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产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威廉·莱斯，法国学者安德鲁·高兹以及英国学者戴维·佩珀等人，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通过批判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学理论，立足于制度批判，从制度维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个方面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章将在评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生态治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理论来源和理论特征。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

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绿色思潮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认为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由此导致科学技术的滥用和生态危机，走出生态危机的关键就是用自然价值论代替人类中心论。对于西方价值论的上述观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错误，因为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根据同样的逻辑，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它事物都高。因此人理所当然是以人为中心，而蜘蛛是蜘蛛中心论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它的生物物种。”^[1]也就是说，物种中心论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因此，要否定的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本身，而是要修正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因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感性基础上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认为人的任何感性偏好都应该得到满足，由此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生态危机。通过把这种“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改造为“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是强调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人的需要才应该得到满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意上述西方绿色思潮对于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诊断，在他们看来，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是由承载它们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只有从制度维度入手，才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才能科学评判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

1．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和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提出的，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同外部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它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建立在需求不足基础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最终导致建立在生产不足基础上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第二重矛盾造成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其一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在追求无限增长这一目的下不断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既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发展的周期和节奏也不可能和资本保持同步，二者之间必然形成体现为生态危机的矛盾冲突。其二，资本主义的积累必然会破坏其生产条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和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总是倾向于通过技术革新和降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成本来实现资本积累的。但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必然会和生态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这是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通过更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快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耗费。奥康纳通过以上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原料价格便宜会导致积累率、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增加；原料价格昂贵也同样会导致资本的高积累率来开采自然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也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2]其三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会导致其自身的生态危机，而且还会在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内导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危机。在追求利润这一目的的支配下，资本总是会向发展中国家采取联合发展的方式输出其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以便开拓世界市场。因此，一方面在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由于产业分工的不同，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发展”的现象，这种不平衡既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分离，城乡之间不能有效地实现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使农村的土壤肥力不断遭到破坏，也导致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出口而生产单一农产品或出口自然资源，由此造成土壤贫瘠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采取了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展”的形式，并把污染产业移向发展中国家，从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这虽然增加了资本的利润，但最终结果却是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条件遭到破坏，形成了生态危机，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持续性。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资本扩张的逻辑和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方式两个维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从资本扩张的逻辑这一维度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指出资本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总是会伴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而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人们应该认识到人类发展应当受到自然的限制，否则就会导致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但是，资本关心的则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获取利润，而并不关心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3]正是由于对经济增长和利润的关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首要关注并不是如何实现生产和自然的平衡，而在于如何花费较少的生产成本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因此资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和支配自然。也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和环境污染的加重。“依其本性而言，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不论这种事物是指人们的社会性福利、土地、社区价值观、城市的舒适度、乡村生活、自然，还是指私人的固定资本—包括这种资本的结构。……对资源加以维护或保护，或者采取别的具体行动，以及耗费一定的财力来阻止那些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如果不加以阻止，这些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这些工作是无利可图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积累以及市场开拓。”^[4]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在快速耗费自然资源的同时，真正实行科学的绿色环境保护政策。这是因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规避投资风险而具有注重追求资本短期投资回报的特点，但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恢复则需要长期规划，因此，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它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机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5]同时，实现环境保护需要实行绿色财政政策，对于高耗能和环境污染的产业征收重税，以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一的绿色财政政策无法实施。这是因为，所谓可持续的生态发展是由西方绿色运动最先提出的，其基本特点是强调维持式的稳态发展，这种发展目标不适合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而在资本内部又存在个别资本和总资本之间的矛盾，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又加大了资本的生产成本，资本为了谋取利润只得将生产成本进一步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这些都决定了资本不可能制定统一的生态和社会发展规划，也决定了生态环境伴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会不断恶化。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趋势和内在逻辑两个方面分析了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趋势看，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金字塔型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少数资本拥有者，塔基则是工薪阶层。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迫使资本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规模，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呈现出日益集中的趋势，与之相对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述特点必然要求宣扬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最终结果是造成和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看，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等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利润动机所支配，遵循经济理性运行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资本信奉“越多越好”的价值原则，总是倾向于不断增加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通过建立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来节省劳动力的投入，加快生产流程，这既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也必然产生更多的生产废料。高兹由此指出，经济理性是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因为生态理性总是追求以最低的限度和自然资源的耗费，通过生产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具耐用价值的物品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可以说，生态理性是追求人类社会和生态和谐发展的价值理性，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本质上是与生态相对立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方式的新变化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向工人提供可以有望不断增长财富的许诺来维系的。这种合法性的源泉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各种经济危机已开始消失了。”^[6]这种维系政治统治的新方式实际上是把人们的兴奋点，把人们对自由和解放的体验引向消费领域，同时又能够满足资本对利润的不断追求，由此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盛行，其基本特点是“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维系政治统治的新方式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这是因为，一方面，向全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客观上要求不断地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生产规模，这就意味着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与有限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社会盛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化，最终体现为生态危机。

