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与开门之间

哲学的生存需要自由思想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价值观，非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声音和信息，我们如何处理？第一，就像毛泽东所说的“种牛痘”，当然，“牛痘”是需要制作的，它经过一系列医学程序才能进入健康人体。不是放病毒随便进来。这是思想领域的“自然法则”。当然，对于信仰坚定的人来说，并不需要种“牛痘”，就连相应的病毒也不怕，只是我们的民众是自发的思想者，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群体，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又一个处理原则。第二，诱导性或助消化性的开放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没有一种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凝聚力的支点，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就像苏联的解体，原因尽管是复杂的，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自己民族特有的信念和精神。曾有分析人士认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闹独立，所谓的“强迫婚姻”是根本源头。这就迫使我们继续往下想：如果一个在世界上曾经被推到“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发挥各民族本真的创造力，那么，历史的痕迹就会融汇到现实运动的洪流中，谁还会计较那不重要的曾经呢？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大人民群众热火朝天自强自立的社会主义主旋律，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灵魂，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包括自然灾害和经济运行障碍的致命根基。我们的舆论工具就是要保证向人民输送健康的思想食粮，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精神病毒，这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多多考虑。

全球化、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世界思潮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它带给人们文化观念上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又不能不想到，整个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主体地位的，他们长期以来生发的文化果实，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相反，以辩证的思维来对待，我们打开该打开的门，让这其中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成长的元素，在我们的主旋律中融合成更加丰富的政治营养，这是智慧的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还没有对外国有更多的了解，文化观念也还是比较保守的。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文化上的颠覆。许多青年人疯狂地喜欢黄家驹的歌，这不只是艺术上的崇拜，更是因为在比较了生存境况之后的心理跃动。港台同胞不是外国人，但却是比我们当时活得好得多的中国人。这让我们羡慕之余也产生自卑，一种产生强烈追求的心理落差成为创造力的情感准备。紧接而来的就是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有责任对此进行疏理与选择，使自己独有的文明大厦更丰满因而也更坚实。

从叔本华、尼采到弗洛伊德、罗素，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等，不但有系列介绍其思想的文本，还有对它们的研究与评价。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些西方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认为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比较与鉴别。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学，那么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将来产生的伟大思想发现，都是与之有关系的。但是，因为角度不同、所服务的目标不同、具体环境的差异，以及个人倾向的区别，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思想各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逻辑根据，这个工作做好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比如存在主义，这个派别的思想不但在学术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作为学派的集中代表萨特的离世，在中国大学生当中掀起了存在主义的热潮。甚至有人读《存在与虚无》读到迷信的程度，最后以自杀来体悟所谓的“孤独、烦恼、痛苦、畏惧、绝望、死亡”的全过程。且不说对存在主义的理解是否片面，既便是你拿出了其中的一个合理因子，我们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作比较。在马克思这里，生活的实践本质就在于对非生存的超越。如果把非生存因素单独拿出来进行放大性展示，人性中脆弱的一面会让我们熬不过一天。但是在它产生的那个地方和具体的历史阶段，肯定是有存在基础的。人们不多不少恰恰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储存装置。不但劳苦大众在低水平的宗教精神层面产生得救的幻影，就是有产阶级的社会上层也开辟了一种别样的灵魂寓所。然而，马克思主义主张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它不是给人的存在找理由，而是找出路。如果你愿意选择前者，那么，阻止你活下去的东西将比比皆是，最终使你“逃避自由”！

本来，萨特也曾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尽管后来退出，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却始终抱着尊敬和热情。他个人的遭遇、他的监狱生涯和几近失明的身体状况，形成了他特有的个性与表达风格。在其他一些思想家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不同的成长轨迹，从而较为客观地理解他们所持观点的意义，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生的丰富性得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把握。

第二个角度是吸收与批判。吸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印证，批判就是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

