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

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

毛泽东爱读三国。他读《三国志》比读《三国演义》要迟些。

1912年，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求学，在此期间，他初读《资治通鉴》，开始接触三国史事，后又接触到《三国志》，从此爱不释手，读了六十多年。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读，在《讲堂录》笔记里，记有“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7页）此间讲及三国人物，其中司马朗，乃司马懿之兄，见《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又以为宜复井田。”此时的毛泽东，虽不能确定是在读《三国志》，但已接触三国史当属无疑。盖《三国演义》诸小说中未提及有司马朗和井田事也。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志》作为史书，许多人物和史料被《三国演义》所吸取、改造和加工，写进了《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中，所谓是“七实三虚”，其中“七实”就是来源于《三国志》和裴注。见于此因，非专业三国史者，也很难区别“七实”、“三虚”之分，即何处源自《三国志》，何处被《三国演义》所衍生、增添，通常还会将两者混淆，即使如熟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因此有学者称：“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书，他实际上把它们当作一部书了”（《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1994年第8期）。如他曾将神医华佗之事说成出自《三国志》。据沈同回忆：毛泽东认为《三国志》里记载的华佗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药学家，经常给穷苦人民治病，并且还给蜀中的大将关云长治疗过箭毒，以刮骨、疗毒的手术救了关云长的性命。（《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40页）此处华佗为关云长治疗箭毒故事，见于《三国演义》，乃小说家言，盖华佗本人早于此数十年已被曹操杀害了。

当然，毛泽东也常用《三国志》中的史实解《三国演义》之谬误。1955年11月，他在杭州和茅以升谈话时，得知他是江苏镇江人，就说：“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这儿招亲，实际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中国桥魂——茅以升》第132页）有关这段史事，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因为读《三国演义》者往往会视此书为史书，而把它当作正史来读。所以，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专门就此事在武汉东湖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鲁笳等四人座谈。

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死时三十七岁，那时诸葛亮才三十岁，即比周瑜小七岁。”在此次谈话中，他还谈及论述三国人物必须参照《三国志》，并当即以对曹操的评价为例指出：“《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

毛泽东还说，《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志》脉络分明，文笔精美、隽永，深为毛泽东青睐，曾多次向亲属和周围工作人员推荐，要他们作为历史学习，认真细读。

毛泽东论说《三国志》了若指掌。当别人提出这么多的三国人物、事件，难以记得那么清楚时，他就说：“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当评论员，就是要作分析、讨论，不能人云亦云。

批注颇具史家的明睿

毛泽东曾精读《三国志》各卷，因此对其中内容非常熟悉，经常于细微处见功夫。

1951年底，毛泽东在听取济南市市长谷牧汇报后，闲谈诸葛亮。当谷牧未能回答诸葛亮为什么姓诸葛时，毛说：“你读过陈寿的《三国志》吗？《诸葛瑾传》里头有个注，说明孔明的先世本姓葛，原籍诸城，后来移居阳都（即临沂，治所在今沂南县）。当地葛氏是大族，排外性强。孔明的先人因本祖来自诸城，故自姓诸葛，以别于当地葛姓。后代相沿，就姓了诸葛。”（《党史信息报》2002年10月16日）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读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喜欢在书的天头、地脚作批注。他在家藏的《三国志》的很多纪传中留下许多阅批的痕迹。从现在所见他直接写在《三国志》中的批注，就有十六处，其中《武帝纪》就有五处，《陆逊传》有三处。毛泽东对东吴诸臣很有兴趣，还为虞翻、鲁肃、吕蒙、陈武、全琮、吕岱等传写有批注。这些批注都颇具史家的明睿，别出卓见，引人深思。如《吴书·鲁肃传》，卢弼称胡三省所注鲁肃家乡临淮东城，误；其实卢注亦误，所以毛泽东批语有“卢注亦不确”；又就卢注《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毛泽东批语：“《一统志》明指凤阳。”《吴书·吕蒙传》称吕蒙与孙权对话，“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为纠正此说误处，毛泽东写有批语：“《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吴书·陈武传》写孙权特赦无难士施明，但诛戮其党，批语：“何不并其党赦之。”《吴书·虞翻传》，虞翻坚持杀亡虏于禁，但于禁却赞叹虞翻，毛泽东批语有“此事翻不如禁。”《吴书·骆统传》，毛泽东又有批语：“买壮丁”、“振古如斯。”《吴书·吕岱传》说吕岱至交州、诛杀士徽兄弟，毛泽东批语：“杀降不武。”

