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纯洁性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协调推进中，必须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更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具体地说，应当从党的性质、党的信仰、党的理想信念、党的宗旨、党的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集中制等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一、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

用更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到建党一百周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

一本《共产党宣言》，不仅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就是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才确立自己的信仰的，才决定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从此，坚信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世界和改造中国，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信仰。夏明翰烈士在就义时真情告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执着追求，为着自己的信仰而英勇献身。也有人经不起考验而背叛马克思主义信仰，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不管是背叛，还是放弃，甚至迷惘、徘徊，终究是靠马克思主义建设起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问题，推动了中国发展，获得了一天天的胜利，并揭示了远大的发展前程。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理论，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每一个历史发展时代，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新的科学技术与新的文化，都需要依据时代要求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实践新经验，也要科学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中国，每个时期和每个阶段，都需要向前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之后，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理论，不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就会枯萎，就会失去生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发展、改造世界的理论。从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就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要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就是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解决共产党人世界观问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混淆与挑战。这种挑战，严重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不迎接挑战，不赢得挑战，共产党人世界观就会扭曲，马克思主义信仰就会动摇，甚至放弃与背叛。因此，必须勇于迎接挑战，不断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不正确思想，不断战胜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不断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袭。在当代中国，还需要不断战胜“西化”的思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始终抓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阶段，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尤其要抓好思想建党工作。

二、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精神支柱。到建党一百年，就是要使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展示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遵循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产品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人类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为此矢志不渝地奋斗。

社会主义是奔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一个极其复杂曲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战争与和平的条件下并存，资本主义的压倒性优势，社会主义的暂时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是其复杂曲折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准备，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好，然后进入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挺进。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扎根在心底的，是坚定不移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追求，共产党人才能够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从枪林弹雨的生死极限考验中活下来，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一座座伟岸高大、令人敬仰的丰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而奋斗，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改变，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上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并且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人民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就。

三、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发展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统一使然。

首先，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之后的80年时间里，中国人几乎用尽了所有“招式”，从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到农民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从为期35年的“办军工求强、办企业求富”的“洋务运动”，到追求“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再到“民主共和”的政治革新。所有这些探索，都解决不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问题，只有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地运用之后，才逐步地解决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这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840年到今天170多年的社会发展证明，只有这一发展道路，才能把中国人民带上光明的前途。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是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历史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创造了“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立足现实、着眼中期目标、奔向共产主义远大前程”的“三点一线”的理论探索模式。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对内推翻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渐次达到共产主义，是这一模式的最早探索。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清晰地论述了这一模式：即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而两者都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索，亦是如此。如今天，立足到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走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奔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统一。

中国的文明进程，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从五千年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曲折复杂、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的递进过程。一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落后的农村变成伟大先进农村的积极探索。依照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式，党在农村根据地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兴办农村合作社，兴办根据地内的商业和企业，兴办各种夜校、扫盲班提高农民素质，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先期探索。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到改革开放后对“九大模式”^[3]的扬弃，是中国文明进程的曲折复杂的历史统一。新中国建立后，党在1952年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认真组织实施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奠定了道路基础。之后，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及贯彻实施，既表现了文明进程探索的复杂和曲折，也折射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整22年时间，党和人民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大彻大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

第四，改革开放后的新实践新探索，实质还是中国如何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探索。这种历史的逻辑统一，具体表现为：前30年（1949—1979年）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后30年（1979—200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前期实验”，而“后30年”则是“前30年”的发展归宿。文明也是一样，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前30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后30年”，“收入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这种否定，都不否定历史给定的大前提——“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否定之否定，是希望、期盼与开拓中国新的文明进程，即改革开放新的30年（2009—2039年）。这一文明进程探索的历史统一，是建立在“人间正道是沧桑”基础上的、人们心灵认知的历史统一。

第五，把“民生第一”的要求与解决“民生”的无私精神、能力本事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所在。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如何拯救民族于水火，拯救天下云云众生于苦海，是一个历史大课题。辛亥革命之后，当时中国的80多个政党和200多个政治团体，都认识到了中国的“民生”使命，都曾努力为之奋斗，但最后都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民生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既坚持了“民生第一”，又走进了“民生”，在与中国人民大众为“民生”而共同奋斗中，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而且一步步取得了“民生”的成就。老百姓正是因为“民生第一”的旗帜，为解决“民生”而甘愿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真能解决“民生”的能力本领，才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曲折探索，党和人民经过大彻大悟，也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民生”的骄人成就。可以说，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实践，能让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全面地过上如此好的社会生活，取得全面的文明进步，并且看到明天更加美好的未来。

把“创造历史”和“享受成果”有机结合，从“享受成果”的实践做起，展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国家的执政者很少给“创造历史的大众”以应得的“文明成果”去享受。只有社会主义才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彻底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给出比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更好的“民生”，而且公平公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创造历史”和“享受成果”有机结合，让人民群众在“享受成果”中组织起来，从事更加广阔深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新实践，彰显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

