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为先”主导思想的确立

第一节　“教化为先”主导思想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是清朝的满族入关之后，面对强大的汉族与先进的汉文化，在严峻的满汉思想文化冲突中，不能不悄然地以汉文化消解自我。

一、确立教化为先的治国大纲

黄宗羲用“天崩地解”四个字概括清朝所面临的时代特征，可见社会危机之深重，表现为统治者的执政危机、平民百姓的生存危机，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普遍性存在的思想危机。而且清统治者自恃武功定天下，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政权之野蛮，遗祸之惨烈，在人民大众中留下深刻的心灵创伤，表明了满汉思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之复杂与深刻，呈现出以满治汉的无穷艰难。清初统治者多尔衮与顺治帝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致力于追寻治国安民之道，终于确认教化为本、教化为先的治国思路。

顺治六年（1649）5月12日，尚未亲政的顺治帝在殿试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入主中原以来，满汉并未异视，但远近百姓，犹未同风，难道是因为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然不同吗？二是一心想使满汉融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呢？三是近来顽民梗化，不轨时逞，假如派兵以武力解决，则易伤及百姓，使社会不安宁，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则坏人又会荼毒良民，真要使之革心向化，盗息民安，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采用呢？（见《顺治朝实录》卷四十）。可见，清初统治者满脑子所思考的是“满汉畛域”的问题，即满人汉人之间的思想文化隔阂，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清统治者从历史经验中找到了通过教化以正人心、厚风俗的思路。

康熙帝完成了从重武尚战向文治教化的过渡。他多次申述了以“教化”为本的施政纲领。他说“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康熙九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尚在教化”。“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原”（康熙二十一年），“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康熙五十三年）（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一直认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教化以先之。他认为法令只有禁于一时之效，而教化则有维持久远之功，如果只是依靠法令，而不以教化放在优先地位，则是舍本逐末之务。“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康熙《礼记注疏》卷五十五）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使民具有“格心”而非“遁心”。所以，清朝倡导主动教育、强制教育，注意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

二、遵循大一统的思想路线

清初统治者头脑比较清醒，一开始即遵循大一统的思想路线，强调中外一家、华夷一体。大力推行“满汉一体”化政策，以形成并强化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局面。清人从努尔哈赤开始，就积极地在思想文化方面向汉人靠拢，清朝的开国皇帝从明代统治时间之长意识到“明初规模详备，数传而后，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的内在原因，即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力。因此一开始就断然作出汉文化目标选择与明朝思想政治建设经验借鉴，这对清朝入关主政后很快大局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清初统治者认识到，“古今帝王必留心圣学，乃能兴起太平”，“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于是制定“崇儒重道”的朝纲国策，以走文治之路为社会性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方略，以思想上的统一巩固政治上的统一，以儒之忠君意识淡化民族矛盾，期望以“广格心之道”实现“观道化之成”。康熙帝曾亲赴曲阜孔庙，向孔子行三跪九拜大礼，并书“万世师表”巨匾，决定重修孔庙。清世宗于雍正十一年（1733）也曾明确申明，“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其所申明的是，虞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不分民族，以德为王，满汉一体，满汉同风，同享太平，其所流露的是一派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的欣然之色。

三、重振程朱理学思想的主导地位

清统治者出于清朝政治稳定与思想重构的需要，视朱熹为孔孟之后最大的思想权威，以复兴程朱理学为抑制反清意识的思想武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大力开展程朱理学思想的教育，强化人们的思想上的理学依附，才能有效地淡化广大士人中的反清意识，才能化解百姓中的反清情结。

清初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国学，把理学思想作为巩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与思想武器，强调以“四书”“五经”治理国家，统驭万民，以此为政权巩固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与伦理环境。康熙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政治的基础是思想。他认为“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时人认为，朱熹是孔孟之后第一人，没有第二人可与比肩，朱子是天下的朱子，是万世之朱子，把朱子思想抬到“天下”“万世”之宗的程度。理学思想不仅有很高的政治价值，更有很深的修身意义，康熙帝认为理学之书为立身之本，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不可不学，不可不行，依靠理学才能施仁政于天下，才能使远者柔而近者怀。因此清统治者把程朱理学思想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作为施政的思想纲领，思想教育要把理学社会化作为主目标，其主旨是共存天理，同守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