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

第一节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政治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未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随着阶级、国家和法律的消亡，一切社会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和规章等都将失去政治性质，各种形态的政治制度也就不再存在了。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政治制度最基本的结论。

我们进一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政治制度在外观上虽然具有其本身存在和发展的绝对独立性，但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的独立性，政治制度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没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第二，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关系制度化的结果，旨在维护和巩固某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政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必须通过政治制度为依托来加以确认，政治权力的运行也必须依赖政治制度来实现。因此，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一种常见和现成的解释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依靠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才得以确立。这种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解释过度强调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得以清楚的解释，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澄清。比如，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推翻了封建政权，那么资产阶级又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什么要推翻封建制度？其力量能足以推翻封建政权吗？其过程又是如何？只有上述问题得到正确回答，才能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虽然政治制度比资本主义的存在要早得多，但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为现实是在资产阶级建立统治之后。这是因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而这个时候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制度而存在于一种异质的社会形态之下。

按照唯物史观，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根源于社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利用自由竞争、商品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法宝，登上了阶级统治的宝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由于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具有不相容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的同时，资产阶级也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它用议会制代替了君主制，以选举制度否定了世袭制，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并实行了两党或多党的政治竞争机制。因此，讨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就首先要明确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尽管这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但是我们有必要对此作简要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的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或详或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怎样孕育，资产阶级怎样一步步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权力，以致后来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推翻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建立自己的政权。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1.）“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和的最初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4.）。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最初的萌芽”，应理解为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封建庄园制度得以确立。庄园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后者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并且成为附属于庄园、没有自由的农奴。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模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农村覆盖着城市，以商业和贸易为主的城市也为封建贵族的城堡所取代。与此同时，国王以下的大小封建主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个人的依附和效忠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要连接纽带，而市场和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连接关系的功能被完全淹没。封建社会的等级制、身份制、不可转让的土地分封制，以及行会制度、商品与货币关系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这样，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抑制而发展缓慢，从事手工业的生产者与商人只能作为“第三等级”而存在。

到公元1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涌动复苏。到公元11世纪，商业与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业最先发达起来。意大利的商人重新打开了同东方的贸易，在西欧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商的桥梁；而佛兰德斯则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西欧各地之间贸易的中转站。正是在这两个地区，城市又开始重新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商品贸易的经常性的场地。以商人为首的城市居民以暴力反抗或金钱赎买的途径争取城市的自由；封建领主也出于经济利益的权衡，一般是以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而后者放弃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的方法达成妥协。这样，城市成了一个自治的、自由的世界，而包围着它的却是一整套以束缚个人自由为特征的封建体系，成为封建社会中体制外的一个权力中心，城市与农村开始分离，封建统治开始动摇。市场的需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生产。很快，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也加入到城市生活的行列之中，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他们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一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兴起，便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这一切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大背景下，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加速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欲破土而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进一步成长与发展进行了经典性的简明扼要的论述：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国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阶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8～29.）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主体的产生与发展的简约论述，体现了其唯物史观的理论，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也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如杜普莱西斯所言：“对卡尔·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强大的、充满活力的；这是一种最佳的生产形式；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任何形式。”（［英］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9.）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新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必然转化为其在政治上的诉求，“在发展的过程中，专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为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21.）在德国，“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气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4.）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才能更好地保险其经济利益，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难道在历史上可以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资产阶级在天赋国王存在的同时能够确立一种符合于它的物质利益的政治形式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26.）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要有新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随着资本力量的增强，拥有资本的新兴产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逐步代替了封建贵族而登上政治舞台。虽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和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后才得以确立，但是，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9.）“社会经济的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7.）

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充分的政治权力的这一过程。“凡是大工业代替手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售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会师傅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就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4～235.）

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的论述主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造成的必然性，然而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种必然性还有待于向可能性和现实性转化。那么这种向现实性转化的途径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还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对资产阶级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的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8.）