通过以上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加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生态极限。”^[8]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也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技术的使用必然走向非理性和异化，资本主义制度所承载的价值观也必然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分析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同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重要内容。

2．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

对于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西方绿色思潮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生态中心论认为科学技术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回到前技术时代。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我们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我们的灾难的根源。作为一种情感的发泄，他们有时提倡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的方式。”^[9]环境主义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解决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的生态问题。因此，“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深陷困境，则毫无疑问，出路就在于开发更好的技术。”^[1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反对上述两种观点，指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抽象地考察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既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也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工具，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支配下，科学技术必然会被非理性地运用而造成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考察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揭示了科学技术非利用运用的必然性。

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考察了支撑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控制自然”的观念，但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产生之前，人们虽然认识到技术在征服和改造自然，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人们也害怕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巨大破坏作用，因此自然被设想成是具有精神属性，人们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又通过宗教仪式安慰自然的精神，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培根重新解释了“控制自然”的观念，从而造就了一种以实用的观点看待自然，进而把人和自然关系简化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被看作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培根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改造的关键在于他区分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职能，在他看来，科学和宗教都是恢复人类从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自身力量的工具，只不过二者具有不同的职能。宗教主要是恢复人在道德上的清白，科学则是恢复人对自然统治的工具，从而划定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领域，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宗教信仰的恐惧，并进而把科学技术看作控制自然，迫使自然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将“控制自然”的观念纳入到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形成了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进步观。“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11]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和支配自然被看作是人的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体现，这也必然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人们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已陷入人类自由和人的自然关系的机械论怪圈，这与生态规律直接形成冲突。”^[12]更为严重的是，被纳入到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与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所崇尚的价值观是以高度重视谋利、经济增长和物欲为主要内容的，并要求科学技术服务于资本所崇尚的这些价值观，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不仅不可能带来人类的普遍福利，相反，它只能沦为资本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

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体分析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和政治功能，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与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原材料的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开发新的消费品来扩张消费市场，从而提高利润率和增加资本的积累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功能则在于一方面技术发展使人们越来越从属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并通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来支配人们的消费需求，技术起着控制人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选择和技术运用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需要的。因此，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和它的逻辑相一致，以及与它的继续统治相容的技术。它消除那些不能增强现存社会关系的技术，即便它们在国家所宣传的目标方面更加合理。”^[13]这种与资本主义统治相符合的技术就是高度集中的大规模技术，如核技术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无论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功能，还是政治功能看，都不可避免要与生态系统之间发生矛盾冲突。这是因为，其一，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使技术的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虽然它必须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出发点，但是自然并非是其生产的目的和归宿，相反，自然仅仅是资本为了谋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始终被归结为工具性的关系，这体现在资产阶级最一开始把自然看作是上帝的馈赠，之后又主张把自然资源市场化以解决市场经济在生态问题上的失灵，其本质都体现了资本对于自然的占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14]其二，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虽然提高了原材料的使用效率，降低了能源的损耗，但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资本积累具有无限发展的趋势，因此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耗费。“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无意义的，这就好象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15]其三，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所导致的消费升级也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这是因为，在个人和家庭消费品中，对非耐用品的消费往往是变动不定的，对于这部分商品可以通过环保手段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而对耐用的消费需求，如汽车和电器，这耐用品往往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对耐用品的生产和消费主导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总是鼓励对这些耐用品的高消费，从而导致消费社会的形成和生态的破坏。其四，资本主义技术总是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倾向于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技术，以强化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核技术。这种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决策权不仅掌握在资本所雇佣的少数专家手中，使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越来越走向集中，有利于政治统治，而且这种资本密集型技术往往比劳动密集型技术具有更为严重的生态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和价值观本身都不可能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单纯技术进步或价值观的变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导致了科学技术的滥用，因此，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伦理和社会价值观，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正确途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和价值观