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中，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这两种过分强调一个极端的两派理论的综合和超越。而更加现实和具体地阐述这个观点的，正是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所做的工作。从这一点，我们更应该知道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它们在研究人类认识过程的环节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因为前者正是经验论的极端表现，后者正是唯理论的极端表现。另外，还要看到，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高层次的专业教学方面，现象学从来都被当作进攻的难点和重点的。所谓现象学，比如超人哲学、权力意志、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等等，都是在人的感性经验与现实状态上，对“此在”和“境遇”进行了无以附加的描述与分析。这种人本学旨趣，不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比如关于异化、自由、解放、发展的论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思考和研究问题不可脱离的中心。不管高科技还是高雅艺术，不管是军事现代化还是国际联盟，也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发展战略，是收紧还是放宽，加速还是稳定，这一切的一切，其归宿点永远是——民生。

所谓批判，并不是绝对地抛弃与打倒，而是在角度、方法、起点和落点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转换。就像康德研究得出了“二律背反”，到黑格尔那里恰恰构成了辩证矛盾。由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都是从混沌开始，到思维中的具体结束。没有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没有劳动创造价值这个总的基础，没有把人的生命与价值这个概念结合起来，就不会有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就好像没有《贫困的哲学》就不会有《哲学的贫困》一样，马克思所做的分析批判工作，我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大厦中都能够类似地进行一次，这种思维旅程是一种幸福的训练，而且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也是必须的训练。

每当我们在课堂上分析黑格尔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接着与马克思的另一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进行逻辑对比与分析时，都能感受到学生们初次被马克思哲学思维所打动的快乐，还能体会到师生互动的感人场景。

以上是我们在哲学方面，向西方历史谨慎打开方便之门的有关思考。另外，还不得不在表达方式上打开另一扇门，那就是如有的学者所说：哲学的一半是逻辑，另一半是诗。

现在我们一概的学术操作都秉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所谓的规范、专业、进而深奥、自恋，最终是只有少数人能看懂。我说的这个少数人，并不是在一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群中，只选择那些专业人士，而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也只有少数人有时间和精力（多半也是有职责）来进行“内部”对话。什么“旨趣、维度、观照”，什么“裂解、解构、元叙事”，好像目前我们的文字库和大辞典已经不够用来进行公共交流了。那么我要奉劝大家，向毛泽东学习。他的“两论”，在原理方面，肯定没有独立的必要，但为什么多年来仍然成为我们学习的经典？关键在于中国人生存语境下的表述方式是我们最能接受的。

基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我们很容易读懂下面的文字：

在《春桃》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五十多岁的春桃是因为家庭关系被迫嫁到这个村的。近三十年了，她的生活和周围的农家妇女也没有多少区别，侍弄耕地和做家务，也不需要太大的知识含量。尽管是在动乱年代读的中学，初中高中之间也没什么界限，更不需要考试和择校，甚至没等到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成为家庭中的一个“整劳力”，紧接着升级为“结婚”，倒也算得上农村的知识阶层了。既便有这种身份上的隐性区别，在完全没有文化的女性群体中，她被“评”为“不太盯个”的婆娘，但生活水平也没有差到哪里去。生活中，她总是在向那些能干的女性看齐，努力学她们的持家本领和在人中周旋的技巧。可冥冥之中总有一种力量是向相反的方向使劲的。她越是努力做，就越是感到接近于对现实生活的逃离，这样茫然地过着，预料不出以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更差。

今天上午的一幕让春桃彻底乱了心绪，妇联主任带着市委书记一行人到家中访问，就那么十几分钟，她却感到过了若干年。市委书记那只宽大厚重的手，在握住自己多年操劳而萎顿荒迷的手时，她下意识地将另一只同样荒乱的手也握了上去。生活中的询问和对答她都不太记得了，她只记得市委书记那浑厚的男中音。一天来，在她心里生长着一种支持和依赖，一种希望和兴奋。自己男人那双时而蛮横时而可怜的眼神越来越远，甚至自己第一个生的男孩没活几天就夭折了，女儿几近私奔地远嫁他方，这些说不上是悲剧还是磨难的影子也抵不过眼前的精神跃动。她没有真正地谈过恋爱，也没有对任何男人发生过好感，可今天不同了，有一种声音向她召唤：你要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现在的努力要着重解决好方向的选择问题。

以上的描述算不算哲学呢？照常规的看法一定算不上。但我们是不是读过之后有一种“等待戈多”的意味呢？

本章就要结束了，许多还有待延伸的话题将在后面更合适的章节里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