资产阶级革命最先于1640年在英国首先爆发。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欧洲许多国家相继掀起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法国、俄国、奥地利、德国等一些国家的专制在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工业必须打破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枷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恰好证明资产阶级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不是争得适合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制度，就是死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28.）但是，封建势力不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及其同盟军进行反复的旷日持久的较量，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王朝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还是最终取代了封建专制，专制王权随之消亡。例如，在法国，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君主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徘徊不定，直到结束拿破仑第三的君主统治后，才最终选择共和制，经历了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的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反复经历了共和、帝制、再共和、再帝制、再共和的演变，才将君主制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英国，英国革命从1640年开始，经过48年的反复，于1688年确立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势均力敌，两大阶级达成妥协，用君主立宪取代了君主专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曲折的历程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不同步性，也说明了尽管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地战胜封建主义，但政治制度的变革相对经济的变化更为复杂与艰难。

第二节 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政治博弈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深刻而具体的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一文中谈到议会和国王的冲突时，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实质说得很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旧的社会的相应的政治表现是天赋的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这一套旧政权机构的相应的社会基础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及其农奴和半农奴、小规模的宗法式或者在行会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彼此隔绝的等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尖锐对立，而首先是乡村对城市的统治。旧的政权机构——天赋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感到：一旦侵犯了旧的社会基础，即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贵族本身、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乡村居民的依附地位以及和这一切生活条件相联系的法律，如市政条例，刑事立法等等，客观存在自己的物质基础就会从它的脚下消失。而国民议会就是实行了这种侵犯。另一方面，这个旧社会感到：一旦国王、官僚和军队丧失了封建特权，政治权力就会从它手中滑掉。而国民议会就是想消灭这些特权。因此，军队、官僚和贵族联合起来唆使国王实行政变。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和封建官僚社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也允许别人推动他去实行政变，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是封建贵族的代表，正像国民议会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要求把官僚和军队，把这些过去商业和工业的统治者降低为商业和工业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交换的简单机构。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容忍农业受封建特权的限制，工业受官僚监护的限制。这是同它的自由竞争的生活原则相矛盾的。它不能容忍对外贸易的条件不受国民生产的利益的调节，而受宫廷对国际政策的考虑的调节。它必须使财政管理服从于生产和需要，可是，旧国家却必须使生产服从天赋国王的需要，使它成为给那些作为王权堡垒和王权社会支柱的人们缝缀补丁。正像现代工业实际上消灭了一切差异一样，现代社会必须消灭城乡之间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一切壁障。在这个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里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301～302.）这一大段话之所以值得我们引述，是因为它虽然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评论，但在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封建专制相比所具有的先进性，说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的必然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有两点容易被人忽视或遗忘：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中，作为斗争和博弈的主要的另一方的封建阶级其作用如何；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又是如何？只有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地全面把握和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产生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中，我们的注意力往往习惯性地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经济前提的论述上，关于政治前提的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把资本主义政治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而然的产物。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只专注于一个方面是不够的，这不仅无益于说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也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理论的误解。

西欧之所以发展起资本主义，除了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甚至直接扶植和推动。封建阶级的政治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有着一种双重性，一方面是封建阶级对日益强大的作为阶级异己力量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限制和镇压，而另一方面是封建阶级本身为了存在不得不妥协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资产阶级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尤其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关于封建专制政府扶植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政治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立法和政策的论述，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特点。这里我们简要地归纳为几点：（王加丰.资本主义起源及现代经济发展初期的政治前提问题——兼谈中西前工业社会的性质.史学理论研究，1998（2）.）

（1）封建阶级为了其阶级的经济利益使用强制手段，这在客观上促进与加快了商品流通。“君主专制需要货币形式的财富。……只有货币才能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君主专制力求使货币转化为一般的支付手段。这种转化，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流通，使产品低于产品价值进行流通，才能实现。对君主专制来说，把一切税收都变为货币税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0.）而采用的强制包括法律在内的一些手段的实行，在客观上给商品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2）封建统治阶级和政府强制破产农民服从雇佣劳动所需要的纪律。马克思在讲到16世纪的血腥立法时说，专制制度的“鞭打、烙印、酷刑”使被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劳动者“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须的纪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的封建政府“为了把丧失财产的人按照对资本有利的条件转变成工人，发生过国家强制，因为这些条件当时还没有通过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被强加给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54.）。这政府的措施虽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同时在瓦解着封建阶级自己存在的经济基础。