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的重要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是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

1．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和价值观的内在缺失

生态中心主义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思潮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潮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此只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潮依次经历了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三个阶段，是西方绿色思潮中的主流话语。生态中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在生态自然观上，生态中心论反对近代机械自然观，强调有机论和整体论的自然观。在他们看来，自然并非是如近代机械自然观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理智、没有生命的、又单个个体机械地组成的客体，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相反，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有机整体，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生态价值观上，他们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强调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理应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对于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和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批评意见。

首先，作为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能否成立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自然价值论”是生态中心论者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推演出来的，在他们看来，人类和其它存在物一样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人类并无相对于其它存在物的特权，因此，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人之外的自然界。所谓“自然价值论”在生态中心论者那里，并无统一的内涵规定，一般他们是从三个意义上使用“自然价值论”这一概念。具体说，其一，自然价值论是相对于工具价值而言的，强调自然界并不是作为相对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其二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其三是相对于主观价值论而言，它指自然具有独立于评价者主观评价的客观价值。也就是说，即便评价者不存在，自然的客观属性也能够存在和得到说明。所谓“自然权利论”是指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具有按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它主要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全的权利。生态中心论者依据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一方面强调地球生态的整体性和谐，指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6]另一方面反对主观价值论，强调生物圈平等主义，主张每一个事物都具有不依赖人的需要的内在价值，要求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的其它成员，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谐。这样做的前提是人类应当抛弃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的狭隘自我，走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基础的“宇宙大我”。

对于生态中心论者所主张的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他们在理论上存在着困难。这种困难不仅在于从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直接推演出自然价值论的生态伦理，面临着如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从“是”推出“应该”这样的理论难题，而且他们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能否成立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仅仅诉之于直觉。如阿伦·奈斯在论述生物圈平等主义这一观点时指出，“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将其局限于人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对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17]这种诉之于直觉的做法显然难以保证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也必然引起广泛的争论。“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18]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论的生态伦理是一种后现代伦理，其结果必然陷入到反科学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错误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更不认为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他们宣称他们的理论是对生态中心论的批判。“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流派的版本），被输灌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诸多一致的地方，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判是把它推向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主义的处方和视点。”^[1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里不仅指出生态中心论的后现代理论性质，而且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反对自笛卡儿以来的西方哲学所坚持的理性主义、主体性、人道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主张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多元和多样性、差异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思潮。之所以说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具有后现代性质，是因为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反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要求确立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通过诉之于直觉而坚持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生态中心论的后现代理论性质决定了他们“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20]最终必然会陷入反科学技术、反物质主义和反对经济增长的迷途。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其生态价值观则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既不可能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在实践中无法真正阻止资本为牟利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是一种抽象的生态哲学。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批评包括生态中心论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对人类和自然关系反应的真正联系。”^[21]这种把历史观和自然观分离开来的做法不符合辩证思维，导致了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价值问题，无法真实地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也批评生态中心论者不理解“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而把自然看作是静止和固定不变的，看不到自然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特征，解决生态问题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社会的物质组织的变化，而不是单纯价值观的变化。在生态价值观上，“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22]其本质是强调地球优先论和主张生物道德，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特别是阶级根源，把环境保护和人的生存对立起来，在实践中无法真正阻止资本为牟利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这种赋予非人自然特权的做法会导致生态保护上的阶级和生态之间的对立。对此，福斯特以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木材为例，批评环保主义为了保护森林而忽视森林工人的生存形成了相互敌对的状态，代表资本利益的联邦政府利用林业工人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分化的策略，以救助林业工人的生活为由，加大了采伐量，成功地抵御了环保主义者的攻击，使得以反对资本利益为目的的生态运动无法取得成功。因此，生态中心论者的这种把生态利益同人的生存对立起来，拘泥于抽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革，而忽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是无法真正实现保护生态的目的。“忽视阶级和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23]