第六，当代“民生”内涵的与时俱进，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的永恒性。

过去社会主义重“民生”，重心在“利益”，讲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今天，“民生”包括四方面基本内容：一是群众利益，二是人权与群众的基本权益，三是人的综合素质，四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利益、人权、素质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贯彻落实“民生”问题，将会使中国社会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发生深刻深远的历史变化。欧洲的近现代文明，源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理论就是“人本主义”。当年的“人本主义”带来了人类的近代文明；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与高举“以人为本”的理论旗帜，一定会在日后给中国再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会在“民生第一”实践中实现永恒。

四、以科学的纲领推进事业

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纲领推进事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解决的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分四个层面，即最高纲领、最低纲领（也称基本纲领）、执政纲领和具体行动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党的最低纲领，也称基本纲领，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党的最低纲领之后，往往用某具体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或总路线）来集中表述，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党的执政纲领，指改革开放后每五年一个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党的具体行动纲领，主要以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为标志，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等。党推进事业发展，主要依据这四个层面的纲领来创造性推进。

党的四个层面的纲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发展内容。因此，我们党的常规性表述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以党的四个层面科学纲领为基本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前程，是我们党推进事业的基本武器。

贯彻党的四个层面科学纲领，第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既坚持实践第一的基本立场，立足中国的实际，又要求解放思想，反对本本主义，深入持续不断地调查研究，持续地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对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经典解读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具体操作流程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深入研究现状，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周密翔实地调查研究，使研究理论、历史、现状三者有机结合，一方面，“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另一方面，“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邓小平理论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观，强调“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了“与时俱进”，追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科学发展观继续向前推进党的哲学世界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内涵里，增加了“求真务实”的新内容，要求全党同志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要注意研究和把握两个着力点。

其一是必须学习、实践、调查研究三者有机结合，通过实践、认识、调查研究、再实践、再调查研究、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认识发展过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伟大实践中，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鲜活，一次比一次更能动地指导实践。

其二是必须善于发掘、总结和运用第一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绚丽新“火花”，并使之不断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内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一场深入持久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体实践行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主体实践者。奋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每年每月每天都会创造出数以万计的色彩斑斓的实践新“火花”。作为组织这一伟大实践活动的领导者，各级党组织必须时时刻刻关注第一线的新举动、新经验、新创造，给予总结、提高和推广。这样，通过及时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一方面，实施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抓住典型，推动一般，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日益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滚滚洪流。另一方面，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操作规则，循环往复，使之不断升华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制度法规建设的新内容，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第三方面，通过发掘、总结第一线广大党员和群众创造的绚丽新“火花”，使之结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涵，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贯彻党的四个层面科学纲领，坚持“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第二要实现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传承，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把传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神圣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的本色和方向不变。创新，就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有机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新经验，不断给予新的概括和新的结晶，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又不断创造新鲜经验。既通过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又能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法治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既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又善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传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华，在经过“合理内核”的再创新之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飞跃。列宁在20世纪初，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论证了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新特征，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处给予创新，作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新突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新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精华，赋予中国特殊国情，创新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继续追求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合理的传承与扬弃”，在创新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新回答，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新飞跃。20世纪末，当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社会主义“低潮”向中国漫天袭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历史课题，一方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和21世纪的时代潮流相顺应，创新了理论，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果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1世纪初，面对着过去30年粗放型发展带来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环境恶化、生态退化、资源日渐短缺的现实，围绕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并向前推进了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围绕着怎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坚持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贯彻党的四个层面科学纲领，坚持“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第三要坚持立足实践与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辩证统一。

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生动地、创造性地运用于共产党人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在立足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列宁主义的诞生，也是列宁在广泛阅读与研究了俄罗斯的文学、史学与哲学等名著之后，才使得列宁主义的经典篇章文情并茂、博大精深。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也是在毛泽东阅读了中国古代大量经典作品之后，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广泛而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如农民起义上山建立根据地的借鉴，如中国古代战争中以少胜多战例的借鉴，如对中国古代屯田借鉴与大生产运动的创造，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提出，等等，这些借鉴吸收，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另一方面，把革命实践、文化的借鉴吸收、革命经验教训的升华与结晶，反映到理论创新上，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毛泽东著作、文章的才华横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就是一部共产党人丰富多彩的伟大实践和灿烂古今中外文明成果有机结合的结晶。没有借鉴吸收文化精华，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新实践、新经验就难以升华为生动的新理论，没有党和群众的新实践新经验，借鉴吸收也是空话，二者必须实现辩证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也必须更加广泛地借鉴吸收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规模向世界第一位挺进的必然要求。世界发展潮流的一条规律，是世界各国跟着前三名走，不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经济规模进入世界前三名、并且很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势头，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会自觉与不自觉地选择、借鉴、吸收前三名的模式、经验与成果。这样，中国为了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更加广泛地借鉴吸收别人的文明成果，以开拓社会主义的广阔前途；另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要求。只有世界前三名国家的理论，才是世界级的理论。19世纪是英、法、德三国是世界前三名，所以是英法德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理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转移到苏联和美国两国，列宁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理论，开始引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21世纪的世界发展，一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另一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博弈里日益胜出，必须更为广泛地借鉴吸收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科学，更加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