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规律探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奋斗了90个春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究其原因,首先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理论,赋予我们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航程中的科学指南和思想保证。90年的风雨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这一理论创新伟大实践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颇具典型意义,从中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规律。

一、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它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两个策略”思想以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2]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正是依靠掌握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所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革命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列宁突出强调:“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3]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4]。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他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5],“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6]。毛泽东之所以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因为中国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显著特点。“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反动统治势力总是凭借强大的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这种条件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7],“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组织武装斗争”^[8]。同时,还由于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军阀的分裂和战争的存在为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空隙,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就必须而且有可能首先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两个策略”思想主要是针对孟什维克的右倾机会主义策略,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基本理论,根据中国革命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和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实质是:“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9]由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运用“两个策略”思想和列宁过渡时期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辅助,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引述了《两个策略》的观点,他指出:“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10]毛泽东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1]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适时地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留下了历史后遗症。

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中,列宁指出: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12]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以及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策略,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党的二大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引下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认清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成功地创立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纲领,完善了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大地丰富发展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二、把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出发点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环境,包括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包括基本国情(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各个领域的基本状况)。国情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性质。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4]。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重要的客观依据,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只有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本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出发,与时俱进,冲破传统习惯的思维定式的束缚,冲破主观偏见和教条主义的桎梏,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5]

国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认识国情,我们党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展开了一场社会性质大论战。各种思想鱼龙混杂,这场大论战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这场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成为更多人的共识。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吸收了这次论战的成果。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错误是同对国情的错误认识和判断分不开的。毛泽东在与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深化了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认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6]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确地认清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他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此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已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7],“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才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国情问题总的看来在相当长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也不是绝对静止而是有所变化的。比如说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的实际国情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既要考虑相当长时期的基本国情,也要考虑各个历史阶段变化着的国情现实,要把两者有机结合科学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三、把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和不竭动力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优秀成果,深刻总结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等国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诞生的。列宁主义是在20世纪初揭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总结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经验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凝聚集体智慧而形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0]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鲜明对比,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对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更加系统深刻,从而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和不竭动力。

抗日战争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而以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提供了许多解决这些课题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领导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阶级、各界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动员人民抗日力量,策应正面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实行两面政策,既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在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肆意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儒化三民主义,否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妄图用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叫嚣削弱和取消共产党、共产主义,一时间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共产党人纷纷著文揭露、批判叶青等人的“三民主义”,由此掀起三民主义论战。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的地总结,从根本上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毛泽东继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及前途等重大问题后,于1940年1月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科学总结。《新民主主义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深刻准确地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对国民党鼓吹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澄清了革命队伍中一些人的模糊观念,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团结抗战,指明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系统总结了18年的斗争经验,据此总结出“三大法宝”的重要思想和科学论断,并揭示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21]把握中国革命基本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和客观依据,也是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特殊的规律性问题。18年来党的斗争经验充分证明:“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也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因此毛泽东总结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22],并立足于领导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得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3]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深刻形象地揭示了三个基本问题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24]。由此得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25]的重要结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从广义上讲包括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四、把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和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先进的思想文化要植根于中国,不仅要适应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实需要,还必须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做到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批判地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体现为中国风格、中国特点、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发挥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思想武器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26]毛泽东极为重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他号召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7]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毛泽东著作来看,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引文约占引文总量的13.7%。从引用的古籍、历史人物、成语典故、传说故事、军事战例之多,就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结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瞬间就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28]。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与毛泽东批判地吸取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华分不开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吸取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吸取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

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在临终前一天的《国事遗嘱》中总结毕生革命经验时指出: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国民革命之胜利,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9]。毛泽东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30]显然,这也是对孙中山积40年奋斗总结的历史经验的汲取和发展。

五、把党的思想路线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的生命线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指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31]。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必须读,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界线。他还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2]。这里闪烁出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光辉思想,对共产党人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的严峻时刻,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需要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揭示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基本理论,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指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两论”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随后,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崭新命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际国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正是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又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坚持“两个策略”思想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思想路线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永不衰竭的生命线。

纵观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完成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它创立的过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规律,对于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1年第7期全文转载)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3]《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2]《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

[13]《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15]《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26]《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9]《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页。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31]《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