2．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的内在缺失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针对生态中心论的批评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修正的结果，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诺顿和默迪。对于生态中心论主张把确立自然价值论的生态价值观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指出，生态运动不能离开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任何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就在于保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否则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则在于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无问题，任何物种都必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对此默迪在《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从生物进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他认为，任何物种都会坚持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会仅仅为了别的物种的福利而存在，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物种的存在，以其自身为目的。若是为了其他物种的利益，它们就不能存在。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物种的目的是持续再生。”^[24]问题在于过去人们对人类中心论作了一种过于狭隘的解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一切价值的源泉，这并不符合客观实际。默迪认为，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在于人类目前处于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这也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人类也由此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人类应该充分理解人类同地球生态共同体的联系，处理好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人类同生态整体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针对生态中心论者的批评，诺顿也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修正，他将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所谓“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涉及个体感性偏好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要坚持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就会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诺顿尽管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修正，但是他并不认为人之外的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他强调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离开了人类，自然也就无所谓价值，他甚至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类比为“贵族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求人类像贵族保护其臣民那样，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提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批评意见。

首先，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人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同生态中心论者一样，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脱离社会制度的维度，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现有框架范围内单纯通过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自然观依然是和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近代机械的自然观。这种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一个按照机械因果规律运行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由此形成人和自然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就是人类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近代机械自然观和以资本为基础的价值观相结合，最终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问题的产生。因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其次，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它必然会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反而为它辩护。但是他们却批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并不是真正建立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本的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一种狭隘的阶级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资本在利润动机和重视物欲的价值观的支配下，总是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以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也已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他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要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为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25]因此，自然在资本那里不过是谋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也总是通过强化对自然的控制进而来强化对人的控制，这就决定了建立在资本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必然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

最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中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代生态问题不过是资本全球权力分工的产物，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强调探寻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需要具备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思考，也就是说，生态问题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来解决生态问题，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通过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批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内涵，重新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建立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树立一种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自然观的阐发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以奥康纳为代表，他是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建构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来阐发他的生态自然观的，其二是以福斯特和佩珀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本就是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因此他们是通过系统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来阐发他们的生态自然观的。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阐发生态自然观的方式不同，但其共同点则是强调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进行辩护的同时，又在强调制度变革的基础上赋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新的内涵，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首先，我们来考察奥康纳是如何建构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哲学，进而阐发他的生态自然观的。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认识到了历史和自然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因此他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同时，他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系统的自然理论和对生态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从技术关系来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技术决定论”的做法。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文化等主观因素和技术、自然等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既要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文化维度，又要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自然维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看，不能仅仅立足于技术关系来规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事实上，即便是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规范、文化传统和阶级力量会导致人们不同的生产力和协作方式，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看，自然生态系统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却具有自身运动的规律，并必然会以其内在的属性和规律影响社会的产业布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构成、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如英国之所以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就与其发达的内陆和沿海的运输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商机会有关。奥康纳强调把人类社会与自然联系起来的中介则是劳动实践，人类的劳动本身既受文化价值规范的影响，同时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定性又制约着人类的劳动实践，反过来，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又不断通过改造自然创造出“第二自然”。通过以上论述，奥康纳不仅揭示了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强调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制约性，同时又指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历史性，这种以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为特征的生态自然观不仅建立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而且要求必须从考察社会系统出发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最终使其理论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其次，我们来考察福斯特、佩珀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内涵的阐发。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明确肯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这种生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既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又强调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前者体现了自然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制约，后者则体现了人的自由。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来源于“他对17实际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26]马克思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以及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的研究，不仅揭示了人类史和自然史、唯物主义自然官和生态规律的内在联系及其一致性，而且马克思把理论研究的重点“从自然转向历史——没有否定前者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马克思确实把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建立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共同构成了自然历史（在她所具有的培根哲学的意义上，自然历史也包括人类生产）的王国。然而，在他的社会批判中，他强调的重点却几乎全部都是人类的历史发展，而不是自然本身更加广泛的进化过程。”^[27]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外界的自然王国，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重点研究的却是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而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必然会导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从而实现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一致。马克思也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同生态的对抗性矛盾，导致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最终形成他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福斯特由此批评西方绿色思潮不理解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上述特点，进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得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生态学二者是对立的这一错误结论。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始终“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28]

