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同志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李立三同志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李立三同志虽然犯了错误，毛泽东对他还是真诚团结的，李立三本人改正错误也是认真的。

毛泽东评点原文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2]

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3]

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在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斗，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4]

李立三简介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3年考入渌江中学，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状况表示忧闷和不满，并领导了学生罢课驱逐反动校长的活动。1915年后先后在长沙长郡中学和广盖中学读书，此间响应毛泽东“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示，开始了同毛泽东的交往。1918年回家乡任小学教师，随即到护国军程潜部当兵。1919年到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勤工俭学学生领袖之一，和赵世炎、蔡和森等一起领导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因此事，他和一部分留学生1921年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回国后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罢工中，他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口号，与刘少奇一起和资方进行了机智的斗争，使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1923年3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4月调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地区工人运动。1925年5月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12月出席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就所谓职工运动“过火”问题同陈独秀进行辩论。1927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兼全总党团干事会书记。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他是五人政治局常委之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转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他还在《中央致四军前委的信》中批评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完全是农民意识”，命令红四军攻打南昌。随后又加紧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并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它在党的领导机关统治了4个月之久，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他也被免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认识和改正了错误。1930年底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赴苏联学习。193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被派往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称苏联外文出版局）任中文部主任，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译工作。1938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运动中，被苏联指控为日本特务而遭逮捕，在苏联坐牢一年零九个月。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1月回国，参与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工作。在1947～1948年期间，还负责过东北局翻译组工作，组织了毛泽东著作和中央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对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作出了贡献。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负责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主动检查过去的错误，受到中央表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他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运方针，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在组织工人阶级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后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自己处境困难，仍然坚持正义，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揪斗刘少奇的凶焰，实事求是地说：“我三个阶段同刘少奇一起工作，没发现他有什么大问题”。1967年6月22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震在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试析

毛泽东评论李立三，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又主要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的。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对自己过去的历史经验有进行深刻、系统总结的必要。因为党在经受几次错误路线统治之后，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则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肆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停止了李立三的冒险计划和错误路线，但它偏重于追究李立三的个人责任和对他个人的组织处分，而没有找出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如今，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如果再不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出总结，党就不能担负起组织和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解放全国人民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党已经有了深刻总结自己历史经验的可能条件。从主观上看，经过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并为全党所接受，这就为系统地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纠正过去所犯错误准备了政治条件和思想理论条件。从客观上看，红军长征的胜利，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壮大，党和红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都有了合法存在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开始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李立三就是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着重评论的一个党史人物。

毛泽东评论李立三的意图主要是两个，一是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包括对他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危害及纠正过程作出全面的分析，以便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在这里，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关于立三路线错误的性质。他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便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在经他审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个论断。这就突破了以往的分析和定性，过去在批评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不是批他的“左”倾，而是批他的右倾。譬如在纠正“立三路线”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仍然肯定反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倾向，王明等人把持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在党内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从而导致一方面终止了立三路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比立三路线更“左”、危害更大的王明路线。而毛泽东在批评立三路线的错误时，不是像王明那样从主观臆断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李立三所犯错误的事实作出关于他所犯错误性质的正确判断，从而为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找到克服的途径确立了基本的理论前提。第二个突破是在分析李立三所犯错误的根源上的突破。王明时期的中央采取惩办主义的办法，着重追究个人责任和对犯错误者的组织处分，而不去分析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则相反，他不仅分析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表观，而且深入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就在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毛泽东分析说，党内这些“左”倾错误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表现特点。克服的办法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改造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的分析使全党对于立三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使全党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毛泽东评论李立三的另一个意图，是全面评价李立三同志的历史功过，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团结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李立三在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谈到李立三，只知道“立三路线”，而很少有人对他作过客观公正的评价，李立三自己甚至也常常主动地代人受过。毛泽东肯定李立三过去的历史功绩，一方面是为了全面地评价一个重要的党史人物，另一方面也是给党内一个信号，即要正确地对待犯过严重错误的党的负责同志，给犯过错误而又决心改正错误的人以政治生命和生活出路。这也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决策。因为我们党曾经吃过这方面的苦头。陈独秀犯错误之后，当时的中央把他一脚踢开，结果差点造成党的分裂，陈独秀利用他的威望又搞起了自己的组织，党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处理好他的问题。瞿秋白、李立三犯错误之后，党中央也采取了简单的办法，让他们离开了中央的工作。这样做的后果，同样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毛泽东总结这一教训，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中指出：“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他甚至认为，新的中央委员会里，也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中央委员会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不恰当。为此，毛泽东再次提到李立三，肯定并介绍了他的历史功绩。这充分表明党的大度和团结，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由于毛泽东的推荐，根据七大的选举方针，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李立三等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被选进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实践证明，党和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摘自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9～9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4]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