当然，他更多的是在书中作圈圈点点。像读《三国志集解》的《武帝纪》，就卢弼对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之评注处，差不多都画了圈点，还在天头写有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在读《诸葛亮传》裴注《汉晋春秋》擒孟获和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时，他也加了很多圈，并称赞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因为太熟悉《三国志》了，毛泽东也有用三国志人物、事迹和文字为其他书作批注的。如他读欧阳修《为君难论》，不同意其所说“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批语有：“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他读苏洵《权书·项籍》，就批评诸葛亮守西蜀事，批语有：“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读《南史·韦叡传》，因传中言韦叡办事谨慎，部将讥其示弱，韦叡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大加称赞，批语：“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泽东在读了《三国志》后，经常在谈话和文章中提及，像批评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称赞“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史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此类评述，比比皆是。

《三国志》不错

毛泽东很关心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读书。他多次号召干部们读一些书，也曾谈到《三国志》，并要他们读《三国志》里的几篇传。

毛泽东掀起的读《三国志》的热潮，是在1958年提倡“大跃进”的非常年代。古为今用，他向干部推荐的三篇列传，也都是在这个特定时期推出的。

《张鲁传》，他在列车上反复地读了几遍，又在郑州会议上谈了一番。11月在湖北武昌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十几天后，他还就此传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三天后，又重新写了按语，说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篇文章被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

他介绍大家读《郭嘉传》。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的谈话中，毛泽东多处提及郭嘉，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据陶鲁笳回忆，在此期间的毛泽东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十分赞赏孙权所说的“吕蒙勇而有谋”。1958年9月，在宁沪线列车上他对张治中就《三国志》谈到《周瑜鲁肃吕蒙传》。毛泽东说：“这个合传，特别是吕蒙部分，不可不看。吕蒙是行伍出身，以后孙权劝他念书，做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又号召读《吕蒙传》，说：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借吕蒙读书笃志不倦、颇见成效事，勉励高级干部重视文化学习。

毛泽东常说：“《三国志》不错，看起来很有意思。”

他也常引用《三国志》史传，以开导干部。

有一次，他与王震谈《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的话“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即以此勉励：“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

毛泽东晚年仍注重读《三国志》。1973年，根据他的布置，上海组织学者注释《魏书·张辽传》、《魏书·张郃传》和《魏书·夏侯渊传》。其中在2月7日布置注释的《张辽传》、《张郃传》，于同年5月1日完成，与同时布置注释的《旧唐书·李愬传》合订一册，大字印刷十五本上送。

毛泽东善于运用《三国志》，使《三国志》也古为今用，成为人际交流感情的载体、教育开导干部的工具。

把曹操看作正面人物

《三国志·魏书》卷一有为曹操立传的《武帝纪》。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操评价是非常高的。陈寿所评见于《魏书·武帝纪》：“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毛泽东读《三国志》，很赞同陈寿对曹操的评价。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指出：《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毛泽东对曹操的评述，通常就是按《武帝纪》行事的。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了殷墟，该地周边是当年曹操主要政治中心之一的邺城故城（今河北临漳）。他面对北方的漳河说道：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又说：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属魏国。西门豹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204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都为魏都。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至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五十二年。曹操在邺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著名的三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修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魏都赋》，对邺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基础。（《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232—1234页）

1954年夏，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赞扬曹操，称赞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并肯定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东汉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当时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并获得恢复、发展的历史功绩。

1959年，毛泽东在读了历史学家翦伯赞于《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后，又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还据史评论曹操等人物。1959年6月，他在和吴冷西谈新闻工作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页）

毛泽东始终肯定曹操的功绩。1975年，他对北京大学讲师卢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残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曹操打下的基础。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