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不仅批驳了那种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做法，而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就包含一种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生态自然观来看，它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赞同像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那样，在人和自然之间各执一端的做法，主张人和自然是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彼此双方既处于相互对立，又处于相互规定的关系。其二，强调人和自然处于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指出“自然及其对自然的看法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改变自然，被改变的自然又影响着社会进一步地改变它。”^[29]因此，马克思不仅承认人类对自然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而必须依赖生态规律，而且又强调自然的用处和观念会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其三，马克思把社会和自然看成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有机体，因此自然的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消除自然异化必须消除外部社会对它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的用处。从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生态价值观看，它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马克思不是一个生态中心论者，而是一个人类中心论者，但是马克思强调支配自然必须以尊重生态规律为前提，因此，支配自然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漠视自然。其二，马克思并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只承认自然相对于人的工具价值，但在马克思那里，“工具价值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或物质价值。它还包括自然是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源泉。”^[30]其三，和西方绿色理论把生态危机归结为对环境的错误态度和价值观相结合的工业化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这种抽象的道德说教，指出“应当责备的不仅进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31]

最后，我们来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通过重新阐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建立一种技术伦理和动物多样性伦理三个方面阐发他们的生态价值观的。从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内涵的重新阐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反对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强调“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需要。”^[32]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原则性的区别。其一，它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一种以追求利润和人的物欲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因为它所追求的生产应当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本。“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33]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他们既不反对经济增长，也不排斥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因为在他们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完全可以与生态之间保持和谐的。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建立一种技术伦理看，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技术成为满足资本追求利润和人的非理性欲望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就必然会强化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所谓建立一种技术伦理，就是要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置于一种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上，即“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伦理或道德的发展，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34]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建立一种动物多样性伦理看，他们日益严重的生态风险不仅是由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而且也根源于没有处理好人类和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导致人类为了满足物欲不断地挑战生物圈所能容忍的极限，从而破坏生物圈的自我平衡。所谓树立生物多样性伦理，并不是要人类放弃科学技术和干预自然，而是要求人们放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开明的个人利益为根据，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从而实现人类和生物圈的平衡发展。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治理论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对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生态治理论的批评

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和治理生态问题上，西方绿色思潮中的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理论主张比较有代表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通过批判地考察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生态治理论的。

环境主义思潮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再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35]也就是说环境主义主张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和价值观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对环境的管理来解决生态问题，具体办法就是把环境转化为商品和生产成本，并通过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增长来解决生态问题。环境主义的上述理论主张是建立在他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诊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增长过快、技术大规模使用以及自然资源未被计入生产成本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如下三点批评。第一，环境主义者的生态危机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当今的人口爆炸主要出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却主要是由发达的工业国所引起的。更为不幸的是，发达工业国所引起的环境后果在当前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在把具有环境污染的项目移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还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和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只得以破坏本国的环境以求得发展。可见，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以资本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第二，环境主义者一方面把技术大规模使用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又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技术进步上，在他们眼里，“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深陷困境，则毫无疑问，出路就在于开发更好的技术。”^[3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这种观点既没有认识到抽象地谈论技术运用的后果毫无意义，因为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也没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而只能沦为资本追逐经济无限增长和利润的工具。第三，环境主义者提出按照市场原则运用自然资源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方面自然界的部分环境物品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如空气质量、风景等是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另一方面它会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归结为一种占有关系，从而导致一种为了服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把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把环境质量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那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按照这种思路，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37]因此，上述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动力，其本质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38]

