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性“三分”的弊端

（一）目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出现了否定的趋势。这一结果，除了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现象为因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领域、高等教育在理论结构上的硬性划分。在哲学领域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经济学领域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后者，让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其他学说并立的一家之言，已经很顽固了。本来，西方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辅助内容，为的是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经济理论，而这样的经济理论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还有什么意义呢？可现在的情况是，学习了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忘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甚至有人可耻地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流氓理论。用“财富”这个概念来代替价值这个概念，用高科技成就来抵消剩余价值论，以资源的稀缺性来建立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从而否定“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理论等等。

据了解，在美国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学生们也学习《资本论》，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经济学的一个派别，那我们学习马克思和西方人学习马克思就没有区别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能更改，但是在它们面前，我们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如若不然，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让我头脑中闪现一个强烈的信号：消极地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可以说是矫枉过正。随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出版也就会有“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思想”，进而也就有“走下神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里的“走下”也只是说恢复本来面目，而不是降低政治地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与机械地分割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1975年，国家搞了个“马恩列斯”三十三条语录，尽管分别来看，它们都是经典论断，是就某个方面的真理性认识所进行的选择，但是学习是为了运用，运用理论时就一定是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条件下对现实工作的理性把握。而所谓语录，就是将上下文以及背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都做了舍弃，不同的主体对这种挑出来的片断自然也会有偏执型的理解，叫作为我所用。这正像《毛主席语录》的效果是一样的，难怪武斗的两派会各拿一本语录，让毛泽东来对付毛泽东。推想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也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误解问题。一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作“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马克思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认为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呢，或者具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剥削的任何属性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分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不可能是资产者或其他剥削者的权利。而正因为它既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也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社会负担。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避免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但毛泽东却指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这里，他虽然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是他却忽视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这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这种误解还引申出两点，一是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看作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二是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动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

毛泽东对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的误解，也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列宁在1920年四、五月间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已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列宁在这里所讲的“小生产”，就是指的小商品生产。他在该书第五章讲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时，提出要改造小生产，就明确指的是“小商品生产”。列宁讲这段话的背景是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工农政权还很不巩固。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地主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疯狂的战争和破坏，而且由于经济崩溃，连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如面包、油脂、肉类、衣服、食盐等都极其缺乏，因而，投机活动异常猖狂。1918年至1919年，城市居民各种粮食的供应，国家分配的只占40%多，大部分来源于投机商贩。争夺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是苏维埃国家同富农、投机商贩斗争的主要内容，耗费了布尔什维克党很大的精力。对这种投机行为，列宁非常生气。他愤怒地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俄国的重量单位。1普特=16．38公斤）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把列宁讲的这段话，同前面所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小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是有条件的。

列宁讲的这两段话，都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概括的角度讲的，主要是对十月革命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俄国的小生产的分析；他也不是指小生产的全体，而是指其中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原来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了，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已组织成了新型的集体经济，百分之九十几的城乡个体劳动者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毛泽东在谈到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引用了列宁关于小生产的那段话，并且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要不要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要不要克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而是究竟把什么当作了“小生产”，又把什么当作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目标不明、界限不清的状况下，制定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在实践中犯了“左”倾错误。

如果我党在当时对《哥达纲领批判》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对列宁关于小生产的理论的背景加以全面地考察，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这类低级的错误肯定是能够避免的。

（三）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去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决定了它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也许和消极地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关，有些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这种特征持否定或至少是淡化态度。不懂得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会有真空，你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非社会主义或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有政治上的糊涂虫才“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面，有人为了满足学生的“自发心理”和幼稚的好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看作是一家之言。而对剩余价值理论更是不予讲授，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说它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被选择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我们要承认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但首先要承认它的阶级性。当然，在学术理论上它一定会出现在不同的学科当中，但那是马克思的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像毛泽东思想并不等于《毛泽东选集》一样。不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信仰，而把它降低为一种思想流派，这正是那些搞“普适价值”的人所求之不得的。

（四）综合判断能力缺失的个例。请看一段描述：“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教授用枯燥的语言，讲述着枯燥的课程，每一种空洞的教条，要重复讲十几分钟。‘所谓直接推理，是这样的一类推理，特点有这样一些。特点有这样一些，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这样的一类推理，就是直接推理。我们的形式逻辑，对于直接推理，所要研究的就是，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我们能够懂得，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请不要把理智嘲弄，最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引自周国平自传《岁月与性情》。一提到周国平，大家无人不晓，此人被称为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想不管是谁，都会对他这段话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在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形式逻辑》是一门传统的古老的学科，它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经历代演化至今。它是当下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内容，是人类思维训练的最直接的工具。我们可以想见，关于直接推理的内容一定是：所谓直接推理就是从一个判断为前提出发，根据其逻辑性质，直接得出结论的推理。而间接推理比如三段论就一定是两个判断为前提，然后得结论。不管谁讲，说不说废话，结果不会有差别。我们都是读过哲学课的，知道《形式逻辑》课对辩证思维训练的作用，你即使不听课，也不能嘲笑这门学问。接下来就会进一步看出无视科学法则的后果。

还是这本自传，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时候，有这样的描述：“我最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课上，我成了抽象人性论的激烈辩护者。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只存在阶级性。我从逻辑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人类怎么还成其为一个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哲学教员据此推论说，爱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感情，除去了阶级内容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也从逻辑上反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打？”先回答“往哪打”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阁下的逻辑吗？毛泽东说“打上阶级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人的多方面的感情都要反映出阶级性这个根本属性。打上烙印只是一个比喻，它并不是说用阶级性来代替一切感情。按照周学者的思路，阶级性还是一种人的感情以外的一种感情，它要以人的感情为实体，是后加在其上的东西。就好比“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有“我是中国劳动群众中的一员”，这必须思考两次。这在逻辑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

再说“人类”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事物的质是有多面性的，比如水，在物理质上，它分为气态、液态和固态，每一种存在状态都是不同的物理质；但是它的化学质则只能是H2O。人的本质也是一样，作为类本质，它有和一般动物相区别的特征——能够制造使用工具，有语言能思维的高等动物。但如果是讲人的社会本质，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这些关系当中，经济关系又是最核心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人们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它主要体现在差别上，即占有还是不占有；占有的多还是少。这就是阶级的内涵，也是任何人生存的基本平台。人的爱情、人的尊严、人的审美、人的信仰等等的精神表现，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平台。阶级关系是人不可选择的，而阶级立场却可以选择，但不管是听其自然还是背叛家庭，都不可能作为超阶级的人存在。什么是抽象的人性呢？那就是人的类本质，是人对自然的能动性，是自我意识，是群体性，而这些东西在阶级社会是与阶级性分不开的，当阶级消亡之后它们仍然存在。但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社会本质，必然还会以新的形态来表现，而不是只剩下了人的类本质。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能不能说服周学者。