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性问题

组织性与我们平常说的组织性纪律性也不是一个概念。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对它进行全面的理性分析。

应该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完全源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前面在一些地方已经略为提到过，或引用过一些观点。但是这里要说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或者说我们这整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卢卡奇的启发而开始的。因此，分析他的思想，要花一定的笔墨。

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36.htm>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科尔施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684.htm>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1863.htm>》,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卢卡奇一生经历坎坷，他的理论创作始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在这期间，他的理论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培育了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由此给他带来很高的国际性声誉，但他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过严厉的批判，他的理论也引起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在这期间，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执著于他所钟爱的哲学和人类理性事业，但也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或压力，而经常做一些发自内心的或违心的、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

卢卡奇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家庭里，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学学习期间，卢卡奇先后攻读法学、国民经济学、文学艺术和哲学，他于1906年在科罗茨瓦获法学博士学位，于1909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以及后来，特别在1912－1917年间，他先后几次在德国的柏林、海德堡等地攻读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影响了他一生的理论思索，因为在这期间，他直接接触了胡塞尔 <http://baike.baidu.com/view/9197.htm>、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等著名哲学家，特别是直接就教于著名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和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91.htm>成为同学和朋友。卢卡奇后来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等问题的理解都同这一时期所建立起的哲学理解框架密切相关。1918年以前，卢卡奇所写作和发表的著作基本上不属于哲学领域，主要集中于美学和文学批评，如19l0年的《心灵与形式》、1911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13年的《审美文化》、1916年的《小说理论》等。1918年以前的求学时期可以看作卢卡奇理论生涯的准备时期。

1919——1929年的十年是卢卡奇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时期，由于这十年卢卡奇主要在维也纳活动，因此也可以称作“维也纳时期”。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各国的无产阶级，匈牙利也于1918年10月暴发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卢卡奇于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并投身革命。1919年3月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卢卡奇出任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人民委员。同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革命宣告失败，卢卡奇同许多政治流亡者一样，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期间，卢卡奇曾主办和领导左派刊物《共产主义》，但是，对他而言，这一时期最大的事件是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问世。1923年，卢卡奇把过去几年写成的八篇文章结集，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题发表。卢卡奇在此书中以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主客体的统一等范畴所表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与信奉，成为一些理论家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经济决定论等错误倾向的重要理论立场。但同时，他也由此招致了许多批评，特别是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严厉批判和指责。而到了1928年，卢卡奇又因为“勃鲁姆纲领”而进一步遭到批评。当时，卢卡奇化名“勃鲁姆”（Blum）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一份新纲领，提出要建立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纲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斥责为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的纲领”。

1930——1945年是卢卡奇相对远离政治，在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潜心研究理论的时期，这一阶段卢卡奇总的思想倾向是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向回退，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因此往往被称作卢卡奇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或“苏联时期”。在这十几年间，卢卡奇除了于1932年前后曾一度到柏林研究文学与哲学外，其余时间均在莫斯科，他研读了马克思1844年写成的哲学经济学手稿，并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埋头著述。这期间，他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许多观点做了自我批评，从理论立场上更接近在共产国际中占主导地位、按斯大林理解所表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他还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存在主义等现代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这一时期卢卡奇的理论著述很多，主要有《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7466.htm>》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卡奇回到了匈牙利，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此后，直到1971年逝世，他一直留在匈牙利。这一时期，卢卡奇的理论生涯又同政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他热情投身于匈牙利的社会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并由此受到各种批评，例如，卢卡奇在1949年至1951年间，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后，都多次受到党内意识形态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htm>专家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并常常为各种政治争论和理论争论所环绕。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极大的勇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重新理解，又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不断对这一新理解做出各种修正和自我批评，而无论这一新理解还是后来的修正和自我批评都长时间地引起人们的争议。然而，尽管卢卡奇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不断做自我批评，尽管一些研究者试图以卢卡奇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来否定他早期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是真正确立卢卡奇在20世纪人类理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及新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正是《历史和阶级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有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我们这里只涉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重点是谈他突出整体性范畴的组织性问题。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内容就是“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他首先用列宁的话提示我们：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并在稍后的地方说道：“空想主义者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应该作为出发点的形势。他们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形势只看作一种事实，或至多是要求解决的问题，但未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既包含着解决办法，又包含着导致解决办法的途径。例如，‘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这里让我们看到，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与革命成熟所需要的组织性之间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主要依靠共产党的组织意识和组织手段。

如果领导者有了组织意识，那么，组织手段是顺理成章的。关键要从理论上搞清，组织性问题完全源于整体性方法。从根本上说，阶级意识正是组织性完成的标志。说得直白一点，每一个工人，不可能像革命导师们那样自觉做出符合自己历史使命又与当前任务相适应的价值选择。要有远大目标，要服从纪律，要懂得配合，要不遗余力，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等等。如果无产阶级个人，至少是共产党员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素养，献身事业而不是追随革命，那我们的阶级整体才可以说是形成了。如果认为组织就是下命令，发指示，那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总委员会，就是组织工作，但他们只是从理论上思想上给以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是超越一步的事他们从来不做。卢卡奇认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如果落到主体身上，那么就可以说，组织是主体的行动模式，它既是前边行动的轨迹，也作为后面行动的营盘。这里类似于生物学上的“自组织”理论，行动中的随机应变是经验的综合，在人这里更是组织意识的准备。