生态主义思潮包括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两种类型。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求通过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由此展开以环保为核心的生态运动。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虽然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但是，上述观点并没有真正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事实上，生态危机主要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能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同时，“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往往是诉之于我们的直觉”，^[39]在理论上如何确定其内涵，是否能够成立都是成问题的。

生态自治主义者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社会等级权力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统治和征服意识，对此美国生态自治主义理论家默里·布克金在《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一书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在他看来，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性别、年龄、宗教和政治等级，最后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社会等级制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统治认识论，即统治意识，这种统治意识投射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由此形成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最终结局就是生态危机。生态自治主义认同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反对通过激进的阶级运动来解决生态危机，主张通过示范性的生态社区建设、生态自治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分散化、地方自治和直接民主为特征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社会。针对生态自治主义的理论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肯定这种以地方性思考为基础的生态自治对于缓解生态危机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生态自治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到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地方性的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由全球社会权力关系所支配的国际分工所造成的，因此“大多数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40]也就是说，只有改变以资本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生态问题才真正有可能得到解决。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生态治理上的主要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他们的生态治理论，其一，他们具体论述了如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其二他们明确提出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除“异化消费”，理顺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在劳动中而不是在消费活动中追求满足；其三，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选择模式，提出用“软技术”替代“大规模技术”的理论主张。下面我们具体论述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其四是要建立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绿色思潮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对于怎样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重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第一，必须把西方的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因此单纯的地方生态自治或者价值观的转换，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西方生态运动之所以难以得出积极的成果，最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它没有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不能实现有机结合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彼此之间存在着误解，这体现在生态运动的领导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追求无限增长的“生产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又把绿色运动看作是一种确保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禁欲主义意识形态。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一方面在于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继承其创始人的本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非正义性的批判，而是把社会主义运动看成是为完成资本主义所没有完成的关于自由、平等的许诺的继续，其结果造成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西方绿色思潮和生态运动主张平等分配财富和经济的慢增长或零增长，又损害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生产，导致经济危机，最终会导致企业以破坏环境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要实现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同盟就必须实现双重转换。从生态运动的角度看，它必须认识到单纯地方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转换，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从社会主义运动看，社会主义必须恢复其创始人对生产正义性追求，以保证以保护生态为原则更高效率的生产。如果达到了以上认识，那么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二者之间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41]因此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既“全球性思考”，同时又“全球性行动”。第二，生态运动必须实现生态转换战略，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在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以开采自然资源为生的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消除工人阶级和环保运动之间彼此的成见和敌视，建立生态运动同有组织工人运动之间的同盟，共同反对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二是应当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既破除建立在以破坏人类和自然和谐关系为代价，以积聚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变革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权力关系，并使之民主化，从而建立一个保持民主化的国家权力和民众权力二者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提出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消除“异化消费”，理顺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在劳动中而不是在消费活动中追求满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42]异化消费之所以盛行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为了谋取利润而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决定了它必然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二是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异化劳动，就把自由、幸福的希望和体验寄托于消费活动中，形成了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异化消费没有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劳动和幸福的关系，必然进一步强化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克服异化消费。在他们看来，消除异化消费的关键在于破除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使之“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所谓“分散化”，就是要改变建立在大规模技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日益集中化和日益扩大的趋势，代之以中间技术，从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过程。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中高度集中的社会权力关系，使之民主化，让工人直接参与生产决策和管理过程，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使工人明了“人的满足最终在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43]克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理顺需要、消费、劳动和幸福的关系，从而到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中，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找自由和幸福。