《三国志·魏书》卷六有《袁绍传》。毛泽东读《袁绍传》后，多次把袁绍作为负面人物典型来开导、教育干部群众。

袁绍（？—202） 东汉末年军阀。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北）人，字本初。世族官僚出身，曾率兵讨伐董卓。在与地方割据集团的混战中，据河北四州（冀、青、幽、并），兵多地广。公元200年在官渡为曹操所败。后病死。

东汉末年军阀林立，在凉州军阀董卓垮台后，就以盘踞河北四州的袁绍势力最大。袁绍出身于贵族世家，刚愎自用，志大才疏。毛泽东对此人颇为鄙视。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他同时又说，蒋介石也是见事迟，得计迟。并举了1948年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失败的例子，以资说明。几个月后，毛泽东在浙江杭州西湖刘庄，和秘书林克又谈起《三国志》袁绍其人。他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接着又引用《魏书·武帝纪》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同年6月，毛泽东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页）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了上述曹操批评袁绍的一段话。不久，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胡乔木等谈话时又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多次提倡要多谋善断，他要干部不能学袁绍。1971年11月8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就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刘表“虚有其表”

《三国志·魏书》卷六有《刘表传》。

刘表（142—208），东汉末期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人，皇族远亲。由大将军何进举荐为北军中侯，后出任荆州刺史，得地方宗族蒯氏、蔡氏支持，并与控制长安的李傕、郭汜结盟，遂以坐大，为荆州牧，与南北军阀相持，所据地区比较安定，四方百姓纷纷前来避乱。后病死，其子刘琮降曹操。

毛泽东对《魏书·刘表传》读得相当认真，切中要害地写了五处批语，评论了首鼠两端、貌为中立的刘表。

《刘表传》称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读了，观其行迹，颇不为然，就其名批注有“虚有其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刘表传》称：“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后来，刘表又与挟天子于许昌的曹操交好，于袁曹间中立，裴注《汉晋春秋》有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刘表于中原逐鹿之际，抱骑墙观战姿态，是难以持久的。所以毛泽东读到此处，加以批语：“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刘表传》又称：“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到此处，加以批语：“中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页）

刘表的“中立”，点明他的圆滑，明眼人看得都很清楚，但在两强间持“中立”态度，最后仍是不能“中立”的。

毛泽东在读《刘表传》时，还用两条批注赞赏了曹操的有所作为，批判了刘表。一是在裴松之所引的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聚众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了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很不赞成。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二是在后人卢弼《三国志集解》中，说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长沙张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又在天头上作了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1965年，叶剑英赋七律《远望》一首。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对其中“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两句尤为喜爱。“景升父子”即指东汉末年割据荆州的刘表、刘琮父子。刘表字景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称：“（孙）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曹操）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父子若豚犬耳！”

张鲁“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

《三国志》卷八有《张鲁传》。

张鲁（？—216） 东汉末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字公祺。继祖张道陵、父张衡为五斗米道首领，称师君，据汉中达三十年。在当地设“祭酒”以治理百姓，犯法者宽宥三次，再犯行刑，轻罪者修路赎罪，关西百姓三万家避乱归之。公元215年，曹操攻汉中，张鲁退至巴中（今四川巴中地区），出降。

1958年，毛泽东多次读《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两次为《张鲁传》写了千字批语，在同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批语连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作为正式文件发给政治局成员和各省领导人。他对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张鲁五斗米道故事极感兴趣。当时新出现的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就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时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同年11月3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而只是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26页）几个月后，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又谈到了张鲁和五斗米道。他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忆毛主席》第111页）

12月7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为它写了一段长达800余字的批语，内称：“这里（指《张鲁传》）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2—143页）

三天后，即12月10日，毛泽东又为《张鲁传》写了一段近500字的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今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

毛泽东称张鲁是“农民领袖”，对张鲁的这个农民政权是非常赞赏的。且以张鲁故事为例，启示他人。1959年11月中旬，他在杭州西湖的船上，与警卫员谈及当时的形势时说道：“搞大跃进，我们不能过‘左’，但也不能右。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的生活尽快好起来，起码先要吃饱肚子嘛！难道我们还不如三国时候的张鲁？”（《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3页）

