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指出：“抚今追昔，90年来我们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由此拉开帷幕。在此后的一百年里，西方列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乃至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无数仁人志士挺身探寻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道路。然而，无论是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开明官僚领导下的洋务运动，还是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领导下的维新运动，抑或是在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下的辛亥革命，最终都没能实现民族独立、复兴中华的目标。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然而，面对中国发展滞后、无产阶级人数有限、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具体国情，如果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及其后果就是明证。与此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另一批共产党人，则立足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了起来，在实践中创建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新的、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理论问题，我们党进行了漫长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经历过漫长的曲折，付出过沉重代价。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首要创新点是没有拘泥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也没有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中，而是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理论强调：“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就应当是发展生产力，通过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他们强调，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关键在党。如何把党建设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更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在探索创新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及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前提和基础，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途径和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和归宿，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系统的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创新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深化了党关于发展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党的宗旨以新的时代内涵；科学发展观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要求，揭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将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丰富和发展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方法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站在历史高度和时代的前列，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总目标，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一次创新，它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地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两者互相协调，共同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动力；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要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以上三个“全面”实现提供根本保证。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