再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应当用“软技术”代替“大规模技术”的技术选择模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解决生态危机并不需要否定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运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避免和反对“坏的技术”，选择“好的技术”，并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要实现这种结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因为选择何种技术取决于该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坏的技术”，是指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具有高度集中、高度专制和对生态环境具有重大破坏作用的“硬技术”，即大规模技术。所谓“好的技术”是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小规模、分散化、人性化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软技术”，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在他们看来，避免技术的破坏性使用，一方面应该对于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具备充分的“知情权”，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则是要在改变现存体制和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替代技术，使技术运用的目的从无止境地获取商品转向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实现技术运用的人道化。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了如下大致描述，其一，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态理性”为基础，以追求“生产性正义”为目的的社会。“生态理性”是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和经济理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同，生态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其基本特点是以生态规则为基础，力求以耗费较少的资源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因此生态理性追求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所谓“生产性正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正义和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分配性正义”而言的。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正义这一维度看，它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和利润；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分配性正义”看，它是指“以当前视阈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濒危物种等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的估价所作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44]但是问题在于，在当前日益社会化的体制之下，计算成本和利益的评价标准无法真正建立起来，从而使“分配性正义”不可能得到合理的测定和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性正义”不仅使生产建立在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上，避免了人类为了满足物欲而滥用自然的行为，而且明确反对对环境具有破坏作用的负面性生产，造成致力于保护环境的积极性生产。其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艰苦生活状态，而是通过替代的社会政策改变现行社会建立在高度集中和大规模技术基础上的以疯狂的消费活动中寻求满足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特点在于它并不关注在特定条件影响下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而是关注如何通过重新配置资源，使人们不把满足仅仅归结为消费活动的功能，而是转向在创造性活动中寻求满足。同时，它也并不反对商品和市场本身，并不认为它们本身有何邪恶，它所反对的是现代社会把商品交换作为唯一满足的方式，主张利用技术和工业化的积极成果，为人们自由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创造丰富多采的生活环境。其三，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种“稳态经济”，但它并不是生态中心论者所主张以人口零增长、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稳态经济。生态社会主义既不排斥经济增长，也不反对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所主张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遵循生态理性，以追求经济和自然和谐发展基础上的，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的。也就是说，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如果说不是被异化的，它们是解放性的。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他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代替，其中，技术（a）是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b）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45]可见，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只会有益于自然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而不会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理论渊源、特点与当代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最为集中地研究了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并将生态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而他们对生态问题的研究，既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也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受到了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受到了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影响。如前所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立足于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异化现象，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技术批判理论，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了启蒙理性是如何异化为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最终导致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紧张的社会后果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了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但是不同的是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是围绕着“科学技术与异化”‘“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个维度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探讨的，进而得出技术理性在当代西方社会既是政治统治的工具，行使着意识形态职能，又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技术理性批判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侧重于从“技术运用与制度的关系”的维度来分析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技术理性批判和生态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批判的影响。揭示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对于强化生态危机的影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和马尔库塞的“两种需求理论”直接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工业论”，揭示了由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特殊商品，其功能在于使人们在无思想深度、平面化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丧失对社会的批判、否定能力，最终沉溺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中。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制造与人的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把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到商品消费中，从而实现对人们内心世界的支配和总体统治的。弗洛姆则在《健全的社会》、《为自己的人》以及《占有还是生存》等著作中揭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已经异化为人生活的目的，进而形成了一种重占有的社会性格和生存方式，消费和占有成为人的生存本身。“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也许是今天‘商品过剩社会’中一种最重要的占有形式；消费具有双重含义。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掉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了，但是这却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为一度消费了的东西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46]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强调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职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指出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方式，而且还以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为切入点，揭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与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强调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从而使消费批判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自然解放”的思想。马尔库塞认为人的自由解放就是“自然的解放”，它既包括把外部自然界从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也包括把人的感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额外压抑和总体控制中解放出来。所谓把外部自然界从受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就是指把自然从技术的非理性滥用中解放出来，使技术的积极成果服务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所谓人的感性的解放就是要把人从沉溺于商品消费中，从资本的总体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寻找自由和满足。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重新解释了“控制自然”的概念，强调不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通过技术控制自然服从于人的非理性欲望，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真正促进人性和自然的解放。其二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受马尔库塞关于人的感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提出把消除异化消费，树立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和解决生态危机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人的满足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除了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外，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这主要体现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问题的分析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要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科学分析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绿色思潮拘泥于从抽象的价值观的视角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始终坚持把生态问题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联系起来，强调生态问题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他们批评西方绿色思潮或者拘泥于社区生态治理，或者寄希望于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强化是资本全球权力关系的结果，不打碎资本的这种全球权力关系，生态危机还会进一步强化，由此就需要把绿色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政治运动，这就要求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观点是他们坚持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分析生态问题的必然结果。