曹操诫夏侯渊“为将当有怯弱时”

《三国志·魏书》卷九有《夏侯渊传》。

夏侯渊（？—219） 三国时魏大将。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字妙才。初随曹操起兵，勇冠三军，独当一面。据守关中，败马超、韩遂。攻灭割据河西之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国宋建，威震陇右。后以征西将军守汉中，抗拒刘备。曹操曾诫以不可恃匹夫之勇，不听。后为刘备部将黄忠击杀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今亳州有夏侯巷，相传为其旧宅处。

夏侯渊是三国曹魏的大将，曹操倚为左右臂，主持汉中军政事务，作战勇敢。但他过于轻敌，终致阵亡。曹操知道他的缺点。《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称：“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诫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毛泽东很欣赏“为将当有怯弱时”这句话，在读《南史·韦叡传》时，当传中韦叡也说“为将当有怯弱时”，即在天头作了批语：“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3页）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提及“为将当有怯弱时”。

1971年10月，毛泽东就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将要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就防止骄傲的问题，谈了曹操的失误处。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说曹操“几败北山”，也打过败仗。毛泽东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可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20世纪70年代初，有关部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将《夏侯渊传》印成大字本，并由专家作了详细注释。

希望大家看看《郭嘉传》

《三国志·魏书》卷十四有《郭嘉传》。

郭嘉（170—207） 东汉末曹操谋士。颍川阳瞿（今河南禹州）人，字奉孝。初隶袁绍，以绍好谋无决，难于成事，遂归曹操。先后从征十一年，运筹策划，颇有奇功。后病死。

1959年春天，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联系《三国志》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评述。他讲得最多的人物就是曹操和他的主要谋士郭嘉。

3月2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极其详细地介绍了郭嘉其人其事：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二十七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三十八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若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才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今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三十八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还以蒋介石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来推崇郭嘉的多谋善断。毛泽东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他要求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办事要多谋善断，当机立断。为此，他号召大家要读《郭嘉传》。

同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引导与会者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毛泽东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接着又讲了郭嘉的故事。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向周围工作人员介绍读《郭嘉传》。据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要林克研究历史，还介绍说：《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等史书，值得读一读。并当即送给林克一本范晔的《后汉书》。毛泽东说：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他又说：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同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和李锐闲谈时，再一次提出：《三国志》里的《郭嘉传》值得一读。随即又说了郭嘉：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作“欲与共济天下大难”！毛泽东最后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可见毛泽东是多么向往郭嘉式的人才。

刘晔提出“放长线钓大鱼”

《三国志·魏书》卷十四有《刘晔传》。

刘晔（？—234） 三国时魏国大臣。淮南成德（今安徽寿县东南）人，字子扬。久随曹操，多出奇计。曾建议曹操取汉中后乘胜攻四川；在刘备攻吴初胜时，主张出兵灭吴；夷陵战役后，又力阻曹丕伐吴。魏明帝曹叡时，病死。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先后向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里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还有一篇就是《刘晔传》。刘晔是曹操的主要谋士，他先后仕曹操、曹丕和曹叡，是三朝元老。《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有1600字，全篇写刘晔历仕曹魏三朝故事。

毛泽东熟读《刘晔传》和该传裴松之注，对裴所注《傅子》一段极有兴趣：“《傅子》曰：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毛泽东在这段《傅子》的天头上作了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52页）

刘晔足智多谋，善于应变，替曹操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有的曹操采纳了、有的没有采纳。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谈了曹操的缺点，却赞扬了刘晔。他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357—358页）

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典出自《刘晔传》：“鲁奔走，汉中遂平。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同传裴注引《傅子》：“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

