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果寻因，认准首要问题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和“文革”的运动，无一不冠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头。可是“大跃进”导致国家大丧元气，“文革”差点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悬殊的反差和沉痛的创伤表明，一定要拨乱反正继往开来，重新抉择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可是当我党制定、贯彻全新战略并取得系列成就的时候，却被指斥为背离社会主义。凡此种种又表明，前人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层面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知层面都有误区盲区。邓小平由果寻因，直接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提到首位。其中关于“什么是”的答案，邓小平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才得出来的。

第一，提出问题的依据。综合起来讲，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提问来自国内外长期实践的经验教训。从国际共运视角看：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八一九”事件，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已有七十多年，但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那个“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公式一成不变，不但贻误了东欧各国，而且贻误了他们自己。举世震惊的“八一九”事件所以没费一枪一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丧失了民心。从国内建设视角看：建国头二十九年，我们虽然大体上弄清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制度，然而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动力的认识则是迂回曲折的。由于一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一贯追求“大公平”和“大一统”的空想模式，所以致使国家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碰到“姓资姓社”的诘难。一些干部群众仍然把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做法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着现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切都告诉大家，面对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貌似简捷浅显、实则错综复杂的重大课题，我们在诸多方面还处在半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之中，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正是基于实践的需求和实践的启示，邓小平才极其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回答问题的思路。问题提出之后，怎样给予正确的回答呢？邓小平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三条方法论原则。一是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站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上回答问题。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质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的根本标志就是生产力落后。为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二是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为民造福的负责态度，站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上回答问题。社会主义务必要以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务必要以彻底摆脱贫穷为己任。为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一定要肩负起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艰巨使命。三是必须从基本矛盾出发，坚持自我完善的积极态度，站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上回答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现实中它具体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同生产力、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和国家理当通过改革的途径增强机制的活力。总之，三条方法论原则就是“求实、求利、求活”的六个字。遵循六字原则深入探讨，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正确回答就有了坚实稳妥的保证。

第三，弄清问题的关键。要彻底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关键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坚持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文化制度。三大制度从社会形态层面规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但三大制度并非答案的全部，更不是答案的根本点。因为人们势必要继续追问：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何在？如果离开目的性，仅就制度范畴理解社会主义，那就注定陷入空想。千呼万唤的结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性亦即本质属性终于被邓小平和盘托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面和基本过程，从效率、公平、趋势三重优越性的层面规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本质是目的性规范，制度是手段性规范；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但目的决定手段。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之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总体答案便一目了然：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以消灭剥削消除分化为根本原则的、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形态及其进程。本质与制度的融合，意味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是循序渐进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需要破坏旧世界，革命导师势必侧重从制度层面回答问题。和平与发展时代需要建设新世界，建设导师势必注重从本质层面回答问题。从制度层面到本质层面，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实现了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