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商鞅是著名改革家，其功昭昭，而个人命运却很悲惨。19岁的毛泽东撰文，赞颂商鞅，进而忧虑民智民德。政治思想，初露端倪。老师给他的作文打了100分。

毛泽东评点原文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1]

商鞅简介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姓公孙，卫国贵族出身，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因后来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称“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未能重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礼循无邪”，孝公不为所动，封商鞅为左庶长，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下令变法。初次变法见成效后，又于公元前350年再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是：

(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

(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罚做官奴婢。

(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

(5)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6)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

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置于国都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无人响应。他又将奖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

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反对变法的贵族祝欢，并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商鞅执法敢于不避权贵，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秦孝公因商鞅变法有功，升其为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迁至咸阳，并第二次下令变法。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国。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卬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卬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掌权19年)，因鞅执法较严引起秦国贵族的怨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惠文王继位，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卬曾中其计而丧师，因而拒不接收他。商鞅不得已而返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而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文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虽死，其法未废，秦国的国势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有《商君书》(24篇)传世，《史记》卷68有传。

试析

商鞅为了推行新法，徙木取信于民，是历史上一则很有名的故事。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为此感赋《商鞅》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情节相似者，还有《韩非子》中吴起徙东辕、赤菽立信的故事。

毛泽东评价“商鞅之法”是“良法”，肯定商鞅是“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见于他在19岁当时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原文写道：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这篇作文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区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在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19岁。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发表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民众。他肯定商鞅是中国四千余年历史中“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之法是为“战胜诸国，统一中原”奠定基础的“良法”。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新法理应得到民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得不通过悬赏徙木以取信于民，方可推行新法。于是毛泽东对此而慨叹人民的素质太低：“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鲁迅就是力主改造国民性的，他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如“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等人，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毛泽东当时这样感叹“吾国国民之愚”，可能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他曾经用心阅读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论》长文。该文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梁启超这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当时影响很大，青年毛泽东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虽然是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也是深刻的，有见地的。提高国民素质，厉行革除弊政新法，永远是历代统治者的重要任务。

当年批阅毛泽东这篇作文的教师，对文章十分赞赏，打了100分，并批给同学“传观”。这篇571字的短文，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这些评语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有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总评道：“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评语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应该说这位“涤盦先生”是有眼力人，他预见毛泽东“自有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这一预言后来果然应验。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12年《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