《三国志》卷三十有《华佗传》。

华佗（约141—208） 东汉末医生。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字元化。少游学，精通医术，尤擅长外科，又以“麻沸散”（麻醉药）开世界医术之最。提倡预防为主，创造“五禽之戏”健身术。后为曹操侍医。因回乡探亲，久久不归，被杀害。他当是死于邺城（今河北临漳）狱中，但今河南许昌、安徽亳州和江苏徐州都分别建有华佗墓和祠。又据陈寅恪称，华佗之“佗”乃梵语名医也。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医学家谈得较多的是华佗。华佗是东汉末期的名医，麻醉术的发明者，尤擅长于外科手术。毛泽东认为《三国志》里记载的华佗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药学家，经常给穷苦人民治病；并且还给蜀国的大将关云长治疗过箭毒，以刮骨疗毒的手术，救活了关云长的性命。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客人谈话时，就当时的保健工作说：“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55页）看来他是非常赞赏华佗的医德的。

在和群众的接触中，毛泽东经常把手术高明的医生比作是“华佗”，或者用“华佗”以指称医生。1934年秋天，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于都突然病倒，持续高烧。张闻天、谢觉哉急电召傅连暲前来，经他确诊是患恶性疟疾。在对症下药后，毛泽东恢复了健康。事后，毛泽东称赞傅连暲就是华佗。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读《人民日报》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写了《七律·送瘟神》，诗中有“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之句。在该诗后记中他又说，对消灭血吸虫“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毛泽东诗词集》第235页）后记中所提的“华佗们”，就是指广大医生了。

毛泽东读书很注重应用。他读《三国志·魏书·华佗传》相当认真、仔细。他对《华佗传》里记载的华佗养生之道很是欣赏。20世纪50年代，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对他的保健医生介绍：三国时有个名医叫华佗，给曹操治过病。他学老虎、学熊、学猴子、学鹿、学飞鸟的动作，编了“五禽戏”，这你应该知道吧？我看不错，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这都是仿生运动。人们有很多运动，都是从动物那里学来的，其实也是动物学动物。中国有螳螂拳、猴拳。你游泳的那蛙式，不就是从青蛙那里学来的吗？（《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第22页）也许是模仿“五禽戏”，毛泽东根据自身特点，自己编了一套自由体操：他缓缓地向前走，深呼吸，摇头，扭颈，有时屈伸肘腕关节，双肩前后交替转动，同时使腰部旋转扭动。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以活络全身关节，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刘备还是老头子挂帅

《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一有《先主传》。

毛泽东读三国，对蜀汉创业主刘备有褒有贬。1949年3月24日，他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介绍：刘备的野心大，从一个织草席、卖草鞋出身的人，经过二十几年的风雨搏斗、军阀混战，才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临时占领了湖北的荆州，后来又夺取了四川，总算站稳脚跟。但他认为刘备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故事，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要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他在讲了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又说：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

所以毛泽东认为，刘备晚年不行，有暮气。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就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刘备东征伐吴时，已是六十二岁了。

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就文中陆逊命各将士“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处，《集解》编撰者卢弼所引：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案，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

他读了此注，颇不为然，写有批语：“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点明了刘备的暮气：兵老师疲，孤军深入敌地，运输线太长，粮食供应不上，久之亦必败无疑；但却没有设计，兵出澧水流域，就地取粮，打运动战。这才是刘备东征必败的原因。

毛泽东对刘备能在四川立国很感兴趣，由此又谈及东征。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当谈及川汉线时，他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沙—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造的是北线。为什么当时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作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在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第276—277页）

毛泽东所说的这段黄权降魏故事，见《三国志·蜀书·黄权传》：“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及吴将军陆仪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诛权妻子，权知其虚言，未便发丧，后得审问，果如所言。”

刘备说他与诸葛亮是鱼水关系

毛泽东读三国，很欣赏刘备说的一段话，那就是刘备说他与诸葛亮是鱼水关系。

刘备说的鱼水关系，见之于三顾茅庐回新野后，“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929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就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据贺子珍回忆：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贺子珍的路》第152页）这种以鱼水关系比喻军民关系，毛泽东认为很恰切。据温济泽回忆：在延安上党的建设课时，教科书上第一课就讲，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毛泽东加了眉批说，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毛泽东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党和党员都看做不能离开水的鱼。（《缅怀毛泽东》第375—376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几次提及这段话。