在认识论的角度，卢卡奇说；“一个任务总是起初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现，以后才以具体的形式得到实现。只有在这第二个阶段时，在有可能看到那个注定成为环境及其实现途径的具体总体时，问题的提法是否正确才有讨论的意义。”“只有当革命成为日常的问题时，革命组织的问题才会迫切要求进入群众及其理论家的意识。”很明显，组织工作和组织意识的形成绝不是无条件的，当事态的进展还没有到达比较明朗的地步，矛盾的暴露或发展还没有让人们认清事物趋向的时候，组织工作是无从下手的。这个时候，如果提出一些抽象的口号，对整个运动的进行是有障碍作用的。

在辩证的角度，卢卡奇指出：“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甚至‘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中选择了一颗闪光的钻石用在了刀刃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里正是一个既现实、政治性又强的案例。我们可以想见，既便是在自由竞争的背景下，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他们失业、就业的波动中，也会感到资本家联合的力量。就像自由市场上的行情是一个潜规则一样。劳动条件的情况，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旦工人提出要求，进行罢工，所有资本家就联合起来了，他们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完成这一统一意志的。工人的劳动力支出程度使他们的身体时刻处于“临战”状态，他们行动的迅速和排序的规整，都由平时机器强迫的原因，深深嵌入肌肉和神经。这是资本所需要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事业必备的条件。

但是，工人要真正组成为一个阶级，只有这些现成的机械的物质基础还是很不够，他们必须在意识中组织为一个集体，一个不受具体条件限制的、始终如一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个标准就是共产党的艰巨任务。

“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在整体性集体这个概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到达共产主义之前，最高的集体=阶级意识，献身精神就是它的最高表现。我们平时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侧面。

我们再看卢卡奇在发展过程的整体性问题上的观点：“只要人以直观的方式关注过去或将来，那末这过去和将来就会僵化成一个异在的存在，而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就会出现现在这个不可逾越的、‘有害的空间’。只有当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在现在中看出了那些他能用其辩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现在，作为生成的现在，才能成为他的现在。只有感到有责任并且愿意创造将来的人，才能看到现在的具体真理。正像黑格尔说的‘因为真理不能把客体看作是异在东西’。”我们通俗地来说，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就犯了这种破坏整体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不下几十遍地观看《南征北战》这部影片，它最大的教义就在于让我们掌握：大踏步地后退，是为了更大的进攻。不要怕打碎了眼前的坛坛罐罐，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当我们再次打回来的时候，现在的失去就要做重新估价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五年计划，十年规划，没有远景，不可能正确对待今天。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百姓这些朴实的格言，正说明了整体性与局部的关系，就看你能不能树立远大目标了。黑格尔还说过，脱离了身体的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也是这个道理。

这些日常的道理对于指导日常生活也就够了，但是在宏观政治生活当中，要真正认识到总体的存在和意义，不费一番功夫是很难成熟的。

我们再拿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来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一切文明社会中的任何国家都实际存在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社会层次或社会领域。而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像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却是一个被国内外一些人搅合搞得混乱不堪的话域。某‘权威’政治学工具书就片面地断言，意识形态的‘要害是为现状辩护，因此它是‘虚假意识’。基于这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前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在意识形态威信扫地的同时，意识形态也成为了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意识形态虚假论’，还有什么‘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论调，在学术界似乎越来越受‘追捧’，以至于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借以作为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私有化和‘民主宪政’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 我也看到很多地方提到“意识形态虚假性”这个说法，但愿他们是误会了，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说了不少“虚假性”这样的话，但是请搞清楚，那里说的虚假性，是指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假性，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本身是虚假的。它的内容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必须穿上“普遍性”的外衣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它宣传的思想不受狭隘眼界限制，就是“无需隐晦”的世界观价值观。这种思想穿不穿外衣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包含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没有必要搞虚假。

记得有句格言：没有什么比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中学习来得更快更有效了。现在就有一个非同小可的案例证明这一格言。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写了一部类似于回忆录和反思录的书——《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有学者以“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为题，对此书进行了分析评论。可供我们梳理问题。

在“意识形态的转向：改革失范的根源”这一节里，作者分析道：“自然地，每个社会都有且应有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集体的自我意识，它力求使人们认同现存的制度，从而实现社会整合。”“毛泽东的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很多当代西方学者同样看得一清二楚。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一跃成为当代‘显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就曾断言：‘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它）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比这说得更直白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多露骨的言词！我们只能无言，但还是想推断一下：如果列宁在世，如果有当代的列宁，事情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他的“公开性”“全人类价值第一”等等的说辞，淡化了执政党先前的各种提法。“‘国内生活中我们原来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文化变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为‘向世界文明’的回归！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生’。雷日科夫每每回忆至此胸中就充满了悲愤。”

“雷日科夫最后沉痛地总结道：‘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应该认识到，没有一个人会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外，你如果不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就会滑向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凡是讲什么“普适价值”“普适民主”之类的人，或者是以假象出现的意识形态进攻手段，或者是上当开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