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

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

早年他是叱咤风云的战将，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制造个人迷信，搞“左”的一套；“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莫大损失。最后叛逃出国，折戟沉沙，身败名裂。

毛泽东评点原文

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2]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3]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4]

林彪简介

林彪（1907.12.5～1971.9.13），军事家。原名林育容。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到武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营长、团长。1929年春，随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任第1纵队司令员，翌年6月任第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同聂荣臻等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3月2日行军途经山西隰县时，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误伤，返回延安。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1月回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解放东北的重要战役，领导建设东北解放区。1948年冬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指挥所部进军中南。任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自1945年6月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55年4月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下达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卒年64岁。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试析

林彪原名林育容，是在他大哥林育南的带领下参加革命的。他从黄埔从军后，以其聪明才智和多次战功累迁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成为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令国民党将领闻而生畏。林彪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为毛泽东所赏识，晋升很快。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才24岁，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才27岁，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时不过31岁。他不仅参加指挥了红军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大战，还参加指挥了辽沈决战、平津决战、渡江战略追击和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1955年毛泽东为十大元帅授衔时，林彪排位第三，年方48岁，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时年51岁。

客观地说，林彪在历史上是个战将，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不仅毛泽东对他做过多次表扬、鼓励，而且陈云、杨尚昆、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林彪叛逃后多年仍然对他做了某些肯定。

1983年8月9日，陈云在《对编写〈辽沈战役〉一书的意见》中说：“战役参加者的作用，战役的组织、指挥，这些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1985年3月13日，杨尚昆在《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史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强调：“对于历史人物，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比如，我们军队的两个元帅，一个是彭德怀，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彭德怀说得一无是处，但历史上的彭德怀并不是这样的嘛。另一个是林彪，他最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但不能因为他叛国，就对他一概否定，而不做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

同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室将“林彪”条目释义送交黄克诚审查。黄克诚发表长篇谈话。他说：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

“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林彪，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央常委中年龄最轻（1966年林彪59岁），更主要是因为他长期拥戴毛泽东，“突出政治”，而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需要军队的支持。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努力宣传毛泽东。在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有分歧时，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1959年讨论彭德怀的问题是这样，1962年初在许多人怀疑“三面红旗”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拥护毛泽东。在军队建设上，他搞了“突出政治”一整套。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对林彪的做法予以肯定和推荐。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5]林彪因被毛泽东视为正确而进一步受到器重。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亦即“毛主席同意我同意”。他在讲话中想出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不仅充斥“高举”、“紧跟”、“突出”之类的词语，而且颇多“警句”。

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楼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手握《毛主席语录》上下挥动。1966年林彪送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言，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

有一次林彪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紧跟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的政治态度。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种种原因，林彪也曾经注意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

例一，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在一份军内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书就向林彪报告。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旁说：“这一条不能勾”，并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彪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下面立即执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开始时互相勾结，待到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尖锐。毛泽东起初试图调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但后来却愈演愈烈。

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但林彪野心膨胀，急于抢班夺权。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坚持设国家主席，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当毛泽东对他们严肃批评，试图挽救他们时，林彪集团阳奉阴违，最后发展到企图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当阴谋败露后，他又仓皇叛逃，最后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要借重林彪及其领导的军队，但毛泽东一开始对林彪也是有所警惕的。特别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政变的问题，引起了他的不安和忧虑。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过），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人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心境是很不平静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一人能左右得了的。

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由于江青、康生等人的建议和坚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新党章。

“九大”以后，叶群怕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泽东，又担心“接班人”的地位不稳，怕权力被江青、张春桥夺去，特别是有一次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曾提到张春桥，引起了林彪的疑虑，滋生了“抢班夺权”的念头。

1970年春，中央酝酿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4月11日，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同意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用三国故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不再任国家主席，坚持不再设国家主席。林彪持不同意见。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可是，叶群伙同吴法宪等人，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结果在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出现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陈伯达，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实际上是对林彪的间接批评和挽救。会后，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被迫作了检查。而对林彪则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针。1970年年底，周恩来专门带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望了林彪。路上，周总理对李德生说：“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目的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批陈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后，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1971年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林彪听后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

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等人在会上搞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一次的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了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的谈话，起了防止党内高级干部因不明底细而盲目地跟着林彪走的作用。

林彪一伙获知毛泽东的重要谈话后，十分惊恐，决定下手谋害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的警觉，改变行程，使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毛泽东于9月12日下午4时安全回到中南海，林彪一伙则于13日凌晨仓皇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开始对林彪着意栽培，逐级提拔，委以重任。当林彪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而困惑时，毛泽东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予以解答，帮他在困难时树立信心。在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重要时刻，林彪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的错误建议，毛泽东不予计较。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将军队工作交给林彪负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将他视为“亲密的战友”，作为接班人培养。在党的九大上，还破天荒地把林彪作为党的主席接班人写入党章。及至发现林彪的问题后，毛泽东尽心地批评、帮助，希望能将他挽救过来。然而，林彪最后走向自我毁灭。不仅林彪本人的下场是可悲的，更重要的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莫大的损失，留下了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16日《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4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引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96～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引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4]引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80～18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5]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4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