（3）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封建政府使用国债、保护关税等手段，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形成。“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它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9，261；国债制度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最为发达，但在16—18世纪的法国也有相当规模。）。“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在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4）封建政府进行商业战争和争夺殖民地，使自己国家的手工业品获得世界市场。“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8.）。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封建主义政府的殖民活动还有着颇多的论述。

（5）封建政府强化立法措施，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原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照顾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中——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3.）

（6）封建阶级或政府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放弃已经过时的城市特权，在民族的基础上求发展。马克思说道，“君主专制是一个烘炉”，这个烘炉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居民结合在一起，并对他们进行开导，“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62.）

马克思还讲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封建政府用国家权力限制生息资本、限制工人工资等。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论述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有利推进仍然是十分明确的。当然，专制君主对资本主义的扶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千方百计吸收国外人才、窃取外国先进生产技术等等。17世纪60年代，法国人暗中招募威尼斯制玻璃工匠并把他们偷运出威尼斯，靠这些工匠在巴黎建立起来的法国玻璃工业沉重地打击了威尼斯精心保持了几百年在这一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到1680年时，柯尔贝尔夸口说，法国玻璃工业每年使威尼斯减少了100万里佛尔的收入（Charles Woolsey Cole.Colbert and a Centuryof French Mercantilism.Vol.Ⅱ.New York.1939：314.）。16—18世纪期间，类似的史实很多。

以上讲的封建专制政府支持、扶植措施，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尽管手工工场可以出现得很早，但它只有与一定的政治条件相结合，即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与支持，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并由此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没有这一政治条件，资本主义是发展不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像在东方的中国一样——萌而不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更无从谈起。没有封建政府的积极参与，弱小的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15世纪就发起地理大发现运动，也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本身的发展大打折扣。

当然，马克思也说明了这不是封建阶级的故意地姑息养奸，也不是对资产阶级等闲视之、无所作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封建阶级自身的近视性，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有机体已经消逝。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发展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50.）。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是封建阶级出于对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的考虑，而另一方面，是面对来自资产阶级强大压力又不得已而为之，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封建政府对内统治国家和对外扩张的需要，使其入不敷出。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描写封建政府时说：“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的代议机关’（它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的法令中）这种普遍的要求做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统治下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6.）在说到普鲁士封建政府时说：“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4.）而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力量，政府在需要钱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迟早必然发生——不得不亲自找资产阶级要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1.）。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再一次说：“诚然，政府会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反抗，无情地解散了‘联合议会’，但是，缺少金钱和信贷归根到底必然要把它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21.）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风趣地说：“刺刀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43.）封建政府这些在经济方面的窘迫必然转化为政治让步，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在谈到这些让步时说：“这些让步究竟说明什么问题？这些让步说明：工业资产阶级，无论它在议院中的力量怎样微弱，仍然是时局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也好，只有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只要追溯一下1825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的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80.）这一方面是封建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使然，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阶级在历史必然性面前为了苟延残喘也煞费苦心，不甘心退出政治的历史舞台。

中世纪后期，对王权来说，城市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逐渐消失，但财政上的意义却越来越大。15世纪末，专制制度开始发展，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花费浩大，工商业方面的税收是政府绝不可能放弃的财源，专制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植也更为切实有力。各级封建主都把发展工商业当作自己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统治，维持日益发展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他们必须十分重视并发展工商业方面的收入。在他们眼中，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及早期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越来越能向他们提供更多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方式。

下面马克思讲的未受到我们重视的一段话，可用来理解封建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

“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适时地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产业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因此，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84.）

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政治条件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重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过渡“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84.），封建统治阶级有意和无意的政治条件便成为这种过渡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封建阶级本身也在必然地分化瓦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说：“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又说：“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21.）在英国，“‘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寻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91.）。在法国，“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5.）。

