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启示，尤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58.）恩格斯本人也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这里的方法在方法论（methodology）层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在方法论方面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第一节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层面的阐释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如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原理来解析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理论框架。这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而对于这种历史观，马克思本人也作过解释：“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关于人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的理论。这些方法普适于社会历史领域，对各门社会科学都有指导意义，而且体现着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具有唯物史观的特色，因此，它们同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以及其他哲学方法区别开来，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具体阶段，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唯物史观分析，是从抽象到具体，同时也是个别体现了一般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是解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一个方法，同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史观的不可或缺的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解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变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根据确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资本主义主要的政治制度制定与运行。

（1）经济关系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核心，是全部社会历史问题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沿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商品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壮大这一路线，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形成，必然导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结果。前文所列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各阶级的博弈的论述，明确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使它经济上的要求在政治制度中得以体现。同样运用这一原理，可以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最终的历史命运——由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在1846年年底马克思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长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一定的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2）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照例也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形式上规定了所有政治主体的平等权利，但是以资本对劳动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内容的真实性虚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恩格斯也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重要的政治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服务于私有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平等和进步性之下必然隐藏着不真实的内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性质分析的一个总体的基本思路。

（3）从前几章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政府的分析与批判，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主要政治制度的透视。每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存在都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解释中，找到其深层的根源，找到这些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经济基础的依据。

由上面几点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的矛盾分析像一根主线贯穿其中。但是，这并不能由此得出经济决定论的结论，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到对议会、选举和政治制度的论述，也从另一方面分析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中是一种活的灵魂。正如恩格斯在许多书信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构造体系的方法，更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只是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因而它不能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8.）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体地、历史地把握，因为理论观点只有与这些观点所反映的事实和过程结合起来才能被正确理解，“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中的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另一种重要方法论即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7.）。这一批判是以一种以辩证否定为基本方法的建设性批判。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3.）马克思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衣，创建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并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使它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充分肯定了这个方法的制定及其应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对于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本人也做过解释：“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般的生产方式，只有特殊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因此，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阶段，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由否定到肯定，再到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过程。从前文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由量变到质变、各方政治博弈的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进步作用，而且他们对这种作用的认识和描述达到了他们同时代的理论家所不可比拟的高度。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从产生到实质到价值的全方位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种种局限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必然”，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规律；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揭示了实现这个规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他们在肯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进步性的同时指出了与其内容的虚假性，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体——资产阶级的在生产方式上的狭隘性，又找到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在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永远合理神话的同时揭示了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论也有着始终体现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也随时代发展而改变，对已有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着修正和补充。

就唯物史观来说，1890—1894年间，恩格斯针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和思想界出现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甚至加以歪曲的错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全面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做了重要补充。恩格斯坦言，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史观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他本人着重论述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也留下了隙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6.）恩格斯在这些通信中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此外，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合力论”和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社会发展“中轴线论”等，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与时俱进之处，还体现在他们对自己一些过时理论的自我批评。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此书最初于1845年出版，那时他才24岁。因此，此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对此，他一点也不打算抹去，仍然决定原封不动地重新献给读者。恩格斯坦诚地指出：“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9.）1895年3月，恩格斯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他承认，他和马克思等关于1848年革命期间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达到最终的奋斗目标，“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2～513.）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随着对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认识加深。恩格斯认为，自从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郑重地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要重视和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做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是工人阶级“最好的宣传手段”。恩格斯认为，“合法性”客观上对工人阶级政党是有利的。议会中的一个讲坛，可以比在集会、报刊上更有利于宣传工人政党的主张并让它广泛地深入群众。它是宣传、教育、启发、训练、组织群众，为未来革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斗争手段。作为唯物辩证法大师，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把它视为工人阶级政党唯一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提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都赞成无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打碎包括政体在内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历史表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过是使工人阶级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恩格斯晚年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观察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基础上，在这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可以借鉴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形式的卓越思想。1891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2.）他在1894年又一次重申：“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4.）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即凡是没有争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首先争取到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再改造民主共和国，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现成政治形式。虽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针对欧洲工人政党而言的，但包含着一个深刻哲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从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上说的，而在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历史的联系和继承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某些形式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一刀两断。

这里不用列出更多的例子就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过程中辩证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28～629.）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确实也包含一些已经为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东西。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成为放弃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政治理论观点和一些重要分析框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适当调整，就可以直接运用于对今天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永葆青春的方法论，只要认真把握和运用这个方法论，我们就能对不断变化的发展的政治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方法论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过程中，在具体方法（method）的层面上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不同研究方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不同的方法都突出体现了一个特点，这就是立足实践、与实践的结合。