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527页）1958年8月，毛泽东在赴郑州的专列上，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聊起中原文化和三国时期蜀汉文化时，又说了：我们党好比刘备，人民群众好比诸葛亮。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刘备得了诸葛亮一样，如鱼得水。（《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第11页）

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

《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五有《诸葛亮传》。

诸葛亮（181—234） 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字孔明。公元207年始，与刘备说“隆中对”，分析天下形势，制订踞荆益二州、联吴抗曹之策。成为刘备的主要助手。刘备称帝，封诸葛亮为丞相。刘备死后，诸葛亮辅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于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诸葛亮曾多次北伐曹魏，后病死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军中，葬于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后人辑有《诸葛亮集》。

毛泽东自读《三国演义》始，就对诸葛亮颇感兴趣。他很敬仰诸葛亮，诸葛亮是他一生中谈得较多的一位中国历史人物。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即是办实事、大事的人，并借用杜甫《蜀相》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抒发对诸葛亮的萦念之情。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精神。他自己也多次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呢！“鞠躬尽瘁，死后而已”（《三国志·蜀书》裴注引张俨《默记》作“鞠躬尽力，死后而已”。）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虽然毛泽东认为《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的手笔，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很能打动人。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就引用了“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40页）

诸葛亮在封建社会被奉为忠臣、能臣、贤臣。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写诸葛亮没有缺点。但历史上的诸葛亮，确有很多值得为后人借鉴处。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1950年4月，他在北京中南海对领导绥远和平起义的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的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此处所说的，见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诸葛亮传》中最为人传诵的当属“隆中对”，“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自古以来，多数人认为诸葛亮是“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也有极少数人不这样认为。如北宋苏洵认为诸葛亮为守西蜀之地，“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权书·项籍》）对此，毛泽东也有独特的见解，他审时度势，从作战须集中优势兵力，再不宜分军出战的角度指出“隆中对”实不可取。毛泽东在《古文辞类纂》所辑《权书·项籍》一文就诸葛亮出师不利作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是毛泽东对“隆中对”的批评。由于“隆中对”的战略方针，造成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夷陵惨败，乃至诸葛亮屡次北伐都因兵力不足而未能成功。

诸葛亮对孟获的七擒七纵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方法，即民族政策，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划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毛泽东把“七擒七纵”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方法。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之事，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1949年，当得知习仲勋说服青海省昂拉部落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又对习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汇报擒获贵州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事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与天宝（桑吉悦希）、瓦扎木基谈及有些民族地区出现有被俘的叛乱分子，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八擒八纵呢？据当时是凉山彝族代表的瓦扎木基回忆：当他向毛泽东汇报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说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用“七擒七纵”作比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再次引用了“七擒七纵”的故事。他说：“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子，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第182页）

1967年9月，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时，又说：“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207页）

毛泽东还认为，“七擒七纵”用在战争实践中能锻炼部队。他说：战争就是学校。司马懿打仗是练兵，七擒孟获也是练兵。（《红日照千秋》）

吕蒙“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四有《吕蒙传》。

吕蒙（178—219），三国时东吴将领。汝南富陂（今安徽阜阳）人，字子明。久随孙策、孙权。参加赤壁之战。曾听孙权劝说，多读史书、兵书，被鲁肃称为“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领军，袭破荆州（今湖北江陵）。授南郡太守。旋病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一次谈话中，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他就动摇了，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在曹操大军饮马长江时，东吴的文官要降，武将要战。吕蒙没有文化，却是主战派。毛泽东称赞了吕蒙的立场。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扬吕蒙认真读书的事。毛泽东曾多次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赞赏孙权论吕蒙的“学问开益，筹略奇至”，且在《三国志》作者陈寿于《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所评“吕蒙勇而有谋”的六个字旁加了密密的圆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高级干部读《吕蒙传》。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宁沪杭铁路线专列上，和张治中、罗瑞卿畅谈三国历史和人物。毛泽东说：《三国志》中《吕蒙传》不可不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建议，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迫使关羽败走麦城。毛泽东又说：吕蒙如不折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第61页）毛泽东还说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关羽进攻曹军手中的樊城，吕蒙用计谋骗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江陵），南郡太守糜芳投降。关羽的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的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伤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有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并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并对关羽派来的人予以优待，使他和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

