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广训展宣传教育声势

第二节　圣谕广训展宣传教育声势

一、营建健全的教育网络

清朝为了强化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营建良好的教育队伍与教育机制，把各种力量组织到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来，形成健全的教育网络，以利于开展各个层面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清朝组织了四种力量：一是高层直接与臣下、平民对话；二是把地方官员组织到思想宣传、道德教育队伍中来；三是充分发挥民间士绅在社会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四是组织民众自我教育。在四个层面展开教育活动：一是政治性层面。充分利用帝王的权威，大范围地开展声势浩大的以“圣谕”宣讲为主题的政治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使帝王意志社会化。二是区域性层面。充分发挥地方官员和士人的积极作用，在各地广泛开展优化民俗为主要内容的旌善诫恶等多种形式的道德教化活动。三是宗法性层面。政权与族权结合，营建宗族性道德训诫体系，使民间的思想道德教育呈现宗法性的鲜明特征。四是文化性层面。把思想道德教育渗入到民众文化生活中去，对社会性的文化生活进行思想道德导向。

二、帝王直话天下臣民

清初统治者自知以满治汉的艰难，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清醒，采取怀柔政策，通过教育感化以化解反清意识。清入关后即告示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深得民心。顺治帝年轻，作为一个开国元首，初登帝位，面对多事困境，求治心切，誓做圣王明君意识强，他以古圣王为楷模，以沟通君民、争取民心为第一考虑。他几次颁布罪己诏，下罪己谕旨，并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向天下百姓引咎自责自罪，以此告示世人自己治国的诚谨与努力，以安抚天下百姓。面对灾异、民困、动乱、党争等非常事件，都以为自己不德之过，主动承担责任，表明政治责任感与治国真诚心，可谓向天下推心置腹，真诚动天下。他甚至要求奏章移文不得称“圣”，以为国未治好，内外称圣，难以自安；并以岁歉民饥为由，不接受“朝贺”。顺治帝死之前留下罪己诏，坦陈自己14条罪错，表明对天下的一片真诚，也是得人心之举。清初顺治帝对天下的坦诚，不以尊严树威于众，而以真诚取信于民，对清初稳定天下、安抚人心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显示了清初统治者君心开明的政治品性。

清朝前期帝王都比较注意直接与臣下、百姓对话，直接参与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康熙、雍正身为皇上之尊，亲自挥毫精心撰写思想道德教育教材，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诚心劝诫在朝官吏，“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尔等各宜自勉”。可谓直面百官，苦口婆心，殷殷教导。康熙帝曾多次到太学向学生直接讲授经书，开展思想教育活动。雍正曾作《庭训格言》，阐述为君为臣之道，以促君臣自诫自律。

三、组编经典教材，强化理论规范

康熙下令组织编写《朱子全书》66卷，重刊《理性大全》、《性理精义》，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经典教材，把《四书集注》作为思想道德教育范本，不准任何人提出异议。康熙皇帝还亲自为书院书写匾额“大儒世泽”，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康熙还为《朱子全书》写序，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至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释《大学》则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无不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由此可知，清朝统治者把程朱理学看成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思想，要把天下人的思想都纳入理学轨道。康熙帝认识到朱熹“主敬”思想的治国价值，以为主敬是人主临民最重要的道德修养工夫和心理品质。康熙曾撰写《居敬行简论》，他认为，“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惧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惧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他深深感受到，临民应以主敬为本，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万年之患。

雍正时，略有变化，强调“三教并重，视为一体”，以为三教“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三教之道都是导人为善，雍正的这种思想导致儒学思想的主体地位的弱化。乾隆的“治统原于道统”意识明确，也推崇程朱理学，于乾隆五年下诏说：“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四、宣讲《圣谕》使圣意直达乡里坊间

清朝思想道德教育中一个很有效的举措是，宣讲圣谕直达民间，向全社会进行政治思想灌输。顺治九年即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钦定为“六谕卧碑文”颁行天下，以“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总则，以行政手段强有力地在社会上推行，每月朔望集齐百姓宣讲《钦颁六谕》。康熙扩充为《圣谕十六条》，并下令照例每月朔望通行讲解。雍正对这十六条逐条详细解释，形成百万言的《圣谕广训》，作为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性教材，标志着清朝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化理论体系的形成。毛礼锐的《中国教育通史》说它几乎成了“清朝的圣经”，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

《圣谕》中的“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节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民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诛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就是当时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从此社会上出现了“覃敷文教，比户皆弦诵之专”、“久道化成，风移俗易”的景象，雍正希望借此以“共勉为谨身切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圣谕广训》序）。各地一般都注意联系实例宣讲，宣扬以孝为本，以和为贵，不涉虚文，不拘一格，不姑息，不速求，坚持徐徐化导，易为百姓所接受。同时还编制了辅助性教材，如雍正朝的山西盐运使补编为《圣谕广训直解》，通俗生动，还针对妇女、儿童、文盲，编制《圣谕图解》，以有利于化导普通的平民百姓。

清朝把《圣谕广训》的宣传教育情况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官员都有旌善惩恶的社会责任。河南官员田文镜说：“牧民之道，不外教养两端。而劝导之法，全在良有司干之以诚，要之以久，而后默化潜移，着有成效。”思想道德教育要抓住教养两端，一以至诚，二以持久，就会有效，这是地方官普遍意识。由于上下的重视，《圣谕广训》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有直讲、背诵、俗讲、注解、图解、艺唱等多种形式，因此社会辐射广，童蒙耄耋，士农工商，无不受到教育，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伊里布《广训衍跋》中说：云南每月讲《广训》，“见城市人民环集听之，有动容者，有点额者，有咨嗟不已者”。《四库全书部目》提要中也说：“迄今朔望宣读，士民肃听，人人易知易从。”内容周详剀切，听者无不油然感动。由此可见，其宣讲圣谕不是停留在一些理念上，而是联系实际，把儒家经典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生活化，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易于普及到全社会中去。