运用理论分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主要表现在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来自于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理论，同时也运用了来自于费尔巴哈的唯物哲学理论。调查实证方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途径，他们调查工人阶级的状况，投身当时工人阶级运动，为了批判英国议会制度，马克思甚至亲自到议会去旁听。《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分析普鲁士国家的各种现实问题时，就经常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对国家与法的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中，马克思都是紧密结合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现实来进行的，将他对众多问题的研究集中起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对当时的整个普鲁士国家政治与法的各方面进行了一次实证解剖。马克思曾作为编辑向投稿者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2.）马克思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这种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在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体现，他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具体对象的具体分析之上的。另外，历史分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一个被忽视的环节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后，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详细的批判。当这一批判处于高潮之际，即1843年7—8月，马克思开始阅读大量的历史学著作和政治理论著作，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从这些内容来看，这五本笔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认真摘录分析研究了人类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从空间上说，涉及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等欧洲的主要国家以及美国；从时间上说，从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近2500年。马克思写下的“主题索引”表明他曾经专门对笔记进行过整理和思考。从时间上看，《克罗茨纳赫笔记》处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之中；而且从内容上看，它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相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批语直接被运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行文中，这些充分说明《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政治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一环。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演进过程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张一兵.青年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变与《克罗茨纳赫笔记》.求是学刊，1999（2）.）。

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践性。以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政治理论的形成为例，在没有转向唯物主义之前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理论的信奉者，其思想理论基础从整体上看是黑格尔主义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实际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来分析法律条文的实际社会生活内涵，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明察洞鉴，使实践不但成为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颠覆的动因，实证的方法转化为理论的分析；另一方面，实践奠定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思想基础，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方法论的要求，使马克思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是社会领域的经验知识，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一过程的主要方法则是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是实践使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理论假设，通过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从理论上得以证实，并得到了历史实践的验证，在这里不管是实证方法、理论方法还历史方法都是以实践为前提，并且通过实践把这各种研究方法交织在一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倾向是，比较侧重于研究其形成中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即侧重于研究理论知识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验知识对他们的政治理论形成的重大意义。

对于恩格斯来说，在1844年与马克思在第一次巴黎会面之前，从1839年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对德国资产阶级和僧侣、工人的极度贫困进行批判和揭露开始，恩格斯在旅居期间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为主题写下了如《各个政党的立场》、《伦敦来信》、《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状况。英国宪法》等多篇政论文章，和被列宁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些都渗透着恩格斯对政治现实的关注。

在转向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中，也更加自觉地表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9～420.）《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时代现实的变化，立足现实，在1872—1893年的不同时期发表了七个序言。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又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还特别说明：“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249.）《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以及在报纸上的一系列的政论文章，都以活生生的政治事例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深刻的针砭。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方法论归根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说，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他和马克思“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美国当代著名学者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说，马克思“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堪与柏拉图、弗洛伊德相媲美——就是一种能够深入那被埋藏的现实的研究方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分析的一种方式。同柏拉图的情况一样，而且也会再次同弗洛伊德的情况一样，马克思把见解和方法结合起来的做法，永远改变了人们后来理解现实的方式。”（［美］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易克信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1～3.）他还说：“正是马克思有幸创立了一种研究方法，使他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当然这也与他具有必要的天才相关。我们之所以向马克思求教，并非因为他一贯正确，而是因为不能回避他。凡是愿意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工作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就在眼前，因而对那些作为他的遗产的思想，必须要么表示赞成，要么加以反驳；要么发扬光大，要么全盘抛弃；要么详加说明，要么一笔带过。”

因此，只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理解成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新形式。我们正在建设着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方法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必须把握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努力达到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它的真理性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深入揭示国家现象的本质，阐述了人类国家发展的规律，实现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革命。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坚持只能是发展中的坚持，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必须是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并不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上，每一次的理论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新的探索，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还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都是在发展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的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都是在发展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没有发展的观念，而只是停留在前人的原有思想、观念上，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近期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止。

其次，必须立足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3.）邓小平早就说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活动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规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回答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中的问题。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实践的发展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否则很难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比如，在当前的政治理论中过度地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围绕这一观点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显然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阶级矛盾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已趋向缓和，国家阶级统治的职能已更多地让位于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国家。虽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国家，还有阶级统治的性质，但是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正在日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指出，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而列宁也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是正在消亡中的半国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那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将阶级国家观片面化、绝对化的理论，无法有效地解答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各种问题。“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不断地推进，现实产生的大量的政治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工作者去研究、去解决。我们必须围绕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应该能够有效地回答现实的政治问题，科学地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从理论上阐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条件、动力及其进程，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