以上我们主要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和封建专制的在这一过程中的没落和妥协，然而，这并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在这过程中的另一面——反动性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这种两面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中就显得更为清晰。

第三节 无产阶级、农民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

恩格斯在1865年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一个小册子中明确地说：“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自己的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士兵，那它就应当或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结成同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赎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2～63.）这是恩格斯当时在谈到德国资产阶级时得出的结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同样也适合当时的其他国家。

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搏斗。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不但要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战斗，而且还要面对国外封建势力的进攻。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势力的弱小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必然要联合其他的反封建力量，那么资产阶级借助的力量只能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这支人数众多的队伍，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同资产阶级有着利益的一致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资产阶级平等的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6.）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也反对封建的专制制度，要求废除骑士领有制，确立土地私有权。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就说：“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马克思还说明了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共同的利益就有着共同行动，共同的利益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而工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及城乡间中产阶级的双向流动使得这种联盟日益紧密，这就决定了工人和农民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而且工人和农民的加入与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砝码。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作用有着非常客观和深刻的观点。

首先，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革命过程中发挥和显示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1873年在一篇名为《普鲁士“危机”》的政论中说：“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25.）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说：“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9.）恩格斯在《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一文中引证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靠工人们的鲜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3；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7）.）这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已深刻地认识到，作为革命主力军的人民群众推动了革命的深入和历史的前进，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首要功勋。

其次，工人阶级虽然有比资产阶级的先进性，但是其自身现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在她的童年期不管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与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相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说过：“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7.）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举了法国工人的例子：“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83.）

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当时作为阶级主体的意识还处于潜在的或模糊的状态，而且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行为的组织，如阶级的组织（政党、工会）还没有形成，因此工人阶级还缺乏作为先进阶级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恩格斯在这里没有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而用了“无财产的群众”字眼，其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

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思想方面，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以非凡的革命精神，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口号作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武器，无情地批判了神权、王权、特权、等级和人身依附等封建观念，批判了宗教、社会和国家制度，在欧洲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了人们的头脑，这为资本主义发展和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现实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权贵族、土地贵族和行会师傅的势力的削弱，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的结束，使人口密集，生产资料集中，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资本成为社会的决定力量。这也为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因此，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有着非常精彩的分析：“从1815年到1830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和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且同时是为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1830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了战斗。1831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战斗。从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领先，并且成为全民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49.）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也有着深刻认识，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欧洲大陆“从爱尔兰到西里亚，从安达西鲁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4.）。并且，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5.）。然而，农民阶级“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7.）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具有分散性和被动性的阶级局限，农民之间彼此间只存在一种地域的联系，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并没有使他们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8.）。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其革命性的一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明确指出，农民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作为小块土地占有者，它有保守的一面；而作为劳动者，它又有革命的一面。

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说：“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892年英文版导言》一文中讲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中的三次大决战时就说：“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力大军，可是农民这个阶级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反而免不了破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7.）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上的农民阶级一样，在推翻反动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农民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最后终不免要被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都没有组成政党，这也决定了他们只在革命中听命于他人，并且在胜利后被出卖。在革命中或革命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有的反遭破产和镇压。

在英国，从第一次内战结束到共和国建立，是由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英勇斗争推动了革命的不断前进和深入发展。然而，当一批贫无立锥之地的下层群众在伦敦附近的圣乔治山发动掘地运动时，却遭到共和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在法国，1794年通过“热月政变”建立的热月党政府废除了雅各宾派执行的一系列恐怖政策，但对1795年4月和5月巴黎爆发的“芽月起义”、“牧月起义”两次群众反饥饿抗争却进行了残酷镇压并将其组织者判处死刑。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士兵战时忍饥挨饿，奋力拼搏，战后回家则面临贫困窘迫的状况。为了生存，他们发起了从反抗中找活路的谢司起义。对此，邦联政府同样实施了严酷的军事镇压。马克思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从爱北斐特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19.）史实也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