毛泽东重视对《吕蒙传》的学习，要求罗瑞卿和公安战线上的干部都读《吕蒙传》。毛泽东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解放军报》1978年8月15日）他让罗找出《三国志》中的《吕蒙传》，请专家译为白话文，文白对照，印发给公安部局以上干部学习。罗瑞卿还在学习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吕蒙是孙吴大将，周瑜去世后，他协助孙权都督三军，日夜繁忙。孙权对他说，你现在执掌大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辞，说他“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不是要你整天读书当博士，但是应当涉猎书籍，了解往事。你说公务繁忙，能比得过我吗？我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开始发奋读书。后来鲁肃见到吕蒙，经过彼此交谈，鲁肃大为称赞地说，吕蒙才略大有长进，已经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了！吕蒙笑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你老兄何见事之晚乎！”（《历史瞬间》）

罗瑞卿传达的毛泽东说吕蒙读书的故事，见《吕蒙传》裴注所引《江表传》。

1972年，毛泽东曾在布置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并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以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八有《陆逊传》。

陆逊（183—245），三国时东吴军事家。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字伯言。江南世族。与吕蒙合谋袭取荆州（今湖北江陵）。吕蒙死，统辖全军，在猇亭（今湖北枝城北）击败蜀汉主力；又于石亭（今安徽怀宁、桐城间）大破魏曹休部。任荆州牧、丞相，镇武昌。后病死，子陆抗领兵。

吴蜀彝陵之战，是三国最后形成鼎立之势的一次大战。毛泽东把它作为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战例之一。东吴指挥这次大战的统帅是陆逊，蜀汉方面的统帅是刘备。毛泽东曾批评刘备亲临前线：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毛泽东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说他指挥的彝陵之战，和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著名战役。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刘备的错误战略谈到了陆逊。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对陆逊称赞倍至，对陆逊的非凡才智加以充分肯定。他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时在不少处作了眉批，当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之举，为东吴诸将所愤懑，他坚持不为所动，“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批了“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162页）等十个字。陆逊对刘备采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对此很是欣赏，比之为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好办法。陆逊在彝陵大胜后，未听从徐盛等乘胜追击擒拿刘备的建议。清学者何焯称赞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赞同此说，作了“何评有理”的批语。显然，他对陆逊在彝陵大战后作出的战略原则是肯定有加的。

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材料

裴松之（372—451），南朝史学家。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字世期。初仕晋，拜殿中将军。入宋，征为国子博士，后任中书侍郎。奉诏注《三国志》，开创注史新例。子裴骃亦以注史著称，有《史记集解》。

毛泽东爱读《三国志》，也爱读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文，即“裴注”。他予裴注很高的评价。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历史，而且反反复复地说。1960年初，他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后说：“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毛泽东在读《后汉书·光武帝纪》时，于天头写了一则批语：“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完成，注文有三十余万字，仅略少于原著。裴松之查阅了魏晋时期一百四十二家史籍，参考了二百余种文献，对《三国志》进行了补充缺漏、疏其详略、考信纠误式的全方位注释。这大大地充实了陈寿的《三国志》，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据现见他为《三国志》写的各传眉批，很多就是为裴注文字所作的。如《武帝纪》所引袁宏《汉纪》载汉帝诏，眉批：“此等语竟被利用。”所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诸奏章，眉批：“尧幽囚，舜野死。”对《刘表传》所引司马彪《战略》记有诱杀宗贼（地方豪强），眉批：“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全琮传》所引《江表传》载全琮密表，眉批：“都是废话。”等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0、141、162页）

《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魏晋时人所著史书，除极少数如《华阳国志》有完本，大多已失传。此中所引，很多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内容，如用于评论《红楼梦》王熙凤的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语，即出自《武帝纪》裴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时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曹操之言出自《武帝纪》裴注引《魏略》：“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又如《吕蒙传》所引《江表传》孙权劝吕蒙、蒋钦读书的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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