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和身心的巨大损害，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既不愿意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存条件，又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直接导致了工人生命健康和身心的损害。另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最终导致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续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重矛盾不仅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而且也必然会造成人们沉溺于异化消费的异化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中断进一步发展为“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之间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后果。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把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探索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原理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强调人和自然在劳动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福斯特、佩珀等人一方面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和自然观相统一的生态唯物主义，强调这种生态唯物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具有它特有的优势，即生态问题决不仅仅只是价值观的问题，它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的贪婪个性或者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是无益于生态危机的解决的，只有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实现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以解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才能和谐发展。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探寻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与西方绿色思潮不同的理论特征，具体体现在：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对于生态危机的影响等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进而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实现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变革，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观点同西方其它绿色思潮相比，具有其独特性。西方绿色思潮主要包括自然价值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虽然他们在如何看待生态危机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等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是从其理论思维方式上和理论性质看，则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从其理论思维方式上看，他们都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价值观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在“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这两种价值观之间存在不同的取舍。这种拘泥于价值观的视角看待生态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在起支配作用。从其理论性质上看，他们既没有历史地考察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不到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完全一致的，更看不到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的殖民活动，同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仅仅要求实现人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不仅把生态问题抽象化了，而且在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在解决当代生态危机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漠视了发展中国家应当享受的发展权和环境权，起到了为资本进行辩护的功能，因而他们的理论具有西方中心论的性质。和西方绿色思潮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把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置于其理论的中心地位，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强调实现制度变革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在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是一种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目的的生态学。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它实际上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利益关系的危机，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利益关系的矛盾冲突的体现。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冲突，根源又在于资本在生产目的上的不正义所引起的。也就是说，资本利用其全球权力关系，不仅在资源占有和使用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的不公平以及生产目的的不正义，一方面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使用和滥用，另一方面也迫使穷人不得不以破坏自然资源的方式生存。因此，他们强调，生态运动的目的不应当在资本主义权力框架范围追求环境利益以及环境风险的平等分配，而应该把生态运动的目标定位于如何通过社会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产的正义，从而使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人的发展的一致，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权力框架范围内，“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这就意味着，对于平等来讲，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正义’（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性的社会民主’）不仅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47]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是一种追求制度维度、哲学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统一的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维度是指他们强调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视角是不可能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的，明确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强调只有从制度批判的维度入手，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维度是指他们明确反对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不认为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在他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和生态危机并无直接联系，它们的社会效应总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基础，并取决于这一制度本身的性质，可以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其生态文明观的价值维度从属于制度批判的维度。因此，他们强调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建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不仅不会带来生态危机，而且还可以通过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维度是指他们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而不应该像自然价值论那样仅仅拘泥于社区生态建设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虽然这有助于缓解当代生态危机。而要实现上述双重变革，就必须改变自然价值论把自然的权利置于人类生存的权利之上的激进环保主义做法，而必须建立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政治运动，以捍卫和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特别是穷人的基本需求作为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以实现环境正义作为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只有实现上述三个维度的统一，生态运动才有可能得出积极的成果，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注释】

[1]［美］W．H．墨迪：《一个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504页。

[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6]［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7]［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9]［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0]［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1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3]［法］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19．

[1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6]［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3页。

[17]［挪］G·希尔贝克、［中］童世俊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8]［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9]［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20]［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2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2]［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2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8页。

[24]［美］W．H．墨迪：《一个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2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26]［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2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9]［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30]［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31]［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32]［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3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34]［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35]［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6]［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7]［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3页。

[3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39]［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40]［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41]［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35页。

[42]［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43]［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44]［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537页。

[45]［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366页。

[46]［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2页。

[47]［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