五、以“乡约”“谕俗文”在乡间开展民俗教化

清朝在社会底层民间乡里有一套较健全的思想道德教化规范，主要依靠地方乡绅凭借其社会声望与权力依托，实施对平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他们得到了权力的保护，成为地方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力量，在社会教化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们，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道德劝教活动是难以开展的，乡绅的圣谕宣讲、法律宣传与道德导引在社会底层很有渗透力。

清朝乡间的教化活动有多种形式：

一是劝善文。清朝社会上的劝善书一类的普及性道德宣传教育读本很普遍，其主题是劝导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到了“遍于州县，充于街衢”的程度，流传很广，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优化，在社会道德教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流通善书说》中讲到，“顾善之途不一，莫善于流通善书，何则？善书的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以化千万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万邑；可以劝一世，并可以劝千万世，非比他端善举，第可限于一方，拘于一时也，……流通善书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也匪浅”（深山居士辑《暗室灯》）。因为流通性大，其劝善作用超越时空。时有尤侗的《戒赌文》，颜元的《唤迷途》，姚廷杰的《戒淫录》，周梦颜的《欲海四狂》。惠栋的《太上感应篇笺注》，流传广，影响大。姚杰的《教孝篇》劝谕人们全天性以乐其生，私兄弟以慰其心，训妻子以解其忧。清雍正二年编的《文昌帝君功过格》，还有《当官功过格》、《戒淫功过格》等，很有教育创意，不仅陈述民意功过规范，且提倡对自己的道德意识与行为进行自我量化评价，其序中说，“善恶者，功过之未形者也；功过者，善恶之已见者也。人性有善而无恶，奈何多过而鲜功？皆由一念敬肆之分，而天堂地狱遂判。入乎善则为圣贤，入乎恶则为下愚”，要求人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顺治时有基层官员作《劝民歌》，颇有社会影响。这些劝善教育虽然以家庭教育为主，宣扬百善孝为先，但既是针对民众的，也是针对官绅的，更有针对时弊的，因此既在意于提升平民道德素质，也在意于改善社会道德秩序。教育的思想依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切合社会心理需要。

二是乡约。乡约是乡间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是对乡民道德教化、思想控制的重要形式，其主导力量是乡绅。乡约是指民间的公共契约、乡规民约，也是指宣讲圣谕、政令的教化制度，还是息盗安民的乡间自我教育、管理组织。其主要功能是宣讲圣谕，旌善惩恶，移风易俗，以正人心。清代“高平乡约碑刻”，推动了社会的诚信；“箭头村劝善碑”、“团池东村息讼碑记”、“游太琛严禁乞党恶讨告示”等，在社会的思想导引、道德教化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月朔望乡约聚会都以宣讲圣谕为主，同时评善恶，接受乡人督察评论，是法律与教育的中介，具有思想道德言行的规范作用。在乡村中既有倡导修桥铺路、扶贫济困等的慈善活动，也有禁赌、禁盗、禁嫖娼、禁械斗等专项的思想道德管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活跃。

三是族规。清朝乡间思想道德教育宗法性色彩浓重，民众聚族而居，族必有长，具有对族人的道德施教的权威，族长对年轻人可耳提面命；族必有祠，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场所；族必有规，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族规有很强的教诫作用。家族一般都主动承担道德教化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成为社会共识，家长则都以教育子女为人生至要之务，乡村耆老都积极参与到对下一代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中去。清王士晋《宗规》强调，要认祖归宗，乡约当遵，祠墓当展，族类当辨，名分当正，宗族当睦，职业当勤。明有善会，清有善堂，都是很有效的村族的思想道德教育场所。

四是民间文化。清朝关注民俗文学、乡间文化在思想道德导引中的作用。农闲时乡村演戏，男女老幼群聚往观煞是热闹。李渔《劝善金科·序》中说，戏曲劝善惩恶，“使天下担夫贩竖，奚女奴婢，亦莫不耳而目之，心而志之，恍如有刀山剑树之在其前，不特平旦之气清明，即夜梦亦有所惧而不放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图说、歌咏、韵文、农村社戏，其社会道德劝诫作用都非常明显。乡间文艺“凤阳花鼓”广受民众欢迎，清初民间流传的凤阳花鼓贬明拥清思想倾向明显，对清初的社会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乡间文化的导引也有利于化解“满人尚质，汉人尚文”的矛盾。

六、强调士人的思想道德教化责任

士为四民之首、一乡之望，上可为王国羽仪，下可为乡闾师表，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影响力，因此清统治者很重视对士人的思想制导，竭力防止因士之不端而至风俗不淳，以为整顿民风应从整顿士风开始。雍正时期对知识人提出两条要求：一是“以圣贤诗书之道开示愚民，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相率而归于谨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怀愧耻之心相戒”，“则民风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复古耶”。也就是说士人要承担对平民百姓的道德教化的责任。二是告诫士人勿沦为“钓名于禄”的“儇薄之徒”，社会舆论具有盲目性，“乡里小民，本无远见，议论一出，附和同声”，对民间“愚哄”，士人应予以引导，士人自己也要恪守本分，“自今之始，不士者务洗从前多事之习，闭门力学，以期上进，处为良士，出必为名臣”。士人只要自己读书做学问即可，要改“多事之习”，而百姓只关心“日用饮食”即可，“此外皆非尔百姓所当与知也”。把士人制控在道德教化之中、伦理纲常之内，以此营造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