方的作用而无视或否认其他两方面作用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样入情入理的分析,使人心悦诚服,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誉人不溢其美,毁人不增其恶”的美德。在中国革命史问题研究方面,还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在反对和纠正立三路线中的历史功绩》《经历三个严峻考验的英雄史篇》《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侵华政策剖析》《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等文章^[25]。

3.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个党史问题

郑德荣在20世纪80年代初借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时,查阅了中共中央档案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个党史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当时党史学界不太清楚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上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有根据的分析和说明,如关于会议的历史背景、召开时间、参加人员、会议议程和会议讨论的焦点及其原因等,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学界还是首次^[26]。对张国焘“密电”的由来与历史真相,郑德荣也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他一方面通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派人查访原红四方面军译电员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另一方面则通过查阅中央档案馆有关资料,发现1937年3月23日—31日召开的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记录,确证所谓张国焘“密电”不是有些人说的“根本没有”,而是确有此事,但电报内容并不是学界和社会上误传的“南下,武力危害党中央”,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廓清了所谓张国焘“密电”的历史事实。对1932年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的考证,郑德荣也颇有贡献。他通过查阅中共中央档案馆1932年9月27日—29日由苏区中央局发往前线的关于商议会议召开时间的三封电报,发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载会议的时间有误,并非是1932年8月召开的,而是1932年10月上旬。胡乔木同志在回忆党的《历史决议》时提起宁都会议的时间问题,指出《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案”“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定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经考订清楚是10月)”^[27]。显然这实际上是对郑德荣学术研究成果给予的充分肯定。郑德荣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上台的情况、关于张国焘“密电”的由来与历史真相、关于宁都会议召开时间的考证结果随即被198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采纳并为学界所接受。

郑德荣于1986年和1994年分别应邀赴美国和俄罗斯做学术交流,其学术事迹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英等国的名人传记机构编入名人传。此外在《吉林社会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北京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导刊》等专业学术刊物,均有专栏人物介绍^[28];《高校理论战线》在封面刊载其大幅照片并刊发长篇文章,专题介绍其学术思想^[29]。

纵观郑德荣的学术成就,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既注重史料的占有,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在研究成果中贯彻史论结合的研究原则,着力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教学、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二是注重学术原创,进行深入的独立思考,提出新的见解,宏观角度把握问题与微观的实证研究相结合,把历史事件放在宏观背景下考察,匡正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三是教学上突出强调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既着力于学生科研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培养,又关心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健康发展。他培养的一大批硕士、博士,大多数成为各行业的骨干。他从不满足于既有讲授水平,从不简单重复过去的讲稿,不断用新成果改进和充实课程内容,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解疑释惑,旧课新讲,不断增添新意,使教学内容常讲常新,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其中,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认为:“东北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权威阵地之一,以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郑德荣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30]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认为:“郑德荣教授是我们十分尊敬的党史学界的老前辈,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面有着精深的学术造诣,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31]郑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60个春秋,培养了众多人才,现今虽已85岁高龄,仍精心培养博士生,潜心研究新课题并推出丰硕成果,治学精神令人感佩,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六十载春风桃李,玉汝于成;一甲子辛勤耕耘,铸就辉煌。”坚定的信念与执着的追求为方向,严谨的治学与谦逊的为人作统领,广博的学识与高尚的人格魅力相辉映,把个人融入时代,把研究融入生命,把创新融入生活,这就是郑德荣先生为人、为学、为师的生动写照。

(《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注释】

[1]甘国治、唐曼珍:《〈毛泽东思想史稿〉评介》,《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6日。

[2]何世芬:《理论研究园地里一株绽开的鲜花——〈毛泽东思想论纲〉评介》,《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

[3]吴敏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部新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薛忠义、刘世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成果——读〈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3期。

[5]刘喜发:《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读〈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感》,《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

[6]郑德荣:《关于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7]胡华手书《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下)》学术鉴定表,1983年2月2日。

[8]《中国学者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问题》,《远东问题》1985年第3期。

[9]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41页。

[10]郑德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与奠基人——毛泽东》,《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1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反对教条主义》一文,是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审定,在1983年12月于广西南宁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仅有的两个学术报告之一,并作为大会印发的会议材料。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为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4)》摘录;同时收入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1983年第12期;收入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党史研究会编辑,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一书。

[12]郑德荣:《略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6期,为廖盖隆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2)》摘录。

[13]参见郑德荣:《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论析——兼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长白学刊》1992年第1期;《试析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1991年第4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论坛》(长沙)1991年第4期。

[14]《宁都会议与中共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方针》,《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4期,为廖盖隆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2)》摘录;《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新起点》,《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为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摘录;《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为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摘录。

[15]郑德荣、曲庆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16]郑德荣、张亚斌:《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突破》,《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

[17]郑德荣、刘世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18]参见郑德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厚理论底蕴》,《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4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面向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1期。

[19]《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同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资料通讯》也作了刊载,并被收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一书。

[20]廖盖隆手书《略论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学术鉴定表,1983年2月5日。

[21]胡华手书《略论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学术鉴定表,1983年2月2日。

[22]郑德荣:《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三次“左”倾错误》,《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期,为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3)》摘录。

[23]郑德荣、彭明榜:《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24]郑德荣、邢华:《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评析》,《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郑德荣:《30年代初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

[25]《周恩来同志在反对和纠正立三路线中的历史功绩》,《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经历三个严峻考验的英雄史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长白论丛》1996年第4期;《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侵华政策剖析》,《革命春秋》1989年第2期;《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6]郑德荣:《共产国际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党史通讯》1983年第11-12期,为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3)》摘录。

[2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

[28]参见《吉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5期、《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导刊》2004年第9期。

[29]夏学平、李洪河:《胆识·学识·求是·创新——郑德荣先生学术思想评介》,《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1期。

[30]引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致“郑德荣教授从教60年暨学术思想座谈会”贺电,2011年6月19日。

[31]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致“郑德荣教授从教60年暨学术思想座